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采访报道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29日，题目为《高考[微博]改革为何一拖再拖》，作者：叶渔、马娟、王鹏善，编辑：李二民。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时间：2014年8月27日
采访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二民
记者：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您认为新的高考方案对高校招生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秦春华：虽然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其主要精神和基本原则已经相当明确，有些影响已经可以预期。
制度会改变人和机构的行为。对于高校招生而言，在新的考试招生制度下，高校将从被动变为主动，从“据分录取”变为“按人招生”。这将彻底改变目前高校招生的基本模式。由于高考分数不再是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这将迫使高校必须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富于自身特色的人才选拔目标及其路径。这对大学而言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原因很简单，恢复高考30多年来，高校只会按照高考分数录取学生，已经基本丧失了选拔学生的能力。除了高考分数之外，高校既不知道应该还有哪些衡量标准，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这些衡量标准进行招生。
更深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招生。招生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中间环节，虽然是一个枢纽环节。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将向前影响中学基础教育的行为模式，向后影响大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录取模式将会引导基础教育彻底从分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教育的本质，并对国家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就这一点而言，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对于人才选拔和培养，对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将是革命性和根本性的，其意义堪比1977年之恢复高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您认为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秦春华：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能否在新模式下确保高校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人情和请托因素不会影响干扰录取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点也是公众对于高考改革的忧虑所在。
我的观点是，公平公正是高校招生录取的首要原则。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并非只有看得见的分数。事实上，由于公平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中国各地方基础教育事实上存在的不均衡，单纯依赖分数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有可能会制造出新的更大的不公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城市学生或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通过雇佣更好的教师接受更好的训练而在考试中得到比农村学生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更高的分数。这一点已经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事实所证明。
分数只是一个结果。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具体的分数，还需要了解学生是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得到的这一分数。同一个分数，对于北上广的学生和“新西兰”的学生而言是不一样的；对于北京市海淀区和北京市延庆县的学生而言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对于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大学教授家庭的学生和一个低保户家庭的学生而言仍然是不一样的。对于后者而言，他(她)们为获得某一分数所要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和前者相比要多得多。这也意味着，他(她)们可能比前者更有毅力，更有决心，更有韧性，也更有可能成功。如果没有综合评价，如果只有分数这个唯一录取依据，我们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事实上，北大所试行的“元培综合评价系统”的经验证明，如果制度设计合理，程序严谨科学，随机性足够强，同样可以保证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甚至比通过分数录取的效果还要好。
其次，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有此忧虑，就必须选择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这是偷懒的做法。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录取依据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危害人所共知，不打破这一“祖宗成法”，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维护公平公正不是也不应当是阻碍乃至反对高考改革的理由。我们不能总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期待高考改革，另一方面又害怕高考改革。
第三、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实际上提供了新的竞争机制。这一机制将会有效实现优胜劣汰。对于大学而言，如果自甘堕落的话，不但会严重影响社会声誉，而且会因为学生质量低下而在事实上降低大学的地位；而那些想成为好大学的高校，则会因为招收了质量更高的学生而赢得社会的尊重，从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大学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关键是看大学如何选择。
值得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目前尚不明显，但未来可能会影响很大。新的考试招生制度要求高校招生不以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要实行“综合评价”。但高校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表面上虽然实行了“综合评价”，但实际上最终仍然以分数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换汤不换药”，“新瓶装了旧酒”。这些原因可能是，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偷懒怕麻烦、不愿付出过高成本、减轻各种社会压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考科目调整，减少必考科目，将会使高校在招生时可以凭借的指标范围进一步缩减，中学则会据此只强化训练这几门“主科”，而将其他选考科目边缘化，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这种苗头，实际上在前几年江苏高考改革历程中已经显现了，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记者：高校自主招生时，除了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是很重要的方面，但目前似乎高中做的并不好。那么，北大对此会有什么相应举措？
秦春华：我希望澄清一个认识：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不是高中，而是大学。学生和高中需要做的不是评价，而是陈述事实——没有夸张、不加修饰、不折不扣呈现出来的事实。至于事实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需要由大学进行判断。对于同一个学生的同一个事实，不同的大学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大学的特点就在招生时体现出来了。
2011年，北大招办在部分中学中发放了《优秀中学生素质养成手册》，记录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想法，以此作为自主选拔录取的依据之一，效果非常显著。我们将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
目前，北京大学[微博]考试研究院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根据北大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目标，结合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和具体国情，研究制定北大人才选拔的标准和办法。如何进行综合素质评价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高校招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构成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体系是什么？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复杂，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领导力等等都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指标。但是，对于不同的大学而言，这些抽象性的概念背后所蕴含的具体含义是一样的吗？特别是，在大学招生综合评价体系中，究竟哪些指标是必须列入的？哪些指标是可有可无的？还有哪些指标是完全不需要的？这些都必须根据不同大学人才培养的不同需求和特点进行重新设计。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观测这些具体的指标？如果确立了创新精神为评价指标并明确了其特定含义，那么，怎样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具有这种创新精神呢？如何将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和那些只是被包装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区别开来呢？这将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既需要有科学的测量方法，同时也要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
我个人认为，新的考试招生制度为高校招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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