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式文字狱对汉语的可怕摧残

　　作者：马陌上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远可以追到朱明王朝，甚至宋。《水浒传》中描摹的市井情状，与今日市民社会可有大分别？贩夫走卒的东京府，与同样贩夫走卒摇铃铛的北京胡同可有大分别？总之，如果说近代的显著标志就是商业的崛起，就是交换取代馈赠成为人际间主要的经济交往形式，那的确，《清明上河图》中的中国已经足够“近代”了；如果说近代的显著标志是封建制的崩坏、民族国家的兴起，那问题就颇有些复杂，但无论如何，到朱元璋废相、政归六部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型态业已完备了——皇帝不再是道成肉身的、交通神人的、先验的伦理起点，而是庞大官僚体系的总理事。一句话，近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世俗性，自朱元璋始，日渐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肌理。

　　如今且说这文字狱，原是中国历代就有的旧物事，然而朱元璋主义的文字狱，却更有创新：自他起，“因言获罪”中的“言”不再仅指思想，而是扩大到话语的各个层面；文字狱的惩治对象，也开始超出“不同政见者”的范畴。这为以后威权式治理者所模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精微的外科手术一样，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狗儒主义的模样。

　　士，诚小人也

　　但是，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并非一开始就对知识阶级心怀疑惧。相反，跟元末其他起事豪强相比，朱元璋基本可以称得上是礼贤下士的典范，正如建国之初他在《求贤诏》中所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致道，其敢不以古先贤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

　　“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当指：拿下徽州后，得耆儒朱升，后者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得到“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的战略指导……加上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的加入，朱元璋，这个草莽之雄，成功地将他的流寇集团改头换面，变成了士人集团。

　　智囊们不但帮助朱元璋消灭了他的敌手，“匡定大业”，而且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也一反前朝，“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直至今日，这种户籍制还是管理国民的一切制度的基础。朱元璋并不是靠道德激励回报文人士子的，在功臣序列里，文官地位普遍高于武将——要说“兔死狗烹”这一原理普遍适用于改朝换代之初，那朱元璋眼里的“狗”，一开始的确是李文忠、徐达等勇冠三军的武将。这不难理解，“兵，不祥之器也”，既已平定天下，留下他们，不但无用，而且时时危及朱明政权。朱元璋并未像宋朝开国之主那样“杯酒释兵权”，而是怀着极大的耐心，寻找机会一个一个药死，或者栽赃杀死，或者假手弄死。

　　然而，朱元璋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也没持续多久。

　　事出有因。自从朱元璋降诏“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明确今后国家将主要倚重文臣时，武将们颇多不满，派代表进言道：“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

　　朱皇帝问：“何以知之？”

　　武将代表举例说：“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

　　朱元璋叹道：“此名美甚！”

　　武将代表说：“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

　　史书上说，“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绞杀隐喻与反对解释

　　朱元璋跟张士诚一样，都是泥腿子出身。这个发生在当年死对头身上的“屈辱”事，也许唤醒了朱元璋的自卑情结。尽管在先秦，“小人”一词并不具有道德意味，但时过千余年，却早已被追加了诸多不洁的因子。在朱皇帝看来，读书人巧断句读，活用词意，以达到“讥讪”目的，委实是一件可憎的事。

　　第一次，朱元璋认识到了兵不血刃的厉害之处：语言文字，不光是表音、表意的工具，还是一座隐喻与象征的迷宫，一不留神，就会着了道儿。考察朱元璋屡次大兴文字狱，其规模，其严酷程度，其无中生有、疑神疑鬼的荒唐劲，都可推断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与伤害，是多么令他沮丧、物伤其类且怒不可遏：

　　浙 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

　　灃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

　　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

　　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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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辑录了一大堆因言遭诛的事例后，《朝野异闻录》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表面看来，朱皇帝逐渐无法容忍任何谐音以及字词的联想义。仔细琢磨则不难发现，他所敏感的，正是有可能指向他出身的这些字词的同音或近义语：盗贼，和尚。

　　从这点来说，贵有天下的朱元璋，终其一生，也自认为“盗贼”“和尚”这两种经历是他最不愿示人的疮疤。跟阿Q一样，他的身份焦虑，从来都是一个问题。

　　近代文人风气的形成

　　可怕的是，他的检察对象终于突破了“天下所进表笺”的范围，而直驱文学领域。

　　陈养浩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嫌其“伤时”，将作者“投之于水”溺死；

　　一寺院墙壁上题布袋佛诗云：“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有何妨！”朱元璋疑其嫌法度太严，尽诛寺僧；

　　高僧来复有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杀他的理由是：“殊”，同“歹朱”；

　　状元张信，书录杜甫诗：“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芊芊。”朱元璋腰斩他以警示读书人：“堂堂天朝，何讥诮(苦难)如此！”；

　　明初“四杰”之一的高启有诗《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有所讽刺”而假手另一桩案子将高腰斩八段弃市；

　　张尚礼有宫怨诗云：“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朱元璋认为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将其阉割了事……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朱元璋式的文字狱，其最大的特征，李洁非先生在其明史专著《龙床》中已有准确概括，那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因而，他大兴文字狱也并不是让天下士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思考和说话。

　　也正因如此，才更具有威慑力。从此以后，文人陷入左右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讥讽不可以，吹捧也不可以，只能着力于无伤大雅、相与一笑的市井、床笫生活——政治话语，被成功清除出书写范围。表现在文体上，自先秦以来的“风”“雅”“颂”式贵族书写彻底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小说”这种“满纸浑话”。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精神核心，而是一种职业。剪除责任与担当，知识分子形同小丑，背负中国文化这口布袋，一步步迈向杂耍场。

　　朱主义文字狱更大的杀伤力在于，它绞杀了汉语的隐喻功能，使其朝着浅白表意的胡同里跌跌撞撞，一路奔走。明以后的汉语，已经无法完整营造出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急遽过渡的准确意象——要不是外来语的帮忙，我们甚至无法描述19、20世纪中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朱主义文字狱因其“非意识形态”性，遭到了后世威权人物最大限度的模仿，甚至内化为汉民族的民族性——这，也许正是理解中国式“顺民/暴民”的符码。(文/马陌上)本文选自马陌上 的博客，点击此处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