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前，中西文化的使者——105岁的杨绛先生驾鹤西去，和家人在天堂团聚了。人们在缅怀先生的同时，也重温先生那些闪耀着灵性与智慧的文字，从中汲取生活的力量与勇气。有一次，先生结合自己受教育的经历，专门谈到了“什么是好的教育？”她说，“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西教育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异吗？
在许多人看来，中西教育之间是有差异的，不但有差异，而且差异很大，不但差异很大，而且西方教育要比中国教育好。这个西方，主要指的是美国和英国。于是，近年来漂洋过海远赴异乡寻求“好的教育”的孩子如过江之鲫。有条件的要出国，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出国。过去家长[微博]的问题是，我的孩子要不要出国？现在家长的问题是，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走合适？这些家长唯一没有思考的问题是，到了美国和英国，就能够得到他(她)们所希望的“好的教育”吗？
近年来，一些旅居国外的人士根据体验和经历，对中西教育差异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于教育的认知和理解，但另一方面，模式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的二元对立也损害了我们对于教育的正确认知和理解。概括说来，比较常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教育目标上，西方教育是公民教育，中国教育是应试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西方教育强调自由，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和特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中国教育强调纪律和秩序，泯灭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在教学方式上，西方教育是温和的启发诱导式教育，中国是严厉的填鸭灌输式教育；以及，西方教育是平等、对话和交流，中国教育是虎妈狼爸式的高压，等等。
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脸谱化”比较在去年夏天那部很火很火的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式教育》中达到了高潮。在那部纪录片中，中式教育被塑造成一副僵化、刻板、严厉的“狰狞面目”，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最后的考试较量中，它竟然战胜了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英式教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关于中西教育比较的讨论。令我困惑的是，尽管讨论铺天盖地，但几乎很少有人去质疑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纪录片是假的；我的意思是说，纪录片是真的，但纪录片所展现的问题可能是假的。当初，第一次看片子时我就产生了一丝疑惑，中英课堂之间的差异有那么大吗？纪录片里所展示的所谓“中式课堂”，看上去更像是按照一个事先写好的剧本导演出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猜测。五位中国教师中的三位，目前都在英国工作和生活，而那位被认为是最“中国化”的严厉老师，实际上从1997年起就定居英国了。他(她)们真的了解今天中国课堂里所发生的事情吗？另一个被披露出来的事实是，在拍摄过程中，当中国教师试图根据真实情况做出调整时，却被导演组要求必须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模式去呈现所谓的“中式教育”。也就是说，“面目狰狞”的“中式教育”很可能是BBC纪录片导演组想像出来的产物，未必符合今天的中国教育现实。事实上，它只想实现一个戏剧性的传播效果：一个不被认可的中式教育模式最后战胜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英式教育模式。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也许早在开机拍摄之前就被预设好了。那些呈现了“中式课堂”的中国教师，不过是BBC招募的演员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真实记录”中英教育差异并引发巨大关注的纪录片甚至招致了英国本土人士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BBC纪录片成功实现了自身的商业目标，却并没有同样成功地帮助我们增进对教育的理解。
我的观点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乃至气候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中西教育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现象上的差异，但是从“好的教育”出发，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差别，至少差别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在开始下面的讨论之前，我想严肃指出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中式教育，并不只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教育，而是包含了自孔子以降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理想、教育传统和教育精神。我们之所以对当下中国教育产生诸多不满和批评，并不一定说明中式教育本身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现在背离甚至丢弃了古代中国教育先贤的优良传统。解决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需要眼睛向外，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更需要的是眼睛向内，从古代中国伟大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论语》是人类的教育圣经，那才是中国人取之不竭的思想宝藏。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些“脸谱化”的中西教育比较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西方强调价值观教育是事实，今天中国缺失价值观教育也是事实，但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价值观教育却始终是教育的核心。这个价值观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孔子的最高教育理想是“仁”。“仁”字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了109次。什么是“仁”？子曰：“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的教育理念，不仅与西方最有影响的柏拉图的“哲学王”教育思想、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不谋而合，而且要远比后者更为丰富和超越。
在古代中国，教育的首要目标是道德，其次才是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实践了孝悌信爱仁等一系列道德目标之后，还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大学》则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韩愈的教育世界里，“传道”是教师的首要职责，“授业”则在其次，先后顺序十分清晰。
20世纪以来，痛感于专业化教育所带来的狭隘和封闭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局限性，西方顶尖大学纷纷进行了以通识教育为标志的本科教育改革，中国大学目前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通识教育的核心，是为了克服高等教育中日趋严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倾向，凝聚社会的共识，培养出一个对于自身、对于自身在社会和宇宙中的位置都有着全面理解的完整的人。这样的思想其实早就存在于孔子的教育实践之中，而且境界要更为高远。因为西方教育只意识到了“通识”的价值，而孔子则强调的是更高层次的“通德”，“通识”尚在其次。道义要远重于职业。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分列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德行为最高科，言语次之，政事又次之，文学(即知识)在最末。德行科的代表人物颜渊——也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使学了满身本领，倘若违离于道，则宁可藏而不用。位列文学科的子夏也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技巧虽然重要，但恐怕会妨碍远大事业，所以君子不去从事它。最极端的例子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那简直是怒不可遏，直接咒骂樊迟是小人了。“小人”是孔子最严厉的批评，比起批评大白天睡觉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要严重多了。这种“重道轻术”的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古代中国，技巧被称为“奇技淫巧”，那是连青楼女子都不屑为之的末技，为什么今天反而成为我们孜孜以求的教育目标了呢？
今天，人们在批评中国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同时，往往非常推崇西方教育对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尊重与培养。殊不知，尊重学生个性恰恰是古代中国教育思想的精华。孔子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因材施教”的伟大思想。子路和冉有问的是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截然相反，完全根据子路和冉有的不同性格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2000多年前就能实现的教育理想，今天反而做不到了呢？手里捧着老祖宗的金饭碗，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去西方寻求教育的真经呢？
今天，人们在批评中式教育强调统一标准答案的同时，往往非常推崇西方教育的批判性和发散性思维。其实，即使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也从来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比比皆是。比如，同样一个“仁”的问题，子张、樊迟、宰我、子贡、颜渊、仲弓和司马牛问过，孔子的答案都不一样。其中，子张问过两遍，樊迟问过三遍。关于问政，子贡、齐景公、子张、季康子、子路、仲弓、叶公和子夏问过，孔子的答案也不相同。类似的例子还有“孝”、“君子”，等等。为什么我们现在反而一定要强调统一标准答案了呢？实际上，强调统一标准答案恰恰是西方“标准化考试”的结果。特别是在推行大规模机考之后，只有采用唯一答案才能被电脑快速识别——这恰恰是人被机器奴役的一个明证。标准化考试在为西方大学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入学依据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教育界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并由此导致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不依赖于标准化考试的分数而代之以对学生的整体性评价。那些在西方教育界也未必形成共识的“标准”，我们为什么反而还要奉为圭臬呢？
今天，人们往往推崇西方教育对每一个孩子的重视，尤其是一些在中国好像什么都不行的熊孩子，一旦到了美国，马上就变成了优秀人才；不像中国的中学，只盯着那几个能考上北大清华[微博]的尖子生，其他学生全是“陪读”。这的确是事实。然而，古代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孔子说，“有教无类”；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地给我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尽力教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要把学生按照考试成绩高低分为三六九等了呢？
今天，人们往往十分推崇西方的诱导式教学，批评中国的填鸭式和满堂灌。其实，诱导式教学法虽然源自苏格拉底，但在西方教育界的大规模流行不过是二战之后的事情，而且目前对此仍然存在颇多争议。至少在美国，特别是在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以培养牧师为目标的学校里，教学方式是不折不扣的填鸭式。不管理解与否，学生必须死记硬背大段的圣经和拉丁文文献，并以此通过考试。在哈佛建校后的头两个世纪里，学生每天都要背诵规定的学习内容。这甚至引发了1834年持续一周的骚乱，并导致几乎所有的二年级学生被开除。而恰恰在古代中国，教学反而是诱导式的。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用自己的志向、学问、行为举止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教育。所以颜渊才会由衷地慨叹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今天，人们在批评中国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学校管得过多过死的同时，往往拿几乎什么都不管的美国教育部做对比。其实，老子早就说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教育之道在无为，“自化”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他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不能翻来覆去，多事琐碎。对于今天我们层出不穷像“翻烙饼”一样的教育改革措施而言，这难道不是当头棒喝吗？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西教育到底有哪些差别，更重要的是要问为什么我们现在丢弃了古代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不在于我们到底要向西方学习哪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挖掘古代中国的教育智慧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西方教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从“他者”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问题，但教育的“真经”其实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教育不仅意味着传授知识，也不只是训练技能，甚至不完全是培养能力。归根到底，教育和文化紧密相连，要使学生更加成熟，更富于智慧，帮助他(她)们建立起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教育要让人认识到，你是谁，你身在何处，你的根在哪里。恰恰在这一点上，把孩子早早送出国，他(她)们会迷失自己的文化之根。那些现在一窝蜂把孩子送出国的家长，迟早有一天会后悔。孩子还是那个孩子，但他(她)已经不再属于你，不再属于中国，甚至也不属于他(她)所在的地方。操着满口流利的英语，拥有超凡出众的能力，也许还能在跨国大公司中获得显赫的地位，但他(她)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也不知道他(她)是谁。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这样的痛苦和打击是毁灭性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教育工作者身上肩负的使命：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承担起教育的本土责任？让我们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到好的教育，每天可以见到爸爸妈妈，遵循自己的天性健康快乐地生长，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一天天成长为具有全球视野的负责任的公民。这是我的梦想。我相信，在每一位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个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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