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农村乡镇、各村屯道路建设全面展开。中央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持续加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惠农补贴、农村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产生的资金量越来越大，一些农村基层干部贪占、截留资金等的问题频频发生。

　　2010年以来，S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征地补偿领域职务犯罪45件95人，占全省涉农案件总数98件162人的45.9%和58.6%。按照有关规定，土地补偿款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并发放。而现实中，个别集体经济组织、村干部利用掌管征地补偿款之便，或直接侵吞，或采取虚报地上附着物等手段将补偿款私分，查办的45件95人，全部为贪污案件。由于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被村干部垄断，征地补偿款发放权集中在村干部手中，导致村干部易发生贪污补偿款犯罪。某村收到铁路建设补偿给村民30万余元，该村支部书记张一义伙同村委会主任张军田等4人，以伪造假合同手段骗取其中19万余元私分，村民在久未收到应得补偿款后向检察机关举报。薛店村主任孙明与村委会委员左小刚和会计刘光辉，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减少村集体占地亩数、增加个人占地亩数的方式，将村集体滨德高速公路占地拆迁的机井、砖井、电线杆、树木等地面附着物补偿款近6万元，从镇财政所领出非法占为己有。

　　2.从查处的多起窜案中看出，一个行政村支书捞、村主任捞，会计也捞，生产队长趁机也捞。S市检察院曾在一年中连续查处了三起支书、会计、生产队长等贪占本村卖地款案。在讯问生产队长时，他说到：“我发现，我们村的钱，支书捞，会计也用它作生意，别人都在用，我为什么不用呢？”一些人认为，“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就该我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作案的多，捉到的少，所以捞了也白捞，不捞白不捞，不捞就是吃亏”。他们把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引入职务活动之中，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如某县某行政村代理主任利用抓计划生育的便利条件，以帮助本村妇女逃避计划生育查体为由或者为他人办理二胎准生证为条件，在短短的十一个月期间，分10余次向20余人索要现金或实物折款5万元，皆归个人所有，这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通常村里得到的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款、拆迁费等，除了部分支付给村民外，剩余的在村里集中管理。有的村支部书记、主任兼任出纳，一手管钱，一手开支，花多少，干什么，个人说了算；有的村账目不清，单据、凭证不全，许多收入和支出不入账，各种票据白条一大堆，村干部每人都有账，相互牵连，理不清楚；个别村组织的财务开支绝大部分都是白条开支；有的村不按规定期限做账，有的干脆不做账，有的躲避监督，设立账外账，村民理财小组多形同虚设。尽管上级一再强调“村帐乡管”，但有些村干部认为混水好摸鱼，所以，我行我素，故意搞混帐目，从中捞取好处。由于缺少原始记录，给侦查人员调查取证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一些人胆子和胃口越来越大，大量公款在帐目管理混乱中装入自己的腰包。大王村财务收入不记账，村委会成员兼出纳员王力青、村支部书记左为茂在协助政府征用土地修建黄河大道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将附着物补偿款8.17万元据为己有。

　　3.“法不责众”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法则”，然而这条无形的法则，却给在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带来了极大的副效应，许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在“法不责众”的遮掩下，普行天下。从S市农村基层干部犯罪窝案占一定比例的现象，认为“有福大家享”的心理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村委干部人人有份，分配均衡，不会有啥矛盾，知情者不告发，告发者不知情，政法机关也不会追究，所以他们本着“人人都有份”的原则，全体班子成员集体私分。征地补偿涉及土地丈量、记录、审核、报销等多个环节，一个人很难单独作案，村干部往往相互勾结，集体作案。45件95人中，窝案串案达到23件71人。碱庄村是一个离城区较近、仅400余人的小村，每年都有土地被征用，每次征用土地，5名村干部就采取虚报附着物的方法从中套取土地补偿款，从中牟利由最初每次400元上升到5000元，5人共同贪污16万余元。

　　部分农村干部把当干部作为谋私的捷径，捞实惠的工具，一旦当选，就对经手的款物雁过拔毛，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如为了能选上村委主任，先是大肆请客，等选上村委主任后，就把请客的发票签字让村委会报销。一些村干部缺将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认为我就是这村的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村里收入作自己的钱柜子，搞一言堂、作风粗暴、以势压人，这些村干部往往特权思想严重，不但乱花村里收入，而且连公粮、电费等自己交应款项，也摊派到群众身上。还有一些人觉得挪用就是借用，用公家的钱做自家的生意，从中营利；也有的把公款存到银行，坐吃利息。本着“用用就还”的错误心理实施一些犯罪行为，却不知挪用公款是一种犯罪行为，与借用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S市查办的征地补偿领域职务犯罪虽然都作了有罪判决，但大都适用缓刑。在查办的45件95人中，目前已有75人被判决，其中被判处实刑的有14人，适用缓刑的有43人，免于刑事处罚的18人，分别占已判决人数的18.7%、57.3%、24%，缓免刑人数超过八成。从判决结果看，职务犯罪虽然都受到了惩处，但打击力度偏弱，没有形成足够的震慑力。2007年到2011年期间，小赵村村支书赵忠心伙同村主任赵风各、村队长赵小合、村文书于华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7.88万元，4人均被宣告缓刑。

　　4.领导干部不好当了，当下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已成不争的事实。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无论是八项规定，还是六条禁令；无论是治理舌尖浪费，还是治理公车腐败；无论是抓公款送月饼，还是抓公款送节礼；无论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还是《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招招规范从政行为，剑剑指向“四风”陋习。正风、肃纪的“带电”红线，宛如无声的警钟，在每位从政者内心深处生发着一种沉甸甸的负荷，那就是“畏”。

　　大凡一个“畏”字，原因无非是欲有所得，恐有所失。“畏”什么？畏法、畏官、畏民、畏名等等。任弼时同志曾有著名的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为官者恐怕需要的正是这些“怕”。从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身上不难看出，他们在为官之初，尚能兢兢业业，有所成就，但随着官越当越大，权越来越重，就开始无所“畏惧”起来，最后官丢名毁，害己害人。

　　古语“官有所畏，业有所成”，即为官者要有一个怕字。当然，如果视当官为高危行业有些言过其实，但官不好当却是当下不少从政者的真情实感，当前复杂的内外形势和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对干部素质与能力的挑战越来越强，而人民群众对干部的希望与期待越来越高；针对干部的监督与管理越来越严。

　　5.《汉书·贾谊传》中载有“为官从政有五畏”，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且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不足，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废缺，而教善不得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心不知所向。”前贤警言，当以为戒。

　　“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雍正治官，且不论贪，平庸无为即难做下去。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到任一年多虽没有贪赃枉法之事，但既没有审完二十命盗案之一，也没有捕获一名人犯。雍正认为，不干事即是失职犯罪。摘了王锡的乌纱帽还不算，雍正还命有司判罚其五年有期徒刑。刑法规定有渎职犯罪，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就会受到法律追究。为官者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时刻反省自己，是否牢记勤政为民，就要经常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对得起民众，是否正确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党有党纪，国有国法。遵纪守法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更应起到表率作用。只有把党纪国法奉为圭臬，方能存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谨慎用好手中的权力。少数领导干部对遵纪守法不够重视，有失警觉，以致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结果害党、害人、害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吾日三省吾身”，用党纪国法从严要求自己，真正管住自己。

　　古人云：“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今天看似小事小节，稍不注意，明天或许就会发展渐变成大事大节。少数党员干部在权力、金钱、美色诱惑下，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考验，头脑发昏，意志薄弱，立场不稳，底线丧失。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不能做到慎微，从对小利的追逐，到对自己小错的原宥，终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慎微，关键要筑牢思想防线，明辨是非、美丑、善恶，抵御各种消极颓废思想观念的侵蚀和诱惑，始终做到洁身自好、自重自爱，为民服务。时下，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社会活动多，与各类人员打交道多，如果不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自我放纵，难免陷入迷途，甚至自毁前程。监督是一道“防火墙”，可以使领导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监督是一套“杀毒软件”，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领导干部的缺点，不至于酿成无可挽回的大错。领导干部只有把自觉接受监督作为一种习惯，才能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执行失真、行为失范，才能树立公信，赢得民心。

　　60多年前，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面对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赶考”之声犹在，“赶考”之路正长。面对改革发展的一道道“考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心有所畏，才能对人民的安危存有忧患，对历史的评判存有警醒，唯有如此，才有做人的底气、做事的硬气、做官的正气。

　　6.堂堂建委副主任，为何贪婪到连老婆的1元公交车票都要拿到单位报销？百万赃款铺满了床底，平时却骑车上下班，他的内心真能承受的住吗？腐败分子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地蜕化变质的？除了制度、监督等外部因素外，心理贪欲也是重要的催化剂。2013年12月27日，江苏省南京市推出全国首个《公职人员职业风险心理评估手册》，用量化测试手段探测腐败心理轨迹，开启心理预防职务犯罪大门。

　　世上没有谁天生就是贪官，那些堕落为罪犯的官员，大多具有一定的才干和能力，也曾经为国家作出过贡献。那么，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坠入犯罪深渊的呢？南京市鼓楼区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委员会主任、鼓楼区纪委书记冯雯兰介绍说，为解开这个谜团，从2008年起，鼓楼区纪委、检察院和南京大学[微博]犯罪控制与预防研究所合作，分析医疗行业、高校系统、工程建设三大领域职务犯罪情况，面对面访谈47名服刑人员，持续开展职务犯罪心理预防调查。

　　为深入剖析职务犯罪心理发生、发展、演变规律，2011年，三部门又对近200名职务犯罪罪犯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职务犯罪心理构成特征、职务犯罪心理演变过程、职务犯罪心理外化模式、职务犯罪心理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国内首份职务犯罪的心理调查报告。

　　“职务犯罪通常经历以下历程：掌握权力——受到诱惑——欲望增强——选择手段——动机斗争——侥幸心理——选择权钱交易——钱财来得容易——欲求变得强烈——以权谋私手段强化。”主导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教授狄小华说。

　　据狄小华介绍，职务犯罪心理一般经历初识、试探、交易、结盟、暴露、改造六个阶段，心理过程极为复杂。而心理轨迹往往呈现出需要由常态到畸变的演变、心态由失衡到病态的演变、行为由被动到自动的演变。

　　调查报告指出，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外化或是恶化，有的与职务犯面临的挫折有关，有的则与他们对问题的不当归因有关，还有的甚至就是心理变态的结果。为此，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职业的风险、心理的健康，掌握调节心理的正当途径和方法，学会体验幸福，保持心态平和等，对于防止他们心理问题恶化，行为出轨甚至违法犯罪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7.据南京市鼓楼区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鼓楼区检察院检察长杨建萍介绍，通过对近300名罪犯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公职人员在5种情形下更容易产生不良心态，并在这种心态的推动下，形成职务犯罪的动机。

　　当仕途受阻、升迁无望时，一些公职人员会因此感受到“失意”，而将原来争取晋升的努力，转化为“捞一把”的动力，逐步将心思放到以权谋私上；当比较失当，物质欲望增强时，一些公职人员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产生不满情绪，形成权钱交易的动机。

　　当配偶责备、自尊心受损时，一些公职人员会不知不觉地放任自己亲属以权力影响“挣钱”；当人际关系紧张，特别是家庭不和时，有的公职人员由于需要精神的慰藉，而更容易被情色所俘获。而一旦生活出现“越轨”，就会出现入不敷出或欲罢不能的情况，为维持这种情况，权力被滥用也就不可避免。职务犯背后常有情妇、“小三”身影，就是这种情况的例证。“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各种荣誉加身，或觉得自己立有‘大功劳’时，有的公职人员会出现‘忘乎所以’的心理，或者产生应该享受人生、乐享生活的心态，从而放松要求，逐步走上犯罪道路。”杨建萍说。

　　从2013年12月起，南京市鼓楼区的公职人员都将陆续收到一本特别的手册：《职务犯罪风险自评手册》。手册中的自我评估部分，为公职人员详细设计了腐败指数34问，从动力因素、调节因素、特征因素、心态因素、潜意识等五个方面自测腐败心理倾向和风险评估。答完这34道题，算出得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腐败心理指数。

　　“某一因素风险的高低直接说明了这一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职务犯罪心理的构成。如动力因素的评估是高风险，就表明它已经接近甚至达到职务犯罪心理结构中动力因素所需要的水平，但还不能说已经具备了职务犯罪所必须的心理条件。只有当调节因素、特征因素和心态因素都处于高风险时，才能说明已经实施过犯罪或犯罪正在逼近。”狄小华解读道。

　　手册由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编撰，其中对不同年代官员的贪腐情节进行归纳总结：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贪官，很多都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一个奋斗的青年，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是一个悲惨的晚年……贪腐情节基本都很“老套”，没有跳出上述“怪圈”。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贪官不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贪官大多是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腐败经历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一个快乐的童年，一个令人羡慕的青年，一个利令智昏并迅速堕落的中年……他们的贪腐情节相似，但腐败的胆子更大。

　　8.某报女记者在看到这本《职务犯罪风险自评手册》后便下意识地去做了一遍，最终的结果只是勉强过关。然后她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将要向上呈交答案的南京公职人员，把“测腐试题”从头至尾再做了一遍，但分数让人莫名惊诧，它竟然远远地超过了此前的得分。原因何在？最大的缘由可能正在于分饰角色的差异：在正常心态下做答，人性弱点暴露无遗；想到要向上交差，自然会选择那些更符合期望值的答案，分数也因此悬殊。

　　有社会学者指出，这是正常的调查心理反应，在一项相对尖锐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往往会选择回答符合社会规范的答案，譬如即使他们看暴力节目看得津津有味，也说自己反对暴力节目。同样的道理，即便公职人员在面对“测腐试题”的选项时已感知到了自身缺陷所在，但仍然会交出一份看起来相对经受得起考验的答卷。恰缘于此，“测腐试题”其实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它当前只能作为公务员[微博]们闲暇时的自我检测，而难以映射出真实的贪腐可能，更无法成为反腐干预的可靠证据。

　　9.南京市人大[微博]常委会原主任陈家宝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是一个老代表，今年是第六次听取“两高”的报告。报告很好，就检察工作而言，我发现检察系统工作发生了积极变化。“南京的预防职务犯罪起步早、认识高，而且多年以来锲而不舍坚持下去，现在取得了实在效果。我建议全国检察机关更加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陈家宝说。

　　曾经担任过南京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陈家宝，回忆起自己以前的工作，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曾经分管一些重大工程建设，当时我特别担心工程建起来干部倒下去。所以当我作为领导分管建设南京长江三桥时，从开始就请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全程监督全程介入。而监督的结果就是这个项目是优质工程，没有出现任何贪污腐败问题。随后我负责分管建设南京第一条长江隧道，也是长江最长的隧道，总投资30多亿元，从开工到竣工，仍请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全程介入监督。正是因为预防职务犯罪走在了前面，最终这两个项目中没有出一个经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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