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最挑战电影审查的一部剧

2014年01月28日10:09   教育专栏  作者:朱伟  

  白桦与他的《苦恋》

  1979年9月出版的这一年第三期《十月》(当时《十月》还是季刊,1980年起才改成双月刊)上发表了白桦与彭宁合作的电影剧本《苦恋》,彭宁应该是个量级不太够的干部子弟,一心追求“诗话电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在这一期《十月》的扉页上还刊登了黄永玉的画,包括七十年代被批作“黑画”的那幅著名的猫头鹰,题画是“晚上我为人们工作,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今天真难想象当初的神经质。

  《苦恋》剧本发表是并未遇到任何问题的。它因为是与彭宁合作的结果,所以,成为文学剧本时其实已经充分蒙太奇了。开头是——

  深远无际的蓝天,白云像画家随意抹上的一笔白粉……

  画面的一角,首先出现一枝被狂风猛烈晃动着、挺立着的芦苇。芦苇不停地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衬着广漠的蓝天……

  只有风声……

  远远的雁鸣声越来越近了。

  结尾是——

  一架缓缓飞行着的直升飞机……

  从天空上鸟瞰下去。苇荡、丘陵……

  雪原上,一个黑色的问号……

  直升飞机继续向下降落……

  问号越来越大,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原来就是晨光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他用余生的力量在洁白的大地上画了一个“?”。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

  然后,在画外音中再回到雁群、芦苇。

  后来看到这部电影,却已经是内部放映的“批判电影”了。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公安部礼堂,片名改为了《太阳和人》。开头就是剧本里描写的那样的芦苇与雁鸣,看电影时曾惊叹于那样饱满的绿。那时候,优质的胶片用得还不多,所以这部影片的色调在印象中就显得特别强烈。而结尾,剧本中主人公凌晨光冻僵在那里的黑色问号被修改成了省略号。

  这其实是一个很概念的剧本——它以黄永玉的一些经历为摹本,要表达知识分子对祖国苦苦“单恋”这个主题——我深情爱着这个国家,“宁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过原始的生活”也毫无怨言,这大约是白桦自己和一批“右派”们最喜陈述的赤诚的内心。而片中借主人公凌晨光女儿之口的追问:“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大概也是所有“右派”最有共鸣的感慨。在当初它真是振聋发聩。白桦的特点是情感丰富,他这一辈子,从1953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成名,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然后因有人庇护而进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再重新穿上军装,到武汉军区话剧团,这种在逆境中依然拥有的幸运,使他在政治风波中浸泡到不仅不再怕风波,反倒有了一种“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激情。现在回头看,《苦恋》的情节当然是虚浮不坚实的——既无深刻的人物关系,也无深刻的故事逻辑,完全是概念构置的强烈对比——一边是苦苦历尽坎坷要回国,另一边是残酷的迫害与死亡。剧中两个主要人物凌晨光与一级史学教授冯汉声的名字都是概念,他们被迫在苇丛中吃生鱼,所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明人吃的是公元前两千年的伙食”,因此更显震撼。两人中,冯汉声还可离开原始生活去现代社会盗窃,凌晨光则逃离开苇丛即是死亡。

  这个剧本在1979确实是把有关伤痕的控诉推向了极致——还能有比这更彻底的反思吗?尤其是这样的台词——

  如果这只是一张画布,只是一些颜料,只是一些画家空想出来的线条、阴影和轮廓,我们可以撕掉、涂掉、扔掉;但不幸她是我们的祖国!

  对当时很多人而言,这简直是挑战了。

  批判是从电影审查之后,是由黄钢最先开始挑起的。黄钢是延安时期《解放日报》老资格的记者,从《解放日报》到新华社,建国初在中宣部电影处工作过,当时的处长是江青,之后又到《人民日报》,是老资格的新闻人。从黄钢的批判后来发展到《解放军报》发表批判文章,军队老资格作家魏巍与刘白羽都站了出来。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先由黄钢出面。这三个人其实构成坚挺的三角关系——黄钢在解放战争期间与刘白羽是新华社的同事,刘白羽与魏巍又是朝鲜战争中一起写战地报道的战友。如果能了解到内情,大约所有政治斗争背后都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批《苦恋》事件中,胡耀邦明显是在不断通过自己的政治能力降温,即使后来,在邓小平都已经有了明确态度的前提之下。而我后来也才了解到,白桦之所以在电影拍成后能直接找到胡耀邦,也是因为胡耀邦与肖华的关系。

  我是从白桦自己的文章中看到他与魏巍、与肖华的隐秘关系的。1998年我主编《华夏记忆》杂志,上海的董懿娜约到了白桦写的回忆文章《我和胡风短暂而长久的姻缘》,发表在《华夏记忆》1998年第三期上。“姻缘”也许用词不当,但这是白桦所写的难得一篇好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白桦之打成右派,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与胡风的交往。其实,所谓交往,无非是一起参加了一个采访团,之后看望过,并送过一方大理石砚台。从这篇文章中,我也才了解到:肖华当年作为总政副主任一直是保护白桦的,当时的总政创作室,主任是希望不划他为右派的,而副主任魏巍则坚决要划他,他说,“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

  当初的政治氛围有多严酷呢?白桦写到与他关在一个屋里的林予,林予只因为在日记里写了八个字“难忘的1952年”,这一年他当过伪县长的父亲死于狱中,母亲死于癌症。日记是他自己上交的。白桦这样描写:“从进入莲花池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像一只被火烧光了羽毛的小鸟一样,只会颤栗。”

  读了这篇文章,黄钢、魏巍、刘白羽与白桦的关系就一目了然,是绝对要重新致他以死地的。而1979年这个《苦恋》事件,最终因为胡耀邦的坚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真是开了一个好头。总之,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政治氛围要远好于下半期,也真与胡耀邦当时的努力分不开。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电影 右派 苦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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