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刚
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终于不再是个人发展的唯一路径。通过“国考”的考生，进入“体制内”，工作于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平台搭建的个人职场环境，风光无限。即使如此，似乎也有必要计算一下退出成本。
2017年10月30日，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将开始正式报名，报考范围是120多个机关单位的2.8万个招录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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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很早就存在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对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推行的察举制大加赞赏，认为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
而所谓察举制的核心，无外乎知识（举秀才）与道德（举孝廉）的考核。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一千年里，儒家思想垄断主流价值观，儒家的经书和参考书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同时，这一千年间，社会的贵族属性不断弱化，平民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国家公务员考试也逐渐固定在隋唐兴起的、面向全社会的科举制。不过即使在盛唐，科举还是掺杂了很多荐举制（始于东汉后期，兴盛于魏晋时期，依靠朝廷选派的专门官员推荐录用）的流弊。李白的翰林头衔就不是考的，而是托关系、找门路得来的。
科举的鼎盛发生在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平民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巨变，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寒门庶族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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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今“国考”与历史上科举考试的级别和功能是对等的，但对人的影响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 一元化的传统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是天经地义的信条，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以此循着社会阶梯而提升，摆脱平民身份，获得更高的社会美誉度。就连神医华佗 也对自己没有入仕耿耿于怀，“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三国志·华佗传》）。旧有社会形态中，平民分为士、农、工、商，医生应该属于“工”这一 阶层。
而政治第一性的社会基本状态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前。多元化的中国社会拓展了国人的生存空间，没有了政治和“单位”的过度约束，便可以游走于非公意识形态的圈子里。这样一来，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终于不再是个人发展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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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考”的考生，进入“体制内”，工作于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平台搭建的个人职场环境，风光无限。即使如此，似乎也有必要计算一下退出成本。
“体制内”更需要承受约束带来的压抑、痛苦，以换取体制内的认同和保护；而“体制外”则更需要承受放任带来的孤独、恐慌，以换取体制外的自由和洒脱。
走出体制首先会失去一部分政府资源。
“人走茶凉”的世态炎凉，在官场更是屡试不爽。应聘外资机构、民营企业的职位描述中，经常能看到“成熟、稳定的中国政府关系”等比较“露骨”的要求。“政府的人”下海，原有的人际关系网可能是就业市场上最大的卖点，这个网络越巩固，退出成本约低。
其次，自身业务素质左右着成本核算。
技术官僚之外，还有大量非技术官僚。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外逃贪官中的非技术官僚。他们花几百万、上千万换取国外居住权，在国内神通广大、左右逢源、颐指气使，如今在海外，连起码的生存都没有着落，还不如混迹在唐人街的偷渡客。
另外，自我激励的弱化将抬高退出成本。
大学毕业后这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让我渐渐明白，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外部的“激励机制”其实并不保险。
自我激励的内在机制，远远超越职业本身，是独立人格的保障。
曾经希望由外部的社会认同提升自己，如今看来，只能说明自己那时还不够独立，还总想着有人“托一把”。
指望英明的领导，期待完善的制度，其实完全不可控。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心态和努力。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国际教育知名专家，现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十几年来一直从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传播工作，著有《留学的逻辑》《到英国去》《欧洲情调之旅》等；资深自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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