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1]
隆中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距襄阳城西约20里，在绵延起伏的山岭间，忽有一山“隆然中起”，北枕汉水，林泉幽邃，蔚然深秀。[2]
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曾多次考察隆中地区，认为这里交通便利，信息通畅，青山绿水，适宜居住。[3]
在这个相对开放和安静的环境中，孔明延续了小时候在家乡培养出的才气——“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仅相貌体态英俊潇洒——“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三国志·诸葛亮传》），而且举止气质也卓尔不群。
在学业上，大约十五六岁（公元196年前后）的孔明“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诸 葛亮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亮独观其大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就此，方北辰教授解释说，当时中原战乱迫使大量士人到荆州地区避难，知 识界、学术界的交流和碰撞异常激烈，并形成了“荆州学派”，崇尚创新、务实的治学思想，诸葛亮可能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4]，读书时能够迅速辨识主次， 掌握要领和精髓。
在新学风的激励下，诸葛亮的思想异常活跃，博采众长，不拘泥于一种学说或观点，富于思辨，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要义予以辨识和批判。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5]
看得出来，诸葛亮对道家、法家、纵横家等各派学说批判继承，思想意识上的多元性让他突破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限。由此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并不带有强烈的正统色彩，更多是出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就此下一章节还有详述。
诸葛亮思想上的兼收并蓄，也反映在他的生产实践中。
作为官宦人家的子弟，诸葛亮并没有受到正统儒家学说中“君子不器”观点的限制，亲力亲为地开荒种田，锻炼了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磨练了意志与品行，读书与生活得以兼顾。
这些正反映出，东汉后期，儒学和经学的式微大大削弱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6]，此时各种思想的交相辉映——特别是玄学和佛教的兴起，在乱世中形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我认为，这是诸葛亮在清晨和夜晚的修炼方式，有点像坐禅，以达到“夫学须静”、“非静无以成学”（《诸葛亮集·诫子书》）的境界，静心能集中精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同时，静心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上一章节提到，诸葛亮从《梁甫吟》的葬歌中体会到的人的社会性以及命运走向，都应该是静思的结果。
这种方式的思想源头在哪里呢？会不会是“玄学崇尚无为，佛教以追求解脱、舍离此世为终极关怀”[7]所产生的影响呢？
《诸葛亮集》收录的文章，很像《晏子春秋》那样“非儒非道”，很难将其完全归类于某一家思想学派。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诸葛亮的生产实践日后竟成就了一段军事史上的佳话。“亮性长於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三国志·诸葛亮传》）
一国总理，三军统帅，除了宏观政策、战略部署之外，竟还能亲自研发新型武器、运输工具和制定战法，难怪他的老对手司马懿，也惺惺相惜地赞叹他是“天下奇才”。（《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可能就是教育学中提倡的举一反三的创造性思维，将书本上的所学在实践中运用自如。
“躬耕南阳”的经历，还丰富了诸葛亮在天文、气象、地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诸葛亮集·二十八宿分野》中的记载让我确信，孔明先生“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并非只是小说家之言。
农耕生活强化了诸葛亮做事的条理性，错过农时会直接影响作物的收成和来年的耕作。诸葛亮农业生产中一丝不苟的实践态度和管理水平，成为了他辅政蜀汉期间“事无巨细”工作作风的基础。而且，诸葛亮还以法令、条例的方式，将政治、军事等领域制度化。
诸葛亮在学业、思想、生产实践之外，还非常重视社会关系。
青少年时期的学伴多是荆州襄阳地区的名门之后，这是诸葛亮融入当地士族阶层的途径。荆襄名士司马徽、庞德公、徐庶对诸葛亮的才学尊崇有加，还给了他“卧龙先生”的绰号，并成为诸葛亮投奔刘氏集团的主要推荐人。
另外，诸葛亮还通过娶亲的方式，成为“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婿，就此与荆州牧刘表攀上了亲戚，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还与诸葛亮的二姐结为夫妇[8]。这样，诸葛亮顺利进入了荆襄官宦、士人阶层的朋友圈，为日后从政积累了人脉。
同时，诸葛亮从这些社会关系中，一定也获取了时局动向的宝贵信息，并深刻地领会了天下大势，日后《隆中对》的基本蓝图也就水到渠成了。
“十年磨一剑”，隆中的诸葛亮，在理论和实践的磨砺中，成长为满腹经纶、博学广识的一代英才。他的自我认识和人生定位，也在这个过程中呼之欲出了。
诸葛亮的自信——“每自比於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有学识、见解、实践、管理等多方面素质的支撑，他是博古通今、兼容并蓄的大家。上文已经做详解，不再赘述。
这样一来，诸葛亮入仕的起点自然有别于常人。孔明在点评他的三个学伴徐庶、石韬、孟建时，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诸葛亮认为这几个同学只能管理地方事务，很难总览全局。他的判断在徐庶、孟建身上得到了应验。
需要注意的是，徐庶和孟建都因家里的缘故而心存羁绊。徐庶惦念老母，而孟建忧思归乡。
后公威（孟建字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9]
显然，徐庶和孟建是遵从儒家的忠孝之道的，而诸葛亮的志向则不受儒家礼法的左右，各人取向不同，没有对错之分。
从这个角度分析，诸葛亮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立下了凌云之志，而且目标与行动高度统一，这种早熟确实让常人难以企及。
诸葛亮的求职标准在他的《阴符经序》中做了深刻的诠释。
太公九十非不遇，盖审其主焉。
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难乎？
呜乎！无贤君，则义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岩石，以养其命，待生于泰阶。
世人以夫子为不遇，以秦仪为得时。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驰心下走哉？
吕尚闲居十年后，遇到了知己周文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激励着诸葛亮做出谨慎而正确的选择。这与当下社会的求职思路几乎是一样的，因为相比于雇主一方，求职者的风险更大。
谈到“主反怖有之”时，我认为，诸葛亮不会忘掉《梁甫吟》中提到的翻脸设陷阱的晏子和背后的齐景公。所以孔明先生也做好了不出山的准备，“散志岩石，以养其命”，也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诸葛亮传》）。
“志在立宇宙，安能驰心下走哉”，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即使一辈子不入仕，也不能丢掉高贵与尊严！
高傲的诸葛亮虽然并没有做君主的企图，但却要求自己与君主之间取得相对的平等关系。
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10]
而且特别强调“明君”是自己入仕的先决条件，还突显了上下级之间处事的逻辑关系，也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把君主置于被监督、批判的位置上。
联想起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的“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三国志·诸葛亮传》）等教训后主刘禅的话，不难看出诸葛亮认同孟子“君为轻”的思想，他没有把“民”和“社稷”放在前面，而是更多强调制约君主的机制。
不是君主，又要制约君主，相对平等，恐怕只能做“帝王师”了。
请继续关注《诸葛亮的帝师绝唱》之三：《隆中对》的读解密码。
[1]引自《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引自百度百科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MRIOl8BMhXAx73D4Zx1nGIozLK9lXAP19WgnLgH-1hP3DraylqzexoDThLehjtiWqiGxX5BdOP7XStG9f9ocGyyDK0kfZSe0AysxXY0Fq7ozSIyFzEvxpoo25FMbi-k
[3]《三国名将》方北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4]同上
[5]引自《诸葛亮集·论诸子》
[6]《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和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金观涛刘青峰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7]《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和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金观涛刘青峰著法律出版社 2011年第85页
[8]《三国小全史》柳春藩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4年第114页
[9]引自《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10]引自《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君臣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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