新闻源：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芬小学有老师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涉事老师称，该校有一项争优创先的学生评比活动，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她给学生盖有红、蓝两种章，考虑到印章盖在本子上无法消去，就想盖在身上以示奖惩分明，特别是督促表现不佳的孩子努力表现，争取少得蓝章，多得红章。(今日本报B16版)

　　从“绿领巾”、“红校服”到“三色作业本”，再到“蓝印章”，耻辱性的标志从身上、脖子上盖到了脸上。在对学生的侮辱手段越来越甚嚣尘上、推陈出新的同时，只能是标志着某些教育者的耻感越来越沦丧，是非之心越来越模糊，基本的文明素养几乎处于令人震惊的无知状态。学生在受辱，教育在丢人。

　　将显明的侮辱性标志随身佩戴或者印在脸上、身上，其负面意义其实毋庸赘言。这在人类历史上主要曾经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刑罚。在中国古代叫做“黥”或“烙”，在犯人的脸上、身上刺字或烙印标志，这作为一种人格侮辱的手段，即便在现代法律文明中都早已受到批判，被弃置不用，却用在对小学生的教育上，这不仅是教育的一种倒退，而是教育者走向反文明的可怕景观。还有一个是体现“人”与“非人”的区别。奴隶社会在奴隶的脸上、脖子上或身上烙印，就是为奴隶打上非人的标志，同时说明其主人对奴隶的财产所有权，奴隶如果逃亡，任何“自由人”都有权力而且有义务将其羁押并“物”归原主。从西方的中世纪一直到纳粹，都曾经无数次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的“大卫星”，这是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证据。如果教育者竟然在自己的学生脸上这样做，这不是教育的倒退，根本就是教育的异化，是教育的非人化——教育走向了教育的反面。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教育，就真不如不接受教育——这个道理可以套用莫那鲁道的话说：如果你的教育是要我们蒙羞受辱，那我宁愿坚守自己野蛮的人格。

　　应该说，这样极端的事件在教育领域应该还是少数，但已经并非个案。特别是在“绿领巾”“红校服”已经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时候，类似事件还一再出现，在网络发达、信息传播无孔不入的今天，个别人作为教师，竟然还如此颟顸蒙昧，实在是令人费解。如果这些教师根本不知道“绿领巾”、“红校服”或“三色作业本”之类的事件，从而没有对自己的教育工作产生过任何警戒作用，只能说明某些教育工作者不要说专业学习，就是基本生活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做教师实在是不合格；如果他们曾经通过网络或其他信息渠道了解过之类的事件，还不仅一意孤行，甚至在非人的教学和教育手段上“推陈出新”，那不用说做教师，就是做人也需要重新回炉了。说到“回炉”，到哪里回炉呢？我们在批评目前教育的种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忘了，所有教师也是被现在的教育模式教育出来的。能在折磨学生上充满“奇思妙想”，不断“比学赶超”，只能说明师范教育本身的失范，说明他们曾经接受的教育，在人格培养、职业素养、文明观念等各个方面的缺失。作为一个教育者，他们伤害了学生；作为一个人，他们也是受害者——那个印在学生脸上的蓝印章，也烙在他们的灵魂上。前者需要抚慰，而后者更需要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