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便是我们--黄河这样的河泛文明育化出来的--文明形式，而孔子则是一个最早认识到这一真理的人。为此，他创造了“仁”的思想，仁是“人”的核，也是家庭的核，家庭又成为社会的核，社会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就能够应付：防患于未然的治水；水灾后的赈灾；丰年后粮食的积存；利用家族的祠堂来作为组织人力的基层单位等等。所以，一个家庭的十字只是一个小的十字，但是所有的家庭都上上下下连在了一起，就会成为一张社会的大网。这个以仁为核心的网，就是人类的理想国。因此，不是我们中国的祖先不需要上帝，而是上帝保佑不了我们。一个“天上的父”保护不了灾难频繁的中国百姓。这便是我们独特的“河泛文明”。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为什么还要称黄河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甚至“母亲之河”呢？这正是我们民族在仁的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的一种境界--这河给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陶冶了我们的精神，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中国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忍、韧”：水来了，逃避；水走了，继续播种，反反覆覆坚韧不拔，而这忍韧来自于孔子的“悦乐、不愠”的君子文化模式。(“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世界上有着同样自然环境的国家不独是中国，但是象我们这样吃苦耐劳、具有“忍韧”素质的民族却不可多得。

　　中国人世世代代饱受洪水之灾，我们的祖先们何尝不希望有一片祥和而威武的山岳做图腾呢？但是大自然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愿望，因此孔子说过一句千古绝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深邃而浅显，这可能也是东、西方的不同吧！

　　如果能一言以蔽之--并非一种科学的、严谨的说法(也许需要几个PhD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古代西方的宗教(以基督教为代表)缘起于一个绝好自然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相比之下当时的社会状况却主要是人压迫人，使得弱者唯祈求于天，仅“天上的父”才能给予他们自由的希望；而中国则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主要是天压迫人，以至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个人要靠家庭，靠天子--皇帝，人们将希望寄托于一个良好的政府。

　　孔子创建的“人-仁”的家庭民生思想发展到孟子就愈加明确了，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理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天友，于是天贵--宗教起始；中国，天不友，所以民贵--需要构建仁政。

　　【参考文献】

　　(1)《中国大洪水》--骆承政、乐嘉祥

　　(2)《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3)《中国大洪水》--骆承政、乐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