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眼中最幸福五职业:公务员排名首位

2012年11月08日11:32  《小康》杂志 微博   
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

  67.7%的受访者能在工作中得到幸福感,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年终奖是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的福利,在公众眼中,既稳定又能得到丰厚收入的职业才最具幸福感

  在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被央视记者追问:“你幸福吗?”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莫言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关于影响工作幸福感的调查中,莫言是唯一一个“各个选项都满足,却不幸福的人”。

  工作需要高收入,更需要正能量

  61.1%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最大因素

  2012年10月9日早晨,河南新乡。数千名职工举着已故新飞电器董事长刘炳银的照片,聚集在公司总部门口,高喊“新飞危急”要求涨薪。据了解,厂方已经连续10年没为工人涨过工资,目前一线工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上下,比新乡当地2000多元平均工资水平还低了一半。

  直到10月12日下午,新飞电器在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资方宣布接受劳方包括涨工资在内的八大诉求,这一事件方才平息。那么,收入是影响工作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吗?

  《小康》调查显示,“收入”确实是影响职业幸福感最大的因素,“个人能力的体现”位居次席,“福利”列第三,“个人兴趣的实现”排在第四位,接下来依次是“职场人际关系”、“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社会声望”、“领导对自己的看法”、“单位实力”、“单位名气”,等等。

  而在去年的调查中,排行第一的是“个人兴趣、能力的实现”,“收入”位居第二。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张西超对收入居调查榜首的现象持不同态度。他认为,在不考虑主观个体差异的情况下,收入对工作幸福感会产生影响,但并不是最核心的影响,在他看来,工作中受尊重的程度所带来的幸福感应该高于收入。

  “在这里,睡饱才到岗,有事就闪人,大餐洋酒全免费,烤肉趴体嗨翻天,美甲美发师随时恭候,还可以带宠物上班,巴厘岛、热带雨林随心畅游!……”

  在新浪微博2012年10月份的热门微博中,这条主题为“正能量办公室”的图文微博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短短两天时间,就有了六万余次的转发,这其实是国内一家精油护肤品牌阿芙位于北京798艺术区附近的办公室。

  在网友的艳羡和质疑声中,该品牌首席培训师赵沛萱说话了:“真以为阿芙是养老的地方呃。我们玩起来最不靠谱,工作起来最不惜力,只想找免费吃喝,混吃等死,没梦想没激情的人请慎投简历。你会被淘汰得很难看。”

  六成受访者能在工作中收获幸福感

  公众认为公务员[微博]最幸福、矿工最不幸福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国公众的工作幸福感有了较大的提升。67.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得到了幸福感,而在去年,这个数字是61.1%。

  张西超认为,主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大:“比如说很自信的人、比较乐观积极的人,比较宽容、懂得感恩的人,他们都是比较幸福的。”

  “除此之外,工作幸福感还与工作单位的支持有关系,比如说上司、同事提供的专业支持;与工作性质也有关系,比如说要持续付出体力劳动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任务比较重比较着急的,不同的工作性质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工作幸福感还与管理层的决策、个人的发展空间有关系。此外,组织氛围、办公环境、卫生程度、植物的摆放等,也都对工作幸福感有影响。”张西超说。

  在“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中,公务员、政府官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职业占据了排行榜最前面的位置,接下来是艺术家、高管、自由职业者、金融工作者、演员、飞行员、创业者等高收入职业,而快递员、房屋中介、司机、保姆、矿工则在排行榜中处于末端位置。

  针对此结果,张西超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像快递员这种低风险、身体参与度比较高的行业,劳动者自身的职业幸福感应该相对较高:“有一个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送快递的人,大家都称他为老曹,他的幸福感极高,今年还当选了全国劳模。”

  张西超拿老曹打比方,证明“身体参与度高的职业,就算薪酬不高,也一样很幸福。”

  单位福利:年终奖带来的幸福感最强

  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最能提升员工幸福感

  2012年春天,32岁的北漂青年老吴从收入稳定的事业单位跳槽了。

  他到了一家软件公司,工资跟以前的单位相差不大,但他一入职单位就为他配置了一台iPad3和一部iPhone4S,不过,吸引他跳槽的根本原因,还是单位老总向他承诺的数目可观的年终奖。

  面对“单位哪项福利能够提升您的幸福感”这个问题,大多受访者选择了与薪酬相关的三项福利,它们分别是:年终奖、带薪年假和绩效加薪。

  时至今日,年终奖已经成了求职者对单位的“期望与要求”中仅次于收入的一个重要选项,它在“最能够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福利”中排行老大也不足为奇。带薪年假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公众对于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他们期待在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后,能得到几天有保障的假期来休养身心。而绩效加薪则是对员工努力的嘉奖。

  看来,单位福利还是“实在”一点好。杭州娃哈哈公司就曾为其他企业做出过表率:2010年,杭州娃哈哈一改过去直接把房子分给员工的做法,批量买下杭州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再分配给员工。“这样,人员很稳定,流失率相当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称:“公司买下的房子约3000多元/平方米,当分配的时候,公司补贴1200元/平方米/人,如果夫妻都是娃哈哈员工,合计补贴就是2400元/平方米。”

  和排行前三位的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相比,百分率排在倒数第一的志愿者服务假(4.2%)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内地民众对于社会活动的热衷度较低。

  相关新闻:

  50年代幸福观:穿上“工装”倍儿幸福

  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了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77岁的王国伟又点上一根烟,拿起他老旧的茶杯抿了一口茶,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的人啊,没那么多想法,我觉得当时穿着工装,特别是衣服口袋上印有‘首都钢铁厂’几个红字的那种,就倍儿骄傲,倍儿幸福。”

  1951年,18岁的王国伟进入首钢,那时首钢的名字还叫石景山钢铁厂。同一年,石景山钢铁厂二焦炉建成投产。

  当年,抗美援朝还在进行,国家需要钢铁,首钢发出了“苦干三年”的号召。“当时依据工人体重、喝水、排尿量计算,一天出的汗能有10斤至12斤。”王国伟如此描述道。

  王国伟说,在那个年代,工人普遍都有一种以厂为家的精神,苦点累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是一种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那是中国大工业时代的一段幸福时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被写入1954年的宪法里,全社会都在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的形象更是被印在了新版人民币上。

  进入首钢的第二年,王国伟的生活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厂里分了房,王国伟头一回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首钢当时的宿舍是砖砌的平房,带厨房、炉子,大床铺,十几平方米,水电全免费。二是找到了媳妇。“好待遇、好福利、好名声”让王国伟找对象时也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一年,王国伟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惠贤。

  “她是首钢特殊钢铁公司的,也算是首钢人。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也多,交往可谓是一帆风顺。那个年代,上学看成分,找工作看成分,找对象,那更要看成分。家里穷没关系,而如果成分不好,是‘地主’、‘资本家’,那就不但眼下抬不起头来,而且以后还会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王国伟说。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钢铁工人,虽说在面子上成就感十足,但其实工作起来并不轻松。“确实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追求,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是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以钢为纲”、“钢元帅升帐”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王国伟那时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就是去厂里的文化宫玩,棋牌室、游艺室、活动室、图书室,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伙最期待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八个样板戏,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其中的很多情节大家熟悉得都可以背下来。

  2005年6月30日,燃烧了近半个世纪的首钢5号炼铁高炉熄灭了火焰。王国伟在现场参加了灭火仪式,他说时代变了,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工人的?

  王国伟退休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以工人身份而骄傲的年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隐退了。

  时代记忆

  时代语录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偶像 王进喜

  时代流行 公共食堂,除四害,公私合营,全民炼钢,抗美援朝

  时代穿着 中山装

  时代歌曲 《一条大河》 《我的祖国》 《东方红》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时代记号 成分 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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