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琼瑶回大陆时，《中国妇女报》记者高博燕、赵世民于1988年4月11日在北京建国饭店琼瑶下榻处采访了琼瑶，下面就是这次采访中琼瑶谈自己的创作和谈女性的对话。

　　记者问：“您写了四十多部长篇小说，经济效益是否是您的目的？”

　　琼瑶回答道：“最初我的一些作品是为稿费而写的。因为我要靠它来生活。后来经济不是问题了，但在台湾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你说：‘属于你的，就要得到，不要放弃你应有的权利。’”

　　记者问：“开始读您的《窗外》和《我是一片云》，很喜欢，可再读其他的，感受似乎都差不多了。”

　　琼瑶感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味。在台湾有人批评我，说我的作品总是一个风格，没有突破自我。我说你不必到四川馆子去吃北京菜。我可能是一道川菜，你要觉得可口，就吃，不喜欢，可以上别的馆子。台湾的杂志多，作家也多嘛。在以后的写作中，我还要保持这样的味，这是人的个性。”

　　记者问：“您一定了解大陆的琼瑶热吧。有人说：‘琼瑶的小说是恋爱教课书。’有的说：‘琼瑶给我的心提供了纯净的栖居地。’特别是有的中学生读了您的书茶饭不思，功课无心，整天躲在幻想中，您是否考虑到您的作品的社会影响？”

　　琼瑶回答道：“作家有写作的自由，读者读书也有选择的自由。我是写我的情。不一定只写男女之情，也写父子、手足、朋友之间的感情；我也不只写爱也写恨。至于我的书给人带来狂热的幻想，那是因为读者也有情，也有我的这样的心态。其实战争与和平》也给人带来幻想，《西游记》更令人想入非非，只是幻想的指向不同，除非你的书没有深度，没有人情味。”

　　琼瑶又说道：“我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刻意的追求和预期的目的。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必须通过自己这一关，而这可能比任何人对我的要求都严格。我喜欢中国的古代文化，我是在唐诗中长大的，我写书常借鉴诗词的形式和意境，常常不露痕迹地把中国‘根’的东西，借现代语言传达出来。我的作品没有色情和暴力，而是写人类的爱，这怎么会给人们带来伤害呢？”

　　记者问：“您是一个女人，一个作家，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这么多社会角色，是怎么承担的呢？”

　　琼瑶道：“二十多年前，台湾评选‘十大杰出女青年’。当时我二十多岁，有人让我参加，我不肯，因为“杰出’的定义很难下。在台湾，女性大多是崇尚传统美德的，一个女人不但要在社会上做事，还要把家庭弄得很好，但这二者非常抵触。如果要兼顾，通常是放弃事业。因为上帝创造了两性之间的不同，从生理上讲男性高大，健壮，是支柱，女性能够成为附属品，也不错，只要她甘于附属。那么打仗呀，冲锋陷阵，男人去做。女人本身就很娇弱，男人觉得有保护你的快乐，你何不享受被保护的快乐呢？”

　　琼瑶继续说：“我的小说中多是极端个性的女人，一方面非常倔犟，一方面又非常脆弱，这也是我的一种心态。女人作为女人必须独立的时候，要有独立精神，但当有人保护你，爱你的时候，要放弃自己的独立，肯于牺牲，因为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我很早就有一个孩子，他今年26岁了。我当时就知道，男女不会平等，因为女人要生孩子，带孩子，为了孩子甚至可以放弃工作。这种感情男人也有，但不会像女人这么强烈，母亲哺育孩子是本能，不是义务或责任，无法选择。

　　“我觉得真正做到男女绝对平等，女人是不会幸福的，除非上天调整，男孩归男人生，女孩归女人生，夫妇商量好，想生什么谁就辛苦。”

　　记者问：“那么您怎样看待女性的自由呢？”

　　琼瑶回答道：“我觉得女性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选择的是顺其自然，像河水那样自由地流淌d可河流常常有冲击，遇到石块和急弯，一定会溅起浪花，这个浪花也是自然，你见过浪花的河流吗？我是一条会溅起浪花的河流。

　　“我有孩子后，还想写作，这样和第一任丈夫发生了冲突，和他离了婚，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不会说‘唉呀，算了吧？’我会说：‘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战吧’！我仍在追求自己的事业。我现在的丈夫平鑫涛是个出版家，我们的合作实在是太好了，我写书，他出书，他不仅是我的经纪人，保护人，更是我的读者。我成了他的太太，好幸福呀，因为他理解我对生活的自由选择。”

　　记者问平鑫涛的出版社出三毛的作品，是否对琼瑶有冲击时,琼瑶回答道：不，我是三毛的朋友，虽然我们的作品风格不一样，在台湾也有文人相轻的习气，我俩之间不存在。这次回大陆，我邀请她：‘一块去吧！’她想了想：‘不，我们的方式会不一样！’她说得对，我要走进都市，找一个好饭店，生活得舒服，才能玩得好。三毛就不了，她背个布袋，可能就浪迹荒原了。我说：‘好，各走各的，回来我们交流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