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爹？

　　他本想自己闯出一条路，结果却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太骨感”

　　核心提示

　　据《中国周刊》报道，“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马啸至今没有忘记。那是一年前，他离开北京时买8000元双色球的选号。那是第二场赌博。

　　五年前，他和父亲赌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输了。

　　购买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个头奖，他就能反败为赢，不用走父亲规定的道路。他又输了。他只能像少年时一样，在父亲的护航下，获得人们羡慕的一切。

　　1年前

　　北漂失利 他想靠买彩票摆脱拼爹

　　一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秋雨，凉意渐浓。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5年的北京。临走时，他去了趟彩票店，他想最后赌一把。拿着8000块钱换来的16张、每张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马啸和其他彩民一起坐在了彩票站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晚是双色球的开奖日。等到开奖时间，他盯着电视屏幕。“很惨，都没中。看来，必须回家了”，马啸站起来，转身，出门。马啸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结束了。明天，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和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14年前

　　中考[微博]失利 他开始“拼爹之旅”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

　　1998年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    

　　马啸读的是当地最好的初中，成绩忽上忽下。初三下学期后，老马从学校请了三门主课的老师给儿子补习。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距离当年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离开学还有一周，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两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这个学校，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高考[微博]成绩不理想的马啸想选自己喜欢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却为他安排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并说： “你的成绩能不能上本科？就算上了本科，哪怕是清华北大，你就能落个有编制的单位？”最终老马“出马”，马啸被警官学校录取。

　　6年前

　　不想再拼爹 他选择去北京闯闯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马啸想和“诗人”一起参加自考。老马急了，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马啸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

　　拿到文凭，马啸和“诗人”计划去北京打拼。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他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五年，好坏全靠自己；五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1年前

　　北漂失利 回老家拼爹当上公务员[微博]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微博]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同去一家出版公司做营销编辑。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马啸回家了。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块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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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现在仍是拼爹时代

　　父母身份影响子女收入

　　本报讯 据《中国周刊》报道，这仍然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时代吗？清华大学[微博]中国经济社会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选择了相似的课题——父母身份对子女的影响。结果都指向一点：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务人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李宏彬，现任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博导。他递给记者一本《大学生调查论文集》，论文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于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了大学生的收入和代际传递的问题。李宏彬是这次调查的主要领导者。在这场调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成为他们关注的一个题目。接受调查的有来自19所高校的6059名应届毕业生，其中14%的大学生是所谓的官员子女。调查显示：父母的政治资本对高校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约280元/月)。他们的调查还显示，公务人员子女被录取为公务员的比例远高于其他人员。而且“这些录取为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

　　另一位学者，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豆小红，也在关注代际关系。在豆小红的研究中，把二代们的境遇分为：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父辈是中下层的223名受访者中，有160人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中，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他的调查似乎佐证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永远没有平等的竞技机会。

　　李宏彬认为，二代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健康的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升，社会是流动的，而不是穷人永远穷，富人永远富。核心问题还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二代只是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没有二代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出现。李宏彬说，让所有人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不管你是什么“二代”，都有机会，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去平等竞技，这才是公平。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