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其实是个因变量，它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
《资治通鉴·汉纪》上说刘备“少有大志”，《三国志·诸葛亮传》描写玄德公“欲信大义于天下”，《读通鉴论》解读昭烈皇帝时说“董承受衣带之诏，奉之起兵，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先主之志见矣，乘时以自王而已矣”。
所谓“少有大志”，估计是“事后诸葛亮”的附会之辞。一个小孩子说一句“我长大了要当……”就是有“大志”吗？
从史书上看，刘备十五岁前表现出的志向，便是“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在这个少年心中，“羽葆盖车”所指代的与其说是当皇帝的梦想，还不如说，是摆脱平民受到的欺凌、窘困，从而争取平等、尊重的渴求。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无论是帝制时代，还是共和国时期，取得平等与尊重，只能比别人高出一个档次、进入上流阶层才行。在刘备的时代，即便是闪念间的远大理想，也往往被认为大逆不道，引来叔父刘子敬的恐慌，“汝勿妄语，灭吾门也”。（《三国志·先主传》）
环境的窘迫，理想的压制，使玄德的心智过早地成熟起来。“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三国志·先主传》），早年便形成了气质上的弱势，以此伪装自己，隐藏锋芒，躲避外部施加的戕害，日后竟能在强权的夹缝中得以生存。
刘备的梦想是对没落家境的慰藉，以此减轻贫困、压抑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时也反映了母性的关爱。
从小失去父亲的刘备，由母亲抚养成人，母性的隐忍、顽强、慈爱，塑造了刘备一生的性格特质。“年十五，母使行学”（《三国志·先主传》），能看出母亲为改变家族命运而做出的努力，而刘备的志向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少年时期的志向还只是朦胧的思想冲动，而到了中年，特别是快到“知天命”的岁数，志向不该还是停留在空中楼阁的设计阶段。
而此时的刘备，顶着正部级“豫州牧”、左将军的空衔，寄居在刘表统辖的荆州地区。经过了二十多年诸侯割据的征战，刘备从安喜尉做到了豫州牧，摆脱了自己在涿郡的平民身份，获得了体制内的高官，衣食无忧，地位尊贵。在一般人看来，这已经难能可贵，足以成为励志的典范。
不过，在弱肉强食的汉末乱世，刘备仍然面临着比成功更严峻的生存危机。表面的荣光，遮挡不住东躲西藏、寄人篱下的窘境，刘备在军阀混战的年月，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独立武装，屡战屡败，先后数次投奔不同的割据势力。
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挫败袁绍、统一北方之时，刘备正闲居在樊城，用髦牛尾编工艺品解闷呢。
“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四十七岁的刘备老泪纵横，他是否想到自己家乡的那棵五丈多高、枝繁叶茂的大桑树？想到自己端坐“华盖”之下的无忌童言？
对奋斗者而言，最可怕的未必是失败，而是等待。这把钝刀常常能磨去英雄的棱角，直至让踌躇满志的人彻底沉沦。
我们痛苦了，第一反应就是想降低痛苦、逃离痛苦。但是，痛苦本身其实只是一个信号，只是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自身。[1]
还好，刘备在荆州避难的七年（官渡之战后，赤壁之战前），虽然让他很苦闷，但也提供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刘备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应该就发生在这个阶段。
此时，刘备发现，自己的所谓志向竟还是“欲信大义于天下”，冠冕而空洞，仿佛悬在半空的云雾，模模糊糊。
上文提到过，可能是读书少，眼界窄，刘备的人生顶层设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清晰的。
从宏观上，他对天下大势缺乏冷静的分析和认识；在微观层面，他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也无法把握，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乱撞。
刘备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以前，仿佛我们当今的很多求职者，不停地跳槽，尽管如此，还是看不清自己的前途，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其中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客观地评价，刘备比我们遇到的挑战严峻得多，主要是来自北方曹操等军事集团的压力，因此疲于奔命，没有空隙客观地解读形势和自我。这有些像整日忙忙碌碌的我们，一年到头，忙得连忙什么都不知道。
抽象地看，志向的特点是“重要，但似乎并不紧急”，往往容易被忽略掉。宏观层面的志向，因为过于“高大上”，而无法落地。
幸运的是，就在彷徨不定中，刘备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刘备志向的详解，指明了（一）建立以荆州、益州为核心的根据地；（二）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最高纲领；（三）联吴抗曹、鼎足而立的最低纲领。
等待是煎熬，也是蓄势待发的阵痛。低迷、停滞、倒退，有时也孕育着新的机会和可能。
生长通常被看成是积极的，但是没有东西会永远生长。有衰退才会有新的成长。生长与衰老这两者相互依赖。[2]
刘备的志向在《隆中对》后得到了及时的修正，更清晰，更具可操作性，他的帝王梦想从虚无缥缈，变得脚踏实地了。
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先后夺取了荆州（经过与东吴妥协，占领了南郡、零陵和武陵）、益州、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和汉中，终于在公元219年夏季达到了“跨有荆益”的光辉顶点。
不过，此时刘备的志向又有了新的动向。按照王夫之《读通鉴论》的描述，刘备放弃了“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最高理想，转而自立汉中王，并着手准备登基做皇帝。
笔者认为，可能是汉中战役消磨了刘备更大的野心。汉中之战，刘备调集了除关羽之外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其中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名将悉数登场，还从成都抽调了援军，与曹军鏖战了一年半的时间，夺取了汉中，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此时的刘备可能想到了诸葛亮的告诫：“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领教了曹魏的厉害，小小的汉中尚且倾尽全部力量，撼动曹操重兵集结的关中、中原，恐怕比登天还难。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时存在，刘备看到的现实是自己的极限——最多只能做个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他对费诗谏阻称王、效法高祖、乘胜追击的建议（见《三国志·费诗传》）十分反感，显然已经放弃了汉高祖的野心，退而求其次，从进取变为守成。
我们人生中会经历无数的“天花板效应”，挑战自己的极限是英雄之举，但同时也是强人所难。世事无常，这个纷繁的世界并不会给我们预留足够的时间去应对随时发生的、始料未及的变化，这的确是人生的常态。
人的巅峰时刻有时真是瞬间即逝。“跨有荆益”的伟业维持了不到半年，公元219年冬，关羽战败被杀，孟达投降曹魏，荆州、东三郡尽失。
可以想象，刘备为关羽痛哭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命运垂泪。失去战略主动权、负隅益州的现实，再次印证了他对自己极限的判断，耳顺之年的汉中王或许在想，自己苦心经营半生的事业已经到头了。
“人 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刘备曲折而坎坷的生命历程让我们唏嘘不已。得而复失的荆州成为刘备事业发展的转折点，这之后，蜀汉的全部努力几乎都是为了自保，维持 鼎立三分的局面。除了十年后（公元229年）诸葛亮夺取武都、阴平两郡，蜀汉当前的版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坚持到公元263年被魏所灭。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刘备宣称汉献帝被害（其实汉献帝在禅让后七年才去世），并以延续大汉帝祚的名义，在成都双流县的武担山称帝，正式建立 汉政权，史称季汉、蜀汉。儿时大桑树下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刘备站上了人生的制高点，尽管此时他的事业线已经开始下行。
[1]《感谢自己的不完美》武志红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年4月
[2]《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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