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颐武

　　上面写的这个题目是我从一位苏联批评家那里“完全照搬”来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看过苏联批评家里夫希茨的一部论文集。这位里夫希茨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名家，以史料丰富著名。但这部论文集中收的却是他纵论世界文化发展的理论性文章，视点非常高。其中就有一篇《世纪的风》，文笔慷慨，思路非常宏阔。他讨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的竞争中，资本主义由于没有社会理想，也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根本矛盾，最终只有失败一途。而社会主义在未来世纪的胜利是可以预见的。里夫希茨旁征博引，也引证了许多西方的文化资源，论证非常有力。当时我正沉醉在自由派的想法中，对于他的结论未必信服，但却非常仰慕他雄辩，认为他大大不同于中国那些总是老一套，道理讲得非常沉闷的“左派”。他当时说世纪的风是向着东方的，社会主义必胜的前途是不可阻挡的。我同时觉得这个世纪的风的比喻充满了诗意，世纪的风是历史的路向。

　　新的世纪今天真的来了，但世纪的风却是向反方向吹的，而且吹得如此狂野，如此猛烈，似乎不可阻挡。当年里夫希茨的苏联已经瓦解，左翼的乌托邦似乎也看不到什么新的前景，一个世纪的纷争似乎是以里夫希茨的预言的反面而告结束的。世纪的风无情地毁灭了二十世纪的浪漫的梦想，也毁坏了那些有关“革命”的伟大的传奇。革命的梦想，一种改造世界的新的希望，一种我们曾经在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或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的那种情怀和生活，好像真的近在咫尺，几乎就唾手可得了，但最后却又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遥不可及。革命力图用集体的共同奋斗改造和超越那种资本主义的个人性的文化，这种努力并没有结出丰美的果实。而社会主义和革命却被无情地抛弃了，在资本主义宣告“历史的终结”，现存的秩序是人类最光辉的典范的时候，而许多昔日的革命者也站出来忏悔自己过去的幼稚和莽撞，或者干脆把自己的过去说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的时候，稍稍为革命辩护都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有些人不得不把革命说成是为了实现西方式生活的准备。世俗而欢乐的中产阶级生活，新经济带来的神奇的机会，到处流动游走的宏大的资本构成的世界掩盖了那无助和无望的一切。爱森斯坦和戈达尔的电影败在了好莱坞的手下，而保尔.柯察金的豪情却已经被比尔-盖茨的机敏所取代(最讽刺的是北京出现的第一个虚拟节目主持人名叫比尔-邓)。革命的理想里的光芒和诗意最终从两个方面被打败了。一方面，革命创造的社会没有出现日常生活的巨大改善，尽管革命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用理想的“激情”代替日常生活的“丰裕”的幻想被无情地粉碎 了。从那些在资本主义的“丰裕”神话面前被震撼得几乎丧失了任何信心的人们，从那些正当的欲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们的愤懑中，从革命的那些极端的例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革命的异常真实和具体的局限。革命改造了一切，却没有实现那种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欲望的满足。也没有找到替代资本主义“发展”神话的另类途径。另一方面，革命没有创造出真正有吸引力的话语，没有在对于“合法性”的争夺之中获胜，反而被它在诞生时出现的“血和污秽”所淹没了。革命有关集体性，有关真正解放的承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反而在有关“古拉格”以及人权的种种批判和指责中陷入了困境。革命本身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而革命却没有找到方法去说服大众，反而让它的对手找到了攻击它的最软的那根肋骨。世纪的风就这样向反面吹过去了。

　　但革命的困境并不意味着目前的一切天然合理，如果这样的资本主义就是我们的理想，或者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唯一的具有生命力的秩序，也同样非常荒谬。如果我们看到世纪的风这么强烈就放弃独立思考也同样没有道理。在《公共文化》2000年第2期是一个思考“千禧资本主义”的专号，其中由简.康姆若夫和约翰.康姆若夫合写的《千禧资本主义-对于再度降临的初次思考》一文，就提供了对于今天的新资本主义的精彩的分析。他们分析冷战后新世界秩序的全球化的状况，他们发现宏大的金融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到处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而无数投机的法门造就了那种以消费为中心的依赖偶然性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这是一种“博彩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其实现在横行世界各国的那种有巨额奖金的游戏电视节目就是当下资本主义之下对于偶然性的膜拜的表征。他们提到这些东西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产物。他们感慨这个时代的两面性：“它在全球层面上生产欲望和期待，却仍然降低了工作的确定性和人的安全感；扩大了阶级差异却去削平阶级意识，在一切之上，贡献了巨额的、几乎是瞬间的财富给那些掌握了它的诡异的技术的人，同时也威胁那些没有掌握这些奥妙的人的生存。”

　　世纪的风把我们带到这里，它是归宿，还是新的起点呢？我们还有另类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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