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
王旭明
当下学校语文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大家都不满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检测质量报告》表明，在语文、数学、科学和思品四门学科中，语文的合格率最低，其中有近30%学生的语文成绩处于基本合格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语文课时数是1963年的一半，效果与1963年相比，却没有明显不同。这就说明语文课多上、少上甚至不上，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多大关系。还有一项调查说，在某地中学生17门课程抽样调查中，学生最不喜欢上的是语文课——我的天啊！教师配备最多、学生用时最多、国家最重视的母语学科，落实在课堂教学上竟是如此结果，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最近，我在北京的一个教学研讨活动上听了课，参与者多是来自北京所谓重点小学的语文老师，他们所上的语文课竟与语文相去甚远，充斥了许多非语文的东西。联想到近期不断有家长[微博]跟我反映其子女在小学、中学及高中语文课上所学、所知、所感；再联想到两年前真语文北京启动仪式上，听到的许多充满假语文元素的语文课，我因此愈发担忧，也印证了这样的判断：北京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
先说、也重点说说北京的小学语文课堂吧。我始终认为中国汉语水平的真正提高在未来，在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因此我尤其关注小学语文教育和语文老师。
我听了一位年轻女语文老师讲丰子恺先生的《白鹅》。这是一篇生活散文，层次分明、语言生动、感情真挚，如果老师按照语文教学规律，紧紧抓住字、词、句、段，听、说、读、写整体推进，该多好啊。可是，这位老师一上课就用丰子恺的若干幅漫画引入，而漫画内容既和课文内容无关，又与白鹅无关，一边看漫画还一边问孩子：“感动了没有？为什么感动？”不要说学生，就是成人见到她展示的漫画也只是会心一笑而已，哪来的感动？原来老师要引入她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个小孩用他自己柔软的善心，感到桌子的感觉，看来，所有的生命都是需要呵护的。”我的生命已经老矣，第一次听说桌子也是有生命的！老师还不过瘾，一定要引入她对丰子恺的理解，说“透过小事、小画面之后，我们得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丰子恺说最喜欢弦外有余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篇散文的弦外之音”。一篇小短文，老师就是这样硬生生地拔高、贴标签，要引出弦外之音。恕我直言，我从小读《白鹅》，没有悟出弦外有什么音，也许我从小没有学好语文吧？！这样五六分钟过去之后，老师把一篇完整的文章化成了几十个零碎的小问题，无休止地问学生，既没有抓住词语重点，许多内容也离开文本本身，中间虽然有字词的校正和朗读，但完全是应景的，是为老师表演服务的。
最糟糕的是，这位老师自己范读了一段课文，不仅让学生给自己掌声，还要问学生“老师读得怎么样，能不能把鹅和狗吃饭时的不同读出来”。四五个学生当然都说老师读得好，最后一位说：“我觉得老师读得特别好，因为，您用讲故事的方式读出来了。”老师当堂高度评价这位学生：“同学们再把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他不仅把真诚的赞美献给老师，还告诉同学们读书的时候要像讲故事一样。”问题是，我整堂课听下来，从老师的讲课语言到她读范文的语言，毫无讲故事的感觉，都是用高八度的矫情做作腔调，自始至终像是一位二流演员在表演。退一步说，就是真像讲故事，也不要这样引导学生当面赞美老师啊！讲课结尾，这位老师还没有忘记弦外之音，说：“作者称鹅是鹅老爷，旧社会这个称呼是给土豪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出作者对大白鹅的厌恶，而是感觉到对它的喜爱，这就是课文的弦外之音。”我们又听糊涂了，这篇课文的弦内之音，不就是作者觉得这个白鹅逗，好玩儿，喜欢才写吗？唉，这课上的。
幸好，江苏省一位退休语文教师，也是真语文活动总顾问张赛琴同课异构，也讲《白鹅》这一课。她由听、说到读、写，再由学习白鹅的笔法进入写作训练，实实在在上了一堂语文课，我才释然。
之后，我又听了一位年轻老师讲《伯牙绝弦》一课。这位年轻老师显然比前一位语文知识功底扎实，也靠点谱，但整堂课不仅学生前面、黑板旁“PPT”不断更换内容，而且学生侧面墙壁上始终交织更替着各种古人画面，不时还乐声响起，整堂课都是在音乐和画面中度过，而不是在文字感悟与提升中。我始终困惑，什么时候、哪位家长同意、谁家孩子愿意一边读书一边听音乐呢？伴乐读书、看画读书，低幼的做法何时休？与前一位老师相同的是，一篇并不难懂的课文，这位老师仍然化解成了几十个零碎的提问和无厘头的生拔高、贴标签。中间还不断所谓引经据典，而这些经和典与文本并无太多关系，比如，老师说：“我们的古人常常借山水抒发自己的志向。杜甫曾写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借山抒发自己的志向；李白也曾写过‘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借水来抒发自己的胸怀。”且不说用这样的诗句比喻伯牙抚琴志在高山是否合适，即使从学生理解这个文本的角度来说，也实在有些牵强。
更糟糕的是，老师从课文引申出2000年前、1700年前、1300年前、800年前、400年前，直到100多年前的例子，直至用毛泽东主席为悼念自己好友而写下的诗句来说明一个问题：即知音之情已经成为了知音文化。我就在想，课堂不是论文答辩会，即使是拓展练习，也不应该统一成全体学生的一个观点，应该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自然生成各种观点。一句话，语文教师不是饲养员，更不是填鸭者，而是引导者、引路人。
在教研活动接下来的说课比赛环节，不少北京小学语文老师说的“假课”更是让我吃惊不小。这几位老师尽管说课篇目不同、学段不同，但共同点为：一是脱离文本字、词、句、段、篇本身所蕴含的含义，而去追求所谓弦外之音，拔高、贴标签或无厘头地赞美；二是背离了语文课听、说、读、写整体推进的基本精神，过度解读或片面讲某一方面；三是语文课变成表演课，本来应该是学生学语文的过程却变成了老师拿学生当表演道具作秀的过程，说课中忽视或弱化学生语文习惯的养成、语文能力的训练和语文素养的提升；四是老师说课授课时普遍拿腔拿调，语音高八度；五是大多过度使用“PPT”，音乐、图画等在语文教学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这些老师的课堂上成了主角，真正成了喧热热闹闹之宾夺真语文之主；六是语文课本该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精神，但这些老师的说课讲课中完全没有体现这一点，而是一味灌输，不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和想象的余地，更谈不上质疑批判，本来生动活泼的语文内容变成了机械枯燥的单一解读。
由此，我想到了近年来在北京直接或间接听到的不少关于语文的情况。有家长说，老师让孩子在课堂背诵并讲解《弟子规》片段，但加上一个毫无意义的要求——制作“PPT”。笔者日前参加北京一个重点中学语文老师交流活动，我提问老师们：几年前，上海启东中学的一个学生在国旗下讲话，临时换稿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不满。作为语文老师应当如何引导？一位老师竟然说：“这是利用社会公器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应该严肃批评。”这种扣帽子式的语文教育让我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还有学校老师告诉我说，北京教研和教育行政部门把用“PPT”课件、视频、音乐等当成对老师教学设计的考查内容，要求必须使用，否则要扣除分数，甚至没有资格参加教学比赛。如此下来，语文课变成了老师用声、光、电对学生进行灌输的试验场，教学设备先进的北京成了多媒体过度使用的重灾区。
假语文在北京中小学课堂如此大行其道，让笔者惊异不已，于是呼吁：北京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
虽然，我们也听了北京市小学语文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张立军老师的《杨氏之子》以及另外几位年轻老师的说课。他们紧扣课文，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在一堂课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这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但有关人士说，这是不同流派、不同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手段。我说不对。张立军等北京小学真语文老师和另外那些老师之差别绝不是方法、手段之别，而是理念之别、方向之别、路线之别。这个理念、方向、路线就是，张立军们是用真语文的思想去组织教学，而不是用假语文的思想去组织教学。这个区别重大，因为关乎路线、方向和理念。
无论是讲课，还是说课，北京语文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成一点，就是背离语文教育规律，背离教育部下发的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即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具体的地说，北京语文课堂教学，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贴标签式的生硬拔高，脱离语文的本体去渲染所谓思想性和人生意义。二是对语文的元素即字、词、句、段、篇和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等浮于表面化的生贴，而不是融于语文教学中。三是语文课成为表演课，教师成为舞台主角，学生成为群众演员，把每堂课都变成表演课。四是过度使用“PPT”课件、音乐和其他辅助手段。在一次教学展示活动中，笔者要求不得使用“PPT”课件、音乐，竟然有几位北京语文老师离开“PPT”就讲不了课，被迫退出展示，还有一位在说课中坚持清唱歌曲，他的说法是不唱难受。五是作为语文老师的基本素养普遍不高，比如讲课的声调语态娇声嗲气，再比如有些人粉笔字写得歪七扭八，还有课堂运用、课堂表达等都极缺教师基本素养。所有这些不仅使语文课水分增加，而且长此以往，祖国母语教学的精华将首先在北京丧失殆尽。悲，莫大于此焉。
北京语文课堂上种种假语文的表现，我借用上海师范大学吴忠豪教授的话说就是：“一直以来围绕本体性教学内容开展教学的语文教师凤毛麟角，大多数教师的语文课都是以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为主要目标，并且围绕课文思想内容理解来组织教学的。”我以为，套用吴教授的话通俗表述就是：这样的语文课就叫作假语文课。
人们不爱听假语文的叫法，那就用吴忠豪教授本体性语文教学理论来论述吧。本体性语文教学内容是语文课程必须承担的本职任务，反映出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本质特性，完成这些教学内容，就能为学生学习各门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也能为学生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奠定基础。非本体性语文教学内容包括情感、态度、审美、价值观教育、多元文化的学习，思维能力包括创新精神的培养等，这类教学内容并不是语文课程一科独担的，而是基础教育各门课程共同承担，并且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语文这门课程。在他看来，语文作为一门以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主要目标的综合性实践课程，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语文知识、语文方法和语文技能，即本体性教学内容为目标展开教学，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本体性教学内容应该是渗透在语文知识、语文方法和语文技能学习过程之中的。
什么是真语文？对真语文较早开展理论研究的吴忠豪教授说，长期以来我们对语文课程任务的认知一直处于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的状态。毫无疑问，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课程，问题是两者之间怎样平衡，一直难以找到支点，60多年来，一直如此。真语文对语文课程性质把握得非常准确，这是对课程标准的最大突破，这个突破带有根本性、革命性意义。吴教授认为，真语文对语文课程进行深刻反思，认为语文课程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作为应用教学的语文课程，就要让学生学会沟通交流。这样准确把握语文课程性质，为语文课程改革指出了新的方向。语文课程从原来以学习课文思想、围绕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来组织教学转变为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应用。这种转型和转轨对语文教育的意义不亚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吴教授的一番话可以说点透了真语文的核心和本质，应当为全国语文老师尤其是北京的语文老师们所深思。
如果说吴教授从理论层面阐释，您觉得绕口的话，76岁的全国语文特级老师贾志敏说得就更为直接：“当下学生语文能力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该怎么办？学生没有学好怪谁？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家长和老师都有责任，现在的语文课堂假、大、空，教学生说假话、大话、空话，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我支持真语文，因为真语文真教，让学生真学，做一个真人。课堂教学不需要精彩，它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教学生识字、写字、写文章和做人。”贾老师的一席话简直是对北京不少语文课堂和语文老师不点名的、严肃而尖锐的批评。
我们之所以对北京语文课堂充斥假的现象如此忧虑和严肃批评，还不仅仅是因为其语文课堂教学本身，更是由于：其一，我们听到的这几堂课和从民间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都出自北京乃至全国闻名的所谓重点学校。这些老师不仅一个人讲课，而且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和作用，他们或为学校骨干、教学主任，或是在市区小有名气且到处“表演”。就在笔者听课的第二天，据说在北京就有一场数千人参与的讲课“表演”，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们听到的就是这样充满假语文元素的语文课，可见影响之深、毒害之大。
其二，北京这些语文老师由于区位优势和多种原因，有着极强的优越感，对不同意见基本上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状态，不接受任何批评和建议。别人对其公开课提出中肯的建设性意见，某些老师竟然恶意攻击，甚至不惜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其语文素养乃至做人素养之低，不仅令人咋舌，更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首都的语文老师。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北京市某些教研人员和所谓语文专家对北京语文课堂存在的这种弊端不认识、不扭转、不改正，反而鼓励、扶植和片面支持假语文老师，致使北京假语文课堂在部分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泛滥成灾。
其三，北京日前出台了深化教学改革和高考[微博]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语文学科将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注重语文试题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北京最近还出台了课程调整方案，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问题是，以当下北京不少语文课堂充斥的假语文教学，怎么可能实现北京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和调整计划。因此，为北京自己所思所想以及将所为着想，笔者也认为是该给北京的语文教学泼点冷水、敲敲警钟了。
当然，北京绝不是没有真语文教学和真语文教师。比如笔者听到的张立军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花市小学杨蕾老师的课、北京市京源学校王琪老师的课，以及东城区教研员吴琳老师的评课等，都是充满真语文理念的讲课、评课。可惜的是更多有关部门领导和不少老师将他们的课仅仅作为一个流派、一种个人风格，而不是作为一个语文教学必须遵循的普遍理念。
我们以北京语文教学为标本进行解剖，绝不是说如此假语文只在北京存在，笔者在全国各地听到的许多课，可以说与北京大同小异，这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难怪社会各界诟病语文课，难怪学生不爱上语文课，难怪学校随便安排个什么人都能教语文，如此怎能令人满意。
吴忠豪教授的一席话可谓振聋发聩：“小学语文重心一直指向文本内容理解，忽视文本语言的教学，这是我国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战略性失误，直接导致国民语文水平下降。”其实，何止小学，中学、高中乃至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假语文现象令人忧虑，令每一个真正热爱母语的语文工作者痛心。因此，我呼吁全国语文学界和有关领导机关正视这一现象，首先在语文教学中开展一场什么是真语文的大讨论，进而在语文教材、语文教师、语文评价等学校语文教育各个方面融入真语文理念，使我国语文教育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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