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萝是我见过的最不典型的瑞士人，没有之一。
菠萝是我上份工作的顶头上司。以中国人的观念，以如此绰号般的字眼称呼老板，一般是下属们背地里干的事情。但我们却大大咧咧地直呼其名，因为老板自己对这个名字欢喜得很。实际上，始作俑者就是我。菠萝从瑞士总部空降上海半年、公司的中国业务渐渐开展起来之后，有一天，略显困扰地对我说，觉得有必要起个中国名字了，当地人实在记不住他名字的拼写。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你的名字音译过来，其实跟中文的“菠萝”很像，你喜不喜欢？他竟立马说：不错！就它了！
后来还是绞尽脑汁帮他起了个兼顾音义、稍洋气些的名字：莫容博，用同事的话说，这个听上去就高大上的名字当然是用来接受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这类采访时用的。但他自己似乎更偏好“菠萝”，逢人就努力用中文磕磕绊绊地自我介绍：我叫帕菠萝。某次接待一新客户，对方一下没听清，还以为他叫火龙果，所有人笑场，第一次见面的拘谨瞬间冰释，其乐融融。
再后来，中国办公室走上正轨，开始正式做中文名片。我们问他想印哪个名字，他说：帕菠萝。此后接到的新业务，多大程度上和一次次由名片造成的笑场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在上海的故事不止于名片。
(一)
那时，我在公司瑞士总部负责销售，菠萝驻扎上海，两头呼应开发市场。每周一早上电话例会，照例先互相问候周末过得如何。从最开始得意洋洋告之如何在中国移动营业厅用手舞足蹈的交流买到想要的手机卡，到如何因为还没有中国长居而百转千回地终于办成银行卡。期间的艰辛和笑料，丰富程度绝不输于我初到法国的经历，但和我不同的是，菠萝虔诚地把一切麻烦事都看做奇遇。照他自己的说法，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所有加起来的地理范围没超出如今在上海住所附近的几条街，“活了三十年，终于摆脱(getrid of)了日内瓦”。他确是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在此指导思想下，我们的周末问候渐渐成了空形式。因为他在上海的每个周末都是不到天明不罢休的一个趴连着一个趴——典型的“expat”降落到一个繁华上海梦里的故事，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时不时地，他也有些格外新鲜的料，让他更要抖一抖自己的上海梦。某天，电话说了不一会儿，菠萝忽然“不经意”地道了句：你还没接受我的脸书朋友邀请呢……我一楞，老板主动来加脸书朋友，已经给足面子，而我因为屏蔽了邮件通知，竟然还要人家来提醒，也太不识相了。赶紧打开尘封的脸书，点确认。菠萝眉开眼笑，又“不经意”地说：“你看到我这周末的照片了吗？看到我跟WuXX的合影了吗？是个台湾大明星，你知道她吗？”我又一愣，菠萝同学的汉语咬字还有待进步，我人仰马翻地在相册里一通乱戳，噗，在某个品牌举办的时尚大趴光影人肉交错的相册里，出现了一张菠萝和吴佩慈的得意合影。我哭笑不得，您老看过多少吴佩慈的电视电影、能激动成这样啊？可是老板面前，恭维还是少不得，我表示了对他高档次业余生活的惊叹赞赏之余，顺便也向他普及了一下“九头身美女”的概念，遂哄得他心满意足。
这个外国人的上海梦，与他那些同样贪恋东方繁华的同类并无大异，是一个瑰丽、奇特、身处天朝浮华的顶端、却又折射出异域风情的万花筒。吃，是最老生常谈的话题，住过中国的老外，讲起中国食物，眼睛里发出的光亮是他们之间最默契的心领神会。这个光亮和我们中国人的本质不同在于，这些曾经把土豆奶酪面包这几样原料变出一百种花样然后吃上365天的老外，到了中国，往往会在第一时间神经质地迷恋上一个餐馆，甚至一种菜式，哪怕渐渐了解了中国菜的千种风情万端仪态，依然痴心不改(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痴心不改)。对菠萝来说，除了把鼎泰丰引为贴身知己、当做三餐食堂，在不久之后把一片痴心正式投入了海底捞。某次我试图引导他，Skype上跟他说：
“你知道，其实，火锅，不是只有海底捞的，比如，还有一个叫豆捞坊的，比海底捞环境更安静，我可以把地址发给你。”
我这是假设瑞士人偶尔也会想念他家乡的宁静。没想菠萝立马回道：
“我喜欢的就是海底捞的吵，酷毙了！”
“……但……但是……你不会腻么……”
“怎么可能！”菠萝义正辞严，“海底捞有这么多选择！”我坐在日内瓦的办公室里，脑子里闪过海底捞的菜单和酸梅汤，咽了下口水，除了打住别无话说：
“好吧，我明年这个时候再问你同样的问题吧。”
菠萝很自信：“没问题，到时你来问。”
没过多久，菠萝忽然郁郁地来问我：“今天在海底捞听几个中国朋友说，中国餐馆里的油会被重复用很多次，很不干净。”我安慰道：“街头小店里这种情况会多一点……海底捞……应该不至于……”他立马相信了。当然，他不过是找个理由说服自己而已。
等我后来去上海办公室出差，目睹菠萝下班后先在新天地喝上一杯80元的啤酒，夜更深后，则和朋友欢乐地在街边脏乱不堪入目的麻辣烫烤串摊上大快朵颐。
(二)
在菠萝接受大老板任命长驻中国之时，在瑞士有一位当地的女友。传说中，这位女友本就对神秘的东方充满向往，因此等菠萝在中国稍稍安顿之后，便一鼓作气辞去工作，飞赴上海，决心满满地打算边学语言边陪着菠萝，然后想办法在中国找到新工作。
可惜的是，才不过两周，这个瑞士姑娘，除却在高仿奢侈品包包市场逛得心花怒放之外，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了自己的叶公好龙。在某日菠萝组织的朋友聚会上，大家问起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位女友以鄙夷的口气发表了感慨：中国人都随地吐痰！恶心！
在场的有各国人士，包括菠萝新结识的中国朋友。我听到的版本是：菠萝当众严厉斥责了她的无礼，恋情也随即告吹，瑞士姑娘打包回家，也算是决绝地了断了一个虚幻的中国梦。
而可以想见，菠萝自去上海，也已无数次地被问起同样的问题——对中国的印象。他挂在嘴边的回答是：没人有资格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度做总结，住了五年十年依然是管中窥豹，更遑论他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我大概翻译的)。这个极富中庸之道的回答，倒让人疑惑他是否已如此灵敏地拿捏到了中华文化的一丝真谛。
(三)
工作是最实在体现东西方碰撞的场所，和一个游客所能体会到的全然不同。我在欧洲住了六年多，无时不刻不感受到那宏大又隐于无形的文化冲击，要写下来时却往往失语，也只有在读林语堂的小品文时恨不得拍案叫好，简直写到了心里去。反过来，观察一个西方人在东方，对我们则容易得多，毕竟我们处在对背景知识了解得较为多的那一方，也就能居高临下一些。最简单来说，欧洲人的严谨、精确、逻辑性、完美主义、讲求规则，在中国人的直截了当、目的至上、实用主义、灵活圆滑面前，大抵只能败下阵来。这当然是适者生存的一种。
菠萝来到上海之后受到的最大打击大概不是来自别的，却来自招聘这件事(以下根据真实事件拼凑改编，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菠萝看中了一个应聘者，两厢情愿，待遇也一拍即合。恰逢瑞士大老板到上海出差，特意约了这位应聘者见面，三人相谈甚欢，直至兴致勃勃击掌为盟、一言为定。只等待合同上最后一个签字的当儿，菠萝已经信任地把这位准员工介绍给了客户，以便使其尽快熟悉环境，进入角色。没想风云突变，准员工临时反悔，转身去了面试时信誓旦旦表示绝不会去的一家公司。菠萝若是生活在瑞士，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碰到这种事——在日内瓦这样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失去信用就意味着不想干了。可是，这是在中国。我对菠萝说：“Welcometo China。” 还算具有强大文化包容度的他，也苦笑着对自己说了句：“Welcome myself toChina。”一切尽在不言中。这第一个冲击，就这么相对平静地度过去了。
可是没完呢。个把月之后，该大好青年忽然无羞无愧地回来找菠萝，问他是否接受自己重新来我们公司，原因是，那个把他招进去的大集团，当初承诺见习期过后给他的一个好差事，短期内没有兑现的可能了。菠萝这回昏倒了，一封邮件发给大老板，那边短短回了一句：杰克逊布朗(美国畅销书作家)说过，““Nothing is more expensive than a missedopportunity”(没有什么比一个失去的机会更昂贵)对一个典型的瑞士人——我们的大老板来说，这第二出戏显然是天方夜谭了。
以为闹剧已结束，没想菠萝同学在短短几个月内，对中国职场文化的参透能力高出了我的预期。他决定给那个青年一个机会。看我目瞪口呆，他徐徐道来：“中国员工的忠诚度之低，让我们不能再拿瑞士的标准去招人……即使一开始忠心耿耿，三、六个月之后、如果有了待遇更好的机会，照样会立马走人，不是么？既如此，我们就应该拿实际能力作为唯一标准，只看是否对彼此有利，没必要感情用事。”只听说过国内职场的好风光、却未亲身体验过的我，此时风中凌乱，菠萝继续开导我：“当然，我不会以同样的待遇接受他。三个月试用期，工资比原先低XX%，如果不合适，试用期结束后辞退，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魔都，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魔力，不动声色间，把洋人一个个点拨得开窍了、收归了。
只不过，天朝世俗文化博大精深，书不尽言，又怎可能让西人只吃上一堑、便尽学了去？不久之后，菠萝面试一位经验丰富的女士，立即明白了自己的功力深浅。该女士匆匆赶到面试的咖啡馆，提到为了面试跳过了午饭，于是菠萝好心允许其一边面试一边对着面前的一盘鱼大快朵颐。食毕，该女巍然不动，菠萝拿出绅士风度为其买单。服务员弯腰：“先生需要发票吗？”菠萝一挥手：“不必了。”该女见此形势，挥手招呼服务员耳语一番，发票飘飘然归入该女精致小皮包中。
菠萝再次绝倒，从此知道了面对东方人，再谨言慎行也不为过了。
上海滩花花世界的霓虹烟雾之下，东西南北世界人，一招一式、你来我往，没有硝烟，却打得正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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