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身上的“文质”带有社会底层的江湖气，他的成功更多是依靠社会关系。
刘备生活的年代，平民分为士、农、工、商，“贩履织席”（《三国志·先主传》）介于“工”、“商”之间，再加上“早孤”，注定了年少的玄德只能在贫寒中接受族人的接济。
阶级的升降，全然视其财力。财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层阶级。财力不能维持，即将落入下层阶级。[1]
穷则思变。汉武帝后，“仕途”开始被儒生把持，读书做官成为摆脱穷困的途径，尽管后汉末期还远未达到科举所创造的公平程度，在荐举“秀才”、“孝廉”的时代，从师读书确实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重要选择。
做士人可以循着社会阶梯而提升，甚至有可能摆脱平民身份，同时，获得更高的社会美誉度。连神医华佗（医生应该也属于“工”这一行）也对自己没有入仕耿耿于怀，“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三国志·华佗传》）。
刘备十五岁的时候，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开始求学，师从东汉后期的大儒卢植。不过，刘备的兴趣并不在书本上，而是贪恋物质享受和朋友圈的建立。
原来总以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例外的也大有人在，刘邦是，刘备也是，“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三国志·先主传》）。
一方面是人之常情，整天靠织席子、卖草鞋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文娱、社交方面的消费才能获得更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满足。
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做士人的必备条件，“必须有力量能与士大夫交际，久之，其士大夫的气质，乃得养成”[2]，这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举动，恰巧是士大夫的雅兴，以此切磋，倒是接近士阶层的有效办法。
刘 备的课堂学习成绩估计一般。《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的《先主遗诏》中，提到刘备给儿子刘禅布置的作业——“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 韬、商君书，益人意智”。由此能看出刘备对西汉历史更感兴趣，其他典籍，除了《礼记》，应该只是粗粗翻过。这样一来，中“秀才”的几率就不高了。
终其一生，刘备的文化水准远逊于文学造诣极深的大诗人曹操，刘备身上的“文质”带有更多社会底层的江湖气。相对于手不释卷、深谋远虑的曹操，刘备在思维和能力方面的粗浅和局限暴露无余，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刘备读书少有关系。
粗通文墨限制了刘备的大局观，缺乏理智而清晰的规划，从事业发展的初起阶段就明显落后于曹操和孙权，这种“后天不足”是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弱势生存的主观原因。
历史上的文盲皇帝也有，刘邦、朱元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成功或者是借助他人的智慧，或者是自学成才，但无法掩盖他们野性十足的底层习气，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是流氓政治和土鳖制度。
求学也并非一无所得，在这个过程中，刘备从社会的、生活的大课堂汲取营养，“善下人”（《三国志·先主传》），体现出宽厚、平易的温和气质，亲和力强，再加上颜值高，器宇不凡，“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三国志·先主传》），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
在治世，凭借这些素质，刘备也应该能得到士族的提携，比如举孝廉，然后进入官场。由于乱世的不期而至，年轻的刘备投奔镇压黄巾起义的官军，开始凭借军功进入体制内，一步步从科级升到正部级。
这个阶段，刘备的朋友圈发挥了巨大作用：睡一张床的铁哥们关羽、张飞成为军事斗争的得力干将，中山国的土豪张世平、苏双提供了早期的“风投”，同窗好友公孙瓒引导了仕途的方向。
陶谦、陈登、孔融、袁绍、曹操等，无论是名士还是军阀，都对刘备尊崇有加，其中曹操对玄德公的评价更是振聋发聩：“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由此，再次印证了情商对人成长的重要性。
[1]《中国文化史——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说明书》吕思勉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p107
[2]《中国文化史——一部中国古代文化的说明书》吕思勉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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