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

　　他们是在“后毛泽东时代”长大的第一代中国人。我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农村，当他们还是小孩时，中国的人口仍有80%是在农村。他们的父母许多都目不识丁，奶奶外婆有些甚至还缠过足。我的许多学生都是他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他们所学专业是英语——这是一个新科目。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就把外部世界视为威胁或机遇，在这两种看法之间摇摆不定。邓小平上任后，鼓励对外贸易，到上世纪90年代，所有初中和高中开始把英语列为必修课。中国面临严重的英文教师短缺，我的学生将来大多数会去小城市教书。

　　在完成“和平队”的工作以后，我作为记者继续待在中国，并最终在这个国家住了十多年。其间我亲眼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香港回归、成功申办 2008年奥运会等等。以前的愤怒偶尔会倾泻而出，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中国群众的示威。1900年以后，中国几乎每10年就会有至少一起重大的政治大变动发生，这正是中国在20世纪的叙事方式。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纪，这也是我的学生对过去如此敏感的原因所在。

　　或许正是这种对痛苦历史的认识造成20世纪90年代与众不同。这是现代中国首次没有重大骚乱的10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变。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近10%的速度增长，摆脱贫困的中国人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多。

　　多年来，我仍然与100多位我以前的学生保持联系。便宜的“洋葱皮”作文纸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子邮件和手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在教书，他们生活在小城市，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以前的村子因为移民而变得死气沉沉，就像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一样。一个名叫玛吉的女士不久前给我写信：“只有老人和小孩待在家里，所有人都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