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1977年至2006年30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和同时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相比是“泯然众人矣”。有人甚至认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考状元只是考试最牛的人。另一方面，在中学、大学、商家、媒体共同炒作下，“状元崇拜”还在升温——

　　余乃明，1977年广东高考状元，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广东实验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敖刚，1981年四川高考状元，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现为《重庆晚报》编辑。

　　郭宝发，1985年陕西高考状元，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曾任秦俑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现去世。

　　徐少伟，1993年江苏高考状元，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洪玮，1998年江西高考状元，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现为中国建设银行翻译。

　　张锐，1998年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专业毕业，魔时网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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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高考状元中未发现一个顶尖人才

　　5月14日，一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崇拜者们狠狠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6年30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和同时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相比，可以用“泯然众人矣”五个字来形容。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但没有发现像‘长江学者(教育部与李嘉诚先生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奖励计划，评审委员会由国际著名学者组成)’这样公认的杰出人才。”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蔡言厚教授6月13日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说。

　　蔡言厚和他的课题组先找出各大学的“杰出校友”(就是这个学校培养出的公认的顶尖人才，如两院院士、杰出社会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等)，再回顾他们的高考成绩，结果发现“杰出校友”和当年“高考状元”的交集里人数非常少，反倒是那些在大学班级里排在第十名左右的学生成才率最高。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但缺乏顶尖人才。”蔡言厚说。

　　韦成枢是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现为陕师大附中高级教师。

　　谈到如何看待“高考状元”时，他说：“那时我把考第一名没当回事，认为考好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那时没有‘高考状元’这个说法，媒体也不太关注这个。至于后来的发展成就，这是社会评价问题，标准不同结论也就不同。我最高兴的是这么多年来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认可和尊敬。”

　　“要理性看待‘高考状元’。他们的智商是比较高的，他们是勤奋的，他们对于考试是很适应的。”蔡言厚认为，限制高考状元成才的，主要是“非智力因素发展”。他说：“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整个应试教育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应试，就是为了考试。很多学生把精力全部放到中学、大学里的应试教育方面去了。其实一个人要学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除了知识外，还有人类交往等等，这些不可能在书本中学到。不能忽视应试教育形成的高分低能现象。”

　　“状元崇拜”的背后是利益在作祟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的一段日子，产生高考状元的学校一定会贴标语、挂条幅。而在媒体上，不仅会刊发专访状元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状元的父母、老师也会闪亮登场。当然，像“高考状元交流”、“高考状元培训咨询”、“高考状元一对一家教”这样的商业机构，一定会见缝插针，赚得盆满钵满。种种迹象表明，“高考状元”热还在不断升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百度网页上输入“高考状元”4个字搜索，找到的信息多达157万条，远远超过“两院院士”。

　　“高考状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炒作出来的。”蔡言厚说：“我国是一个有科举文化传统的国家。有科举才有状元，现在的所谓‘高考状元’经过炒作，把一个范围小的、层次不高的人才阶层抬高到我国古时候非常崇拜的状元地位来。”

　　郭×是理转文复读生，200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以693分的高分被北大经济学专业录取。高考成绩公布后，郭×的班主任孙老师介绍，郭ד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也就是说是个全才”。在郭×的母校西工大附中的网站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先后培养出4名陕西省高考状元”的宣传语。

　　“对高考状元最感兴趣的是中学和大学，因为一个中学培养一名状元，整个地位可能马上就改变了。”蔡言厚说：“状元文化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学校只要培养了一个状元，好像就表示整个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大吹大擂了。当社会形成一种‘状元情结’时，高考状元对中学争夺优秀生源、赢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认可、提升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也是学校领导班子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中学校长们深知公众的“状元情结”，他们更大的本领在于通过经营“高考状元”这种无形资产，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见不得阳光的“赞助费”和更好的生源，从而让自己所在的学校在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学如此，大学也不例外，即便是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把招到高考状元的人数看做自己的颜面。2008年，清华大学新生的最高奖学金由2万元提高到4万元，北京大学则提高到5万元，主要用于奖励来自各省份的高考状元。

　　“高考状元历来都是高校重点争夺的对象，‘状元之争’关系到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高考状元心之所向’关乎到高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中的竞争位置和发展潜力。能否招收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是否是世界名牌或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能否赢得高考状元的青睐、招收状元考生的数量多少反映了高校在考生心目中的地位，‘状元归属’已成为衡量名牌高校综合声誉的‘风向标’。”蔡言厚说。

　　因为有状元崇拜的传统，一些重点中学以培养了高考状元招摇，老师以培养了状元获得声誉，考生和家庭为状元自豪，媒体为吸引眼球，商人为扩大销量，酒店则及时打出庸俗的“谢师宴”招徕顾客。有中学、大学、学生、家长、商人、媒体参与的状元经济，正在把非理性的“状元崇拜”一步步推向高潮。

　　追逐名校、热门专业功利思想影响状元发展

　　蔡言厚分析，高考状元的职业发展之所以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大学时只看重牌子，挑专业时赶热门，考虑的多是一时的面子，而缺乏志向与主见，很少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的兴趣与特长。

　　此次调查以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大扩招为界，按高校大扩招前20年和后10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对各地区高考状元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到的高考状元共有1120余人。

　　调查发现，高校扩招前20年高考状元选择大学和专业的分布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相对而言比较理性，高考状元较多考虑的是专业的预期贡献而非个人的预期收益。以陕西为例，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韦成枢，他报考的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专业选择的是历史学。而在1999年之后，包括西安交通大学在内的西部地区高校，没有招来一名高考状元。这一时期，北大和清华录取的高考状元比例高达93%以上，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高校状元之争进入了“北(大)清(华)时代”。同期，最受高考状元追捧的专业则是“经济管理”。2008年，全国有近七成高考状元选择了“经济管理”专业。

　　众所周知，北大以文理见长，清华最突出的学科是工科。按照《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信息，2008年以前国内管理学实力最强的高校是西安交大，经济学实力最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不难看出，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状元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方面的功利性呈上升态势。“刚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那时像政治理论、哲学是热门，现在的热门是经济管理、电子信息，因为大家都想发展得快一点嘛。”韦成枢说。

　　1978年，韦成枢也报考了北京大学，但因为他当时是教师身份，优先被师范院校录取了。选择历史学专业，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大学本科毕业时，韦成枢的论文已经在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发表。

　　韦成枢一直在中学工作，他的学生中就有两名高考状元。对于高分学生的成长，他有自己的看法：“有人把过去变成包袱，影响学习、影响发展。考试第一是一时的，诱人的成绩属于过去，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不想考北大清华的时候就说明教改取得突破

　　与当今状元崇拜相反的是，实行高考之前，“英雄不问出身”的用人案例比比皆是。蔡言厚举例说，何其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被北京大学考察后录取，终成一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吴晗，在考试中数学是零分，仍被清华大学录取。又如，梁漱溟没考上大学，但不妨碍他当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拍板者是校长蔡元培；沈从文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执掌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拍板者是校长胡适；“一无学位，二无论著”的陈寅恪名列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与清华大学的识才有关。

　　蔡言厚研究的人才选拔成长案例也包括20世纪后半叶在内。他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聘请过一位自学英语成才的、卖早点的师傅为教师；复旦大学聘请一个吹玻璃的工人蔡祖泉为物理教师，以后成长为教授；长沙铁道学院聘请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李蔚萱为数学教师，以后也成长为教授，并出国留学。现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葛剑雄教授，报考博士时只是高中学历。

　　最新的一起“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案例发生在今年4月——复旦大学拟录取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读博士。“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解释说。

　　今年38岁的蔡伟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因为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后以蹬三轮养家糊口。另一方面，蔡伟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古文字学专家裘锡圭称：“现在搞古文字学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时代也应该到来。我们的中学、大学、媒体更应该关注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蔡言厚引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研究结果，说明兴趣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主要结论是：除了1%—2%的超常儿童(即所谓天才儿童)和2%—3%的低常儿童(包括智力、情感、体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以外，95%以上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学习动机等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只要有适合学生个别特点的学习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人才能学会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这就是说95%以上的正常人具有相同的学习能力，只是表现在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兴趣上的不同而已。“什么时候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考北大和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蔡言厚说。

　　开始跑在前面的并不代表第一个冲过终点

　　“状元”本是科举制度下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文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今天的高考，虽然也是一种国考，但选出来的人才多数并不做官(他们毕业后即使要当普通的公务员，还必须通过专门的考试)。从产生的范围看，科举考试的状元全国只有一个，而高考状元每个省份都有，而且还分文科、理科，广东甚至还搞出一批单科状元。一些市县跟风炒作，把本地高考成绩最好的也叫“高考状元”。可见，“高考状元”一词很不规范。

　　“状元崇拜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媒体的炒作分不开。一开始，有商家给状元送空调，后来有人送笔记本电脑。其实，考试第一是一时的，上了大学还得从零开始。”韦成枢说。

　　据了解，在美国经常会听到某某孩子SAT考了满分，但是报考哈佛大学等名校，结果却没被录取。因为如果只会读书，而无创造性，这样的学生不会被名校看好。既然“高考状元”不吃香，美国大学推出的录取优秀学生的典型例子，也就不会是高考状元，而社会和公众舆论也不会大赞特赞高考状元。

　　腾讯网一项调查表明，28.76%的人认为高考状元是“了不起的成功者”，但也有18.79%的人认为高考状元“只是会考试的一群人”。在网上，也有不少反对高考状元崇拜的声音。“高考不是世界杯，状元只有1名，但考700分和690分除了面子以外并不会有太大区别，他们同样有机会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状元只是考试最牛的人。”一位网友说。

　　2007年6月，西安市部分中学校长发出了“高考无状元”倡议，郑重承诺“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不宣传学校的高考上线率，对考生成绩不排队”，“不利用大众媒体炒作高考、中考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今年高考结束后，西安市教育局向全市7所省级示范高中发出公开信，要求不炒作高考成绩，维护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认识到炒作高考状元的负面效应，但最终执行情况如何，还有待实际行动检验。

　　蔡言厚建议，高分考生应避免随大流、追热门，而应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选择专业，培养立志、苦读、敬业、报国四种品质。他说：“多看看马拉松赛，开始跑在前面，并不代表你将来一定第一个冲过终点。就人的整个一生来说，我们现在有个职业设计吧，你怎么才能够把你的精力合理分配，在那么长的距离里能够坚持到最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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