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们如何和乡亲们打交道？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最不习惯乡村缓慢的生活节奏，“慢慢来”，成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词。所有程序必须遵循礼貌的原则。譬如，你只想问路，而对方会说：“等会儿，喝口茶。”总之，大家应当先认识，了解，直到建立起一种友好的感情才能入正题。于是，我们学着先问：“你地里种的是什么？”再问“这玉米长得怎么样？”接着说：“这玉米卖吗？多少钱一斤？”一来二去熟了，你就可以问：“这附近有旅店吗？”如果没有，就等着对方热情地喊：“来来，在我家里住一晚吧！”

　　记者：你们付房费吗？

　　李爱德、马普安：当然，我们每次都给，但对方从来不收。我们只有学老红军，偷偷把钱塞在枕头下面。只有一次在临走前给人家发现了，硬把钱退给了我们。

　　记者：能说一下你们在野外生活的情况吗？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在野外搭帐篷的时间约占1/10，有时一座大山需要两三天才能翻过，譬如夹金山就用了两天一晚。我们用小煤气罐煮米饭，山上有足够的水。在野外可以吃干粮，印度咖哩蔬菜罐头，加了水就会发起来。我们时刻准备“救生粮”，所以从未饿过肚子。我们往往就地采购吃的，有方便面，面包，饼干，还有豆腐干等。

　　记者：野外的环境怎么样？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带的净水器没怎么用，因为山间的溪流和瀑布都很干净。但镇上非常脏。河里满是垃圾，人们缺乏环保意识。我们每次翻山越岭，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垃圾袋，收集好所有废物。而到了镇上，问人们垃圾筒在那儿？令人惊愕的是，对方往河一指。有时别人答应帮我们扔，谁知还是丢进河里。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遍是一次性泡沫塑料盒，风一吹过，纷纷扬起。

　　挨村问红军，一程寻访收获多

　　记者：你们如何寻访老红军的？

　　李爱德、马普安：每到一处，我们都问：“这儿有人看过红军，参加过长征吗？”村民们就为我们领路。村里人都为这段历史感到骄傲，连孩子都会说：“瞧，这条就是红军走过的路！”对了，孩子容易交流，觉察力强，更感性，而且比父母受过更多的教育。所以，孩子是我们这一路最好的向导和翻译。

　　记者：你们又如何采访老红军呢？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坐下来，问完问题，就认真倾听。老人们一旦发现我们真的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就会充满激情地讲起当年的故事。我想正是我们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所以我们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蕴藏深厚感情的资料。我们必须亲走这条路，沿途拜访，这样的收获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电视摄影队无法比拟的。

　　也许我们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赢得村民的信任。我们是外国人，而他们心中或许还存在着对当年苏联共产国际专家的敬重之情。

　　记者：能具体谈谈采访的情景吗？

　　马普安：我们每次采访老红军，半个村的人都会挤来。少说也有一百人。

　　李爱德：哪里，只有二十多人。

　　马普安：是吗？至少有五十人。”

　　李爱德：不，二十多人。

　　马普安：呵呵，无论如何，这屋子是挤满了，可热闹了。女人抱着孩子，只听到孩子大哭，大人高声聊天，还有好心人不时想当翻译，怕我们听不懂老人说话，这反而使进程变慢。我们在最里面，外面就这么热热闹闹几圈围着。

　　李爱德：最理想的状态是只有我们和老红军三人，但往往不可能。人太多了，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

　　记者：会有一些交流障碍吗？

　　马普安：有些老人耳背了，只能听懂自己家人说话，于是就需要一个家人做翻译。

　　李爱德：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贵州南部的小村，采访一个家里住过红军的八十岁老婆婆，那时我们有两个翻译。先由老奶奶用传统苗话说出来，再由女儿翻译成现代苗话，最后由孙女儿翻译成普通话。

　　马普安：还要由我们翻译成英文呢，最后出书时还原成中文。

　　记者：老人们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李爱德、马普安：他们的回忆就像一个钟，我们的问题就像发条，稍微拧动两下，记忆的时钟就能走起来。我们最深的遗憾就是不能拥有更多的时间。

　　记者：这次长途采访的亮点是什么？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全程采访了11位老红军和107位长征见证人。有些老红军受伤留下，就在当地娶妻生子。我们还发现了69岁的熊化芝老人，她很可能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出生的女儿。这是当地一个历史学家发现的，他认识这家人，并结合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做这个判断。这里面存在太多巧合了，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收养背景。2001年熊化芝老人知道这个推测时，立刻进了医院，震惊太大了。她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希望她在去世前能获得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