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

　　开学在即，幼儿园再次成为焦点话题。据报道，在郑州，公办幼儿园数量只占总数的1%，与此相对应的是，“黑幼儿园”的孩子95%以上都来自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不是我不想让孩子上好幼儿园，是我们进不去，上不起。”一个将孩子送到“黑幼儿园”的家长如是说。

　　公办幼儿园数量少、民办幼儿园收费高的问题由来已久，为解决此类问题，郑州市教育局早在2007年就曾规划增加公办幼儿园。时至今日，却依然只达到了1%这样寒酸的比例。人们总是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比这更令人难堪的是，有些孩子甚至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起跑线”——每年此时，照例都有大批家长因“一园难求”而大挠其头。   

　　幼教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同样毋庸赘言的还有其不断攀升的收费。幼教真正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政府、幼儿园和家庭三方参与，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教育投入本就严重不足，而幼教投入仅占教育总投入的百分之一多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得幼教收费只是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利益博弈。当幼儿园理直气壮地追逐利益时，身处弱势地位的家长多半只能委曲求全，而未尽到成本分担义务的政府部门也难以对此进行有效监管。在此背景下，不得其门而入者怎能不屈就简陋而廉价的“黑幼儿园”？ 

　　“黑幼儿园”的危害性显而易见，其中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也一再触痛公众的眼睛，即便如此，其依然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因此而扼腕长叹之际，“黑幼儿园”何尝不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无奈的现实选择——当他们在消费一种自己眼中的“奢侈品”时，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自己的经济承受力，而无法奢求商品本身的质量。基于此，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子女喟然长叹：“我上得起的学校，为啥都是非法的？”    

　　幼教收费日渐高涨，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之声因此不绝于耳，郑州市教育局局长翟幸福日前对此表态：“目前还不太现实”。在公办幼儿园无法满足市民的需求，将幼儿园整体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还难以实现的现实背景下，不妨考虑将民办幼儿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由政府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

　　实际上，上海市就已经采取补贴幼儿教育事业的方式来降低其盈利性。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一方面，幼教事业享受财政补贴将直接降低幼儿园和家长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之后，幼儿园的盈利色彩将大大降低。更为重要的是，切实承担起了成本分担的责任之后，政府可以更为直接地针对幼儿园展开监督管理，逐步取缔“黑幼儿园”。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先要标明“起跑线”的具体位置——来年此时，希望“一园难求”不再成为市井坊间的“保留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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