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医院院长之间聊天，都是问做了多少亿的营业额，而不是治好了多少危重病人。”3月2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出席2015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时，明确表达了对目前大医院医改的不满，并且希望“分级建立起来后，大医院院长不再比营业额，比的是合格的专科数、急危重症的抢救数量和成功率。”

　　“大医院院长都比营业额而非抢救数”，问题很严重，原因很复杂。钟南山谈到的医疗体系倒金字塔形结构，正是其中原因之一。正如钟南山所讲，“来找我看专科的病人，有甘肃平凉来的，也有齐齐哈尔来的。如果基层医疗能够做好，他们根本不用横跨大半个中国来找我看病”。

　　目前医疗体系存在“强干弱枝”现象，一方面大医院实力很强，一号难挂，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县级医院、基层医院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有些基层医院甚至门可罗雀。“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再留给历史。应该说，国家卫计委提出的分级诊疗体系是一个不错的“处方”，很多专业人士也为之叫好。据统计，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在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这也启示我们，必须尽快把分级诊疗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离不开人财物下沉。推动财和物向基层医院倾斜，虽有不小难度，但总归有法可想。但“人”不同，推动优秀医务人员下沉，远不是一个红头文件可以解决的。这些年来，如同鼓励优秀教师下乡一样，有关部门也多次鼓励优秀医务人员下基层。如果一批优秀医务人员下去了，由此带来的医疗水平提高，自然可以增进基层医院的竞争力。但关键在于，优秀医务人员也有着利益考量，有些现实问题远远不是道德鼓励所能解决的。

　　我们不应忽视道德鼓励的作用，但也不该过分夸大道德鼓励的作用。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微博]在回答记者有关教育公平的提问时表示：“我认为农村中小学[微博]教师，在薪酬体系上应该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上升。”俞敏洪提到的，实质上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是越艰苦越高，越不容易越高。但如今事实上发生了倒挂，如同乡村教师一样，基层医生在发展前景和收入“钱景”上，远远逊色于大城市大医院。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就感慨，“一个专家在省医出诊，一个号50元，到了基层只给7元、10元，这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单纯地道德鼓励，不如通过提升基层医院吸引力，激励优秀医务人员下基层。如果医生们在基层也能有甚至更有事业、成就、荣誉感，生活水平、收入待遇也能达到甚至超过大城市大医院，医生下沉还会这么难吗？如果从待遇、晋升上解决基层医生的出路，实现专家、技术下沉，让优秀医生扎根基层，何至于有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看病？

　　医生下沉要鼓励更要激励。然而，如果总是鼓励医生下沉，却又不肯改变和提升基层医生待遇，没有物质激励支撑的精神鼓励，总让人觉得苍白无力。一些基层医院由于收入有限，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需要政府来兜底，提高基层医院的含金量，吸引优秀医务人员下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