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半年，全国高校基本停课。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批斗。英语专业的学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1968年，文洪炳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英语教不成，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苦笑。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1973 年，文洪炳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政治化”了许多，其中有一本第一 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校长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几天后，张玉勤跳进了水库，自杀身亡。

　　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它不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还逼死了“革命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