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这二十年我做对了什么?

2017年01月23日10:29  教育专栏     我有话说

  1997年第一次拿到工资条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有些开始怀疑人生!在公司宿舍旁边的林荫道上反复踱步,溜达到旁边居民区楼群中的一个图书馆,然后做出了一个比日后留学更正确的举动……

  最近的几次同学、同事聚会上,我才突然意识到,一晃,大学毕业二十年了,职场生涯也是第二十个年头了。

  推杯换盏,云山雾罩,火锅蒸腾的青烟、水汽,让不大的包间朦朦胧胧、影影绰绰,饭桌对面的人几乎看不清楚了……

  “醒醒,上台了!”邻座胖子推了我一把,我这才醒过来,校长讲话总算结束了!在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的陪伴下,我被人群裹挟着走上了学校礼堂的舞台,领毕业证、学位证。

  这可是拿钱换来的!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马上作用于教育:虽然是最后一届公费生(每年个人负担学费500元),但还是在毕业前被母校强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须有费用,不交就没证儿。

  我冷冷地瞟了一眼笑容可掬的校领导,接过证书,鞠躬走人。

  毕业照一样悲催。全年级一百二十人,只有三套袍子和学士帽,大家借着穿,照相后便匆匆脱下来,递给下一个,鬼鬼祟祟的,总觉得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借了身行头,拍了照,便算是上过克莱登大学了。

  记得那是香港回归的第二天,被就业折磨的同学们,似乎也没有太多心气儿拍照,心里可能还在盘算着给系主任、辅导员送礼的事儿,或者是面试的事儿,或者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事儿……

  凭借在文科院校中的性别等优势,我很快摆脱了系里的内斗,没费太大周折,不屑地连续pass掉两个部委的第二轮面试后,便钻进了一家大型国企,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选择”。

  那时候政府机关只有外地同学会考虑,面试的名额经常报不满。外企方兴未艾,进校园面试的不多,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其中一个,呼啦呼啦地一下子招了十几个人,大波儿哄,肯定没好货——都过去二十年了,我到现在也弄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权不要,钱不要,鬼使神差地进了既没权、又没钱、人际关系像政府、工作量像外企的国企!

  “老赵,走一个。”一只粗壮的手捏着一小盅白酒,缓缓地移到了我面前。据说是多少年的这个窖、那个窖的,清澈的琼浆玉液,在手指微颤的节奏中,泛起波光水纹,从雾气中显现出来。

  身家“好几吨”的高个儿同学,已经是“总”、“董”级别的金融家,不再是考试抄别人卷子的愣头青。我仰视着他那居高临下的目光,习惯性地附和着“谢谢领导”,然后不敢怠慢地把杯中酒倒进了嘴里,流动的液体凝固了似的,仿佛做胃镜的探头,一直扎向体内最柔软的部分。

  二十年了,社会认同的标准没有变,而且越来越精准地定位在权与钱上。二十年了,中国的“关系社会”没有变,而且越来越实用地锁定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体制上。

  二十年前,我的BP机少有人呼叫;二十年后,我的微信也少有人联系。安静的周末,当年我自己逛公园,现在我和爱人、孩子逛公园。

  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期间,我还记得曾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张照片,它记录了中国队主场战胜沙特阿拉伯队后的场景。

  赛场通道的阴影中,一群矿工般乌黑赤膊的球迷擎着一面国旗,相互簇拥着要冲出场外。定格的刹那,有的嘶叫,有的号哭,有的惊异,有的窃喜,混乱中张狂,迷茫中期盼,仿佛是美军硫磺岛上的惨烈胜利,而又像是瓦斯爆炸后的仓皇溃逃。那一刻球迷似乎就是忙乱与恐怖。做个中国球迷难道就逃不出如此的宿命吗?

  二十年了,反正这个宿命还依然坚挺。

  当然,不总是这些泄气的事,尽管是由于一件更泄气的事所引发的。

  1997年第一次拿到工资条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有些开始怀疑人生!在公司宿舍旁边的林荫道上反复踱步,溜达到旁边居民区楼群中的一个图书馆,然后做出了一个比日后留学更正确的举动——办了一张借书证。

  网球比赛中有一个术语叫“非受迫性失误”,而我的读书却是“受迫性”的。学生时代的读书受迫于老师,而现在,则是受迫于自己。

  经济形势有利,人们忙着赚钱;经济形势不利,人们忙着读书。对我而言,经济形势似乎没好过,于是就多读书好了。但受应试教育传统洗礼的我,到头来却只知道该读什么书,而不知道喜欢读什么书。自我和自我选择的神经麻木了。

  因此,“受迫性读书”与其叫读书,还不如说是唤醒自我的“行为艺术”。

  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其实比阅览室大不了多少,藏书非常有限,而且更新很慢。不过对我而言,“博览群书”,或者叫精神上的“胡吃海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开始时,也还是不知道看什么好,但毕竟没有考试的压力,心态很放松,“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渐渐地喜欢上了历史、哲学、社会学的书。

  “受迫性读书”二十年了,让我付出了比学生时代更长的时间调整“三观”、重塑生活,就算亡羊补牢吧。读书如今成为了我的习惯,成为一种乐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后知后觉”是做“好学生”的岁月造成的,狭隘、偏激、盲从,不可能做出什么正确决定,就像中国足球一样,被制度管傻了。

  饭桌上同学、同事谈论的,除了友情,也逃不出体制内外的交锋,但能交叉的话题并不多,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生存轨迹。

  读书让我最终留学、海外工作、走出体制、找到新的职场方向,人到中年才开始找回自我,时间成本太高了!没办法,不过倒也没关系,路毕竟是自己走的,自有它的道理。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大学读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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