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译语》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啁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官员：“佶屈聱牙”，汉字注音

　　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李鸿章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施。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界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fis,把have(有)念成hab,very　few念成welly　few。若是说起整句话来，现代的人估计更是摸不着头脑，曾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中国仆人很严肃地告诉他：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那两位姑娘您现在一个都不能见。年龄大的一位正在楼上洗澡，年龄小的一位不在家，请您赶紧走开，赶紧走开)。

　　即便如此，但千万别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是下里巴人的专利。董桥先生曾提到他有一次跟老上海喝茶，听到邻座有人很谦虚地对他的茶友说：“我只会说洋泾浜英文！”那老上海忍不住小声说：“他也配？”哈哈，可见正宗的洋泾浜也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专用语！

　　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点“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