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早早地坐在了飞机上，我照例选了个靠走道的位子。

　　汉城飞北京的飞机上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除了出公差的，近年来还有很多在这儿旅游的。

　　闲得无聊，我就开始观察陆续在上飞机的各色人等。很快我就发现了，这飞机上有很多漂亮女孩，还有很多人拿着大盒小盒的乐器在狭窄的过道蹒跚而行。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中国人站在我旁边，笑着指了一下我里面靠窗的位子。我连忙站起身。

　　他一边坐下，一边和上飞机的人打招呼。有人还老远冲他嚷嚷，“张大记者，您也坐这班飞机呀，我还以为您要和朱总理一起回北京呢。”

　　我在飞机上一般懒得和人说话，怕的是遇上一位又能说又无聊的，一开头就刹不住闸。

　　一来汉城离北京很近，二来又要回国了有点兴奋，飞机起飞后，我就和旁边的这位记者开始攀谈起来。一聊才知道，张记者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这次来汉城是来采访亚欧首脑会议的。

　　我问张记者，“这飞机上是不是有文艺团体呀？”

　　他说，“没错，没看见有这么多漂亮小妞儿？都是来这儿唱堂会的。”

　　我觉得这记者还挺逗的，就向他打听这次大会的情况。

　　张记者语言生动，把这次大会的来龙去脉给我详细讲了一遍，这么个国际会议让他讲得象小孩过家家似的，非常好玩儿。他还给我讲了很多报纸上见不到的花絮。

　　后来我发现张记者不光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对国内的林林总总更是熟门熟路。他上能和大国首脑握手，下能为老家农民乡亲的几包化肥疏通门路。

　　和他这么一聊，我真是觉得国内的情况对我越来越陌生了，尽管我每天都讲中文，看中国新闻，一年还能回来这么几次。

　　我也和张记者聊了聊国外的情况，他也是非常感兴趣。他说虽然他经常在国外出差，但也都是走马观花，了解个皮毛。

　　我们谈的很投机。飞机快落地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将来你会申请美国国籍吗？”

　　我说，“还不知道，可能会吧。”

　　他又问，“当你在美国国旗下宣誓效忠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情感认同上的困惑？”

　　我毫不犹豫地说，“应该不会。美国护照对于我来讲不过是一个更方便的旅行文件，并不说明什么。而关于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应该是毫不相关的另一回事了。”

　　我们一直嘻嘻哈哈地，这一问一答却显得有点认真。

　　出了海关，我提拉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在接机的人群里东张西望，找答应来接我的朋友。

　　过了一会儿没找着，我正打算找地方打电话，一扭头，看到几个我小时候的朋友在不远处双臂抱在胸前，幸灾乐祸地冲我坏笑。和我一对眼光，他们一起哄堂大笑。

　　有人上前接过我的行李，有人踢了我屁股一脚。

　　上飞机前汉城在下雨，所以我穿了一件防水的滑雪衫，是亮黄色的。于是我就听到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哎哟，你不怕招腻虫啊！”

　　这话虽然是损我，但我听着很高兴很亲切，也好久没听人这么说了。

　　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每天都说中文，可很多词汇和说法真是想不起来了。

　　有一回一个朋友从北京来美国，我去机场接他。一个戴红箍维持秩序的机场工作人员因为停车的事儿和我有些争执，令我很气愤。

　　接上朋友后，我试图描述这件事情和这个人。

　　朋友问，“什么人呀？”

　　我说，“不是警察，就是维持秩序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他们。”

　　朋友想都没想就说，“二狗子呗！”

　　我觉得真是贴切！

　　脚实实在在地走在北京的土地上，耳听着发小们那些伴我长大的熟悉的调侃，我感到一种真真切切地踏实的感觉。也许这才是一种归属，才是真正又回到了我的文化当中。

　　在美国的朋友晶晶写过这样一段话：

　　“虽然我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渴求过西方文明，可是我大概永远也无法融入美国的文化。文化，那紧紧贴近我们心灵的文化，是妈妈穿剩下的小棉袄，是炒菜时烹出的酱油香，是唐诗宋词，是秦淮河上的浆声灯影。我没有办法融入不属于我生命的文化，就象我没法和一个不是在中国长大的小伙子谈情说爱，这很无奈。”

　　韩国的老裁缝离不开泡菜，他的老伴儿自己就会做。老裁缝在纽约也是吃，在汉城也是吃，可他最终还是回去了，我想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