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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五十多年前的在校三年(1960-1963)生活，终生难忘。这三年是我们伴随母校创建的三年，这三年尽管在母校的五十年历史中仅仅是极其短促的三年，然而却是我人生历程中难以忘怀的三年，更是受益终生的三年。母校的优良校风，母校教师的谆谆教诲，不仅影响我的成长，而且伴我终身向前。

　　1960年秋，我和数百名同届学子走进母校，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当时，在体育老师张国栋的率领下组建了母校的第一支体操队。清晨，我们迎着朝霞、踏着晨露到母校东边的小松林(现已不存在了)活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在操场上、体育器材旁，开展各种项目训练。“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鼓舞着我们，尽管“三年自然灾害”降临，张老师和我们信心百倍，毫不泄气。我和我的队友们，哪怕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手掌上的茧子打泡、甚至“翻茧子”，没有一个当“逃兵”。终于，三年后我们这支队伍结出丰硕的成果。

　　1963年10月，在北京市高校体操比赛中，我代表北京矿业学院体操队获得男子全能第二名和多个单项名次。赛后，矿院体操队黄教练高兴地说：“我检了一个大便宜！没有北大附中体操队张老师对你们的系统、严格训练，仅凭入大学的一个月训练，是不可能获胜的。你一定要回母校好好谢谢张老师！”(此后我曾多次专门回母校向张老师报喜，但可能都是周末，未能见到他，成为一憾)。这成为我离开母校后，首次对张老师的“感恩”。

　　1964年，我大学体操队的队友法XX在一次吊环训练中不慎失手坠地，头部着地。经北医三院抢救后，被确诊为颈椎受伤，戴上颈托，休养了好长时间。惋惜之际，我立马想起如果当时有张老师在场，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运动创伤。这是我离开母校后，第二次对张老师的“感恩”。

　　1998年，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桑兰在一次国际跳马比赛中，不慎失手，被确诊为颈椎严重受伤而造成高位截瘫，终生离不开轮椅。活蹦乱跳的花季少女瞬间进入难以自理的残疾人行列。心痛惋惜之际，我再一次地想起、感激张老师当年为我们付出的心血，让我们全须全尾地渡过在母校的时光。这是我离开母校后第三次对张老师的“感恩”。

　　张老师原是黑龙江省体操队的队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曾代表黑龙江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成绩赫赫。当年体操训练时，张老师给我们做的高难度示范动作，何其潇洒、何其干净利索！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男子汉健壮、阳刚的体魄，更得到了艺术的享受。

　　体操项目是带给我们“视觉美”的项目，又是发生运动创伤几率较高的项目。因而训练时，相对于其他教练，体操教练更要注意对运动员加强保护。当年，张老师多次在训练中让我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张老师具有男子汉的强壮、可信赖感，只要有张老师在场，再难的动作我们都敢做；张老师还具有女性的细腻，对动作到位的细致要求，对训练保护中的“四两拨千斤”，细致入微达到非常人能及的境地。多年来，我从事体操锻炼，之所以能健康生存到今天，就是有恩于张老师的可信赖感和细致入微。张老师是我们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

　　1968年，我大学毕业时正值“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当时，不论家庭出身、所学专业，统统被赶到煤矿的采煤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因为我不是学采矿专业的，在此之前我对采煤队的劳动强度一点儿也不了解，“进门”以后才知道我师傅和我一个班，每天要完成采36吨煤(含运料、顶板支护、采煤、运煤等工序)的任务。每天下井进入采煤工作面后，不消2个小时我就全身汗透。20公斤重的铁铲可不象杠铃那样诱人，常常累得我跪在那里咬牙拼搏。巨大的体力消耗考验着我，但一想起在母校体操队训练时“翻茧子”的钻心之痛和咬牙拼搏，战胜自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油然而生，回想起张老师的教诲：“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我，战胜不了自我则将一事无成。勇往直前、咬牙拼搏，挺过来就是好样的。”从此以后，无论我遇到何种困难，总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支撑着我，总有张老师的微笑等待我的答复，令我不在困难面前退却。

　　我们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坎坷，是退缩还是克服，这就要看你的勇气、毅力和执着能达到何种程度。克服困难和坎坷，需要体育(不同于德育、智育)教育中培养出的坚强品格、优良素质。

　　从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到国家登山队勇攀珠峰，到女排精神，到我的校友洪元硕带领国安队勇夺中超冠军。无一不在证明体育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强身，更重要的是塑造我们健全的人格、坚强的品格、优良的素质、顽强的意志。

　　一个学校想要培养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对国家有贡献的接班人，体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剑刚老师、冯县达老师、张国栋老师

　　记得母校创建之初，正值北京市的教育改革，我们是经历者之一。记得当时我们是先学景山学校的教材，后为参加北京市统一高考[微博]，又追学北京市的中学统编教材。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但我记忆犹新、受益终生的事。现在我写出来，是因为它不仅应该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应该留在母校校史的文字记载中。

　　当时，我们班的物理老师是张主、冯县达。一般认为，按照教学大[微博]纲内容进行授课是天经地义之事，至于学生“会不会读书”，并不在教学大纲范畴之内，只有靠学生自己去“悟”。但张、冯老师想起北京大学[微博]校长陆平所说的 “北京大学四级火箭论”，认识到作为老师应该努力培养这些“天将降大任于斯”的学子的读书能力，于是对我班的物理课进行了“小教改”实验。

　　一开始，课堂上老师讲、板书、同学们马不停蹄地记录；逐渐变成，距下课5分钟时，老师布置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要求同学预习；适应一段时间后，老师要求同学根据预习内容试编课堂笔记，画出下堂课的重难点(以便听课时集中精力高效学习。试编的课堂笔记随作业交老师阅批)；再过一段时间后，老师开始安排一些同学上讲台用自己的理解讲课。

　　至此，我们班的物理课逐渐从单纯地老师主动讲、学生被动听记的“填鸭式”教学，演变为师生互动，学生成为知识的主人，意识到“一本书是可以从厚读到薄”的启发式教学。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我们班物理课的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同学们学会了主动读书，学会“从厚到薄”的读书能力。

　　在我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面对文案，要想思路清晰，下笔不愁，我发现分析、归纳、演绎靠的还是“从厚到薄”和“从薄到厚”的基本功。每每文笔流畅时，我总难忘张、冯老师的良苦用心，总难忘当年母校老师教会我“如何读书”的情景。离别母校近半个世纪，母校的养育之恩令我终生受益，母校老师的教诲令我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