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后，又到吃蟹时节。秋风凄，秋水凉，芦花飞扬时，蟹脚硬了。“九月团脐十月尖”，农历九月吃母蟹；“尖脐犹胜团脐好”，公蟹膏满，则要等到农历十月了。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引包天笑说，上海人称“闸蟹”的名称来自苏州人“炸蟹”(有人分辨半天“煠”字，煠即炸)的转音，而炸蟹的记载出自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文士顾禄记录吴地四时风俗的《清嘉录》。其中记载十月：“湖蟹乘潮上簖，渔者捕得之，担入城市。居人买以相馈贶，或宴客佐酒，有九雌十雄之目，谓九月团脐佳，十月尖脐佳也。汤、炸而食，故谓之‘炸蟹’。”簖(duan)是竹或苇编阻断鱼虾的栅栏。同是苏州文人的褚人获这样记载：“吴为泽国，湖荡水滨，编竹设簖，可专鱼蟹菱芡之利。”“闸”就是阻断，即簖。渔人捕蟹是以灯光引导，蟹好光，寻光钻到簖中，即“闸蟹”。而汤、炸而食，“汤”就是煮，炸呢？是否就是面拖蟹的做法？
我儿时，母亲是经常在夏天做面拖蟹的，做面拖蟹的蟹是“六月黄”，是壳薄还未成年的“童子蟹”。蟹一年要蜕好几次壳，“六月黄”后再经一次蜕壳，才能成为农历九十月的“大闸蟹”。那时一串五六只用稻草绳绑住的“六月黄”，也就买几角钱。母亲买回家挂在门栓上，我们就看着那些马上就要“走向刑场”的蟹鼓着小眼睛，嘴里不断地吐出雪白的泡沫。面拖蟹是以面裹蟹，面多蟹少，故为“拖”，实际是贫民的吃法。“六月黄”必须指母蟹，母亲粗暴地将每一只蟹都腰斩，使金膏鲜黄四溅，剔除饭兜后，将剖开之斗蘸满拌了葱花的干面，蟹脚朝上，下油锅煎，将蘸面的斗煎透。煎成金黄之蟹，香气逼人，垂涎欲滴。
儿时常觉得煎好的这些香喷喷金黄蟹真不该再下调好的面，使之裹满面糊，要先满嘴粘了面糊，才能吃到蟹。母亲却说，面拖蟹的面要好吃于蟹，因为蟹之鲜味都进了面，而所拖小蟹是不值得剥吃的，母亲的说法，也就是嚼嚼鲜味。这时候的蟹壳薄而脆，可将其嚼碎，好吃的还是煎透的填了葱油面的斗。
真要吃大闸蟹，还得等重阳节糖炒栗子上市后。重阳节后，水果店门口就会架起一口大锅，满街会弥漫着糖炒栗子的香气，叫卖者会拖着长音喊：“糖——炒栗子”，而刚炒熟的栗子每一颗都被糖汁裹得鲜亮鲜亮。在炒栗子的香气中，大伯伯就会拎着一串蟹上门，笑眯着眼对父亲说：“吃蟹”，父亲就会差我去副食店打酒。我还记得那时买得多的是“绿豆烧”，偶尔也买“五加皮”。祖母就生了大伯伯与我父亲两个儿子，这样的蟹宴我们自然是没份的，祖母与他们兄弟，在祖母房里，兄弟俩一斤散装酒，祖母则只喝葡萄酒，每人两只蟹佐酒，可以精细地吃两三个小时，我们只能隔着漏进灯光的门缝偷看。那时，祖母是嫌母亲做饭粗的，她一直老到颤巍巍了，还是坚持自己上街买菜做饭。
祖父去世时我刚7岁，没见过他吃蟹的精细态度，父亲津津乐道的精细则是一直映在记忆里的。母亲是不愿在吃东西上费很多时间的，她只吃蟹黄或蟹膏，蟹脚是懒得剥的；而父亲则觉得，蟹的滋味其实是在仔细剔出每一个关节的肉，比如腿肉共三截，蟹钳也有三截。我们吃蟹腿，两端一咬，以嘴吮，父亲却用手剥，最多用一下筷子。蟹斗打开后，最不易拆的是蟹砣中的肉，它们被一个个管状分开，母亲是拿着砣就咬的，从来懒得去分那些管。父亲却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管都与腿相连，从腿根就可把管中的肉剔出来。我现在记忆，只有在吃态上，还能分辨出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曾有过的烙印。他吃蟹，似乎更享受那种不以时间为限制的过程：精细地一点点把每一关节的肉都拆出来放进蟹斗，一只蟹能拆出满满一斗的膏与各部分肉，吃完后，值得炫耀的是那些齐整而剔尽了肉丝的壳。这种吃态是任岁月变迁，唯一没有被改造的。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吃态，不会有这样舍得在吃上从容的心态了。
小时候我们咬开蟹钳，完整剥出那片像羽翼般的钳骨，两片拼在一起，就像展翅的蝴蝶，把它粘在粉墙上，就成为自己的杰作。也是自得其乐事。
这时候，秋风里，院外巷里那棵大梧桐树上就吹落一艘艘“小船”，小小的梧桐子就结在这些“小船”边上，一个“小船”里有两三颗，把它们摘下来，与瓜子一起炒熟了，也是装在口袋里的小吃。小小的一颗梧桐子能有多少肉呢？但那也是童年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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