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的第一节室内课是David老师的Critical Thinking(思辨能力)。格拉斯哥大学商学院[微博]的教室座位呈半圆形排列，好像是在希腊听歌剧一样。David很儒雅地侃侃而谈，遇到提问，他皱着眉头，目不转睛盯着提问的同学，使劲地吸收着全部信息。中国同学(大陆的、台湾的都有)也同样使劲地听着David的讲述，他们也同样皱眉、注目，有时还会相互低声问几句，或是相互补充一下笔记。
下半节课开始前，David身边的讲台上，便有七八个录音笔同时启动，好像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一样。轮到David提问时，教室里并没有争先恐后的场景，我们相当一部分中国同学率先低下了头，拒绝这个关键时刻的眼神交流。而课下，大家便生龙活虎地借笔记、开小会、听录音，显然，还是有听不懂的地方。
按说，班里的中国同学都已经通过了英语入学资格考核，但考试与听课几乎是两码事，一到听课、发言、讨论的时候，我们“四六级”的老底就暴露出来了，只知道乱点头，头脑中的英译中和中译英乱成一团，开始“不着四六”了。
英语几乎是中国人永远的痛。各种中外考试辅导的核心也仍然是如何应试，雅思[微博]、托福[微博]的高分到底有多大含金量呢？
也不能只说咱们中国人，我也看到同班的日本同学也把录音笔放在老师面前了，而且，十年后，当我在日本推广英国的研究生专业时发现，每个参会的英国大学展台上，是一定要配一个日语翻译的。东亚区，除了香港外，都是“英语重灾区”。
我们曾讥笑印度人古怪的、听不懂的“大舌头”英语，但实际上他们说的英语，英国人都听得懂，而我们发音再清楚，却经常得到对方迟疑、困惑的表情，总让我们再说一遍或若干遍。可见我们的英语是不地道的，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凭借英汉或汉英词典引入脑海的单词可能根本就经不起语境的考验。
可教授们并不了解这些，即便了解，他们也不会打破常规，为中国人而放慢节奏，也就是说我们得不到“定制”的服务。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国际化的环境里，公平是最重要的。而越是公平，就越对我们不利。
教学上没有什么“优惠条件”，而学习上的不利条件更多。在英式教育的环境中，一年的硕士，却背负着其他国家和地区两年的学习强度，也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从英国的学制看，硕士阶段大体分成三个学期：从9月开学到圣诞节前为第一学期，基本上是适应为主；从来年的1月上旬到复活节(在4月份)是第二学期，课程密度大，主课多，考试压力大；从4月到9月是第三学期，除了剩余课程外，毕业论文、实习等项目将在这个阶段完成。
MBA的压力尤其大。MBA学员的学历背景很杂，有相当一部分是理工或文史出身的，经济、财务、营销都不是他们的专项，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有三年以上的全职工作经验。而MBA所必修的课程，在所有商科专业中是最多的，作业量也很大，我们平均每三周要交一次论文式的作业，除了课本外，还要泛读任课教师的推荐书目，再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课上小组讨论和即席发言，有时确实有些应接不暇。
理论上说，这一年没有任何人在督促，完全是个人负责制，这是一种另类的自由：自我管理的自由。没有老师和家人的要求或期盼，而从制度上决定了只有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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