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辣手 薪火相传 开来继往 北大新传

　　凡是有物种和生命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传播。蜂飞蝶舞，鸟啼虫鸣，秋雁翩翩，这些都是存在于动物世界之中的丰富多彩的传播现象。人类传播是在动物传播的基础上进化和发展而来的，它和人类自身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由此看来，如何认识新闻传播的活动与现象，如何掌握新闻传播的规律，如何探寻新闻传播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理解人类自身所必备的知识资源与思考视角。“新”与“传”这两个关键词，不仅仅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首字缩写，也是管窥新闻传播学在世界、在中国、在北大发轫成长的重要线索，同时还是这一学科蓬勃发展的魅力所在。

　　“新”“传”要义之一：新闻与传播

　　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的出现，从兽骨竹简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从语言的诞生到今天的信息社会，人类的传播活动大致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由此不难发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社会系统的成熟，以语言为核心的信息传播系统也不断走向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传播”一词，是英语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14世纪时曾写作comynycation，15世纪后逐渐演变成现代词形，19世纪末成为日常用语。据考证，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communicatio和communis，意为“交流”、“共有”。透过这个词语发展的历史，我们在细细体会传播活动与人类社会之间那紧密关系的同时，也可以隐隐察觉到传播思想中所蕴含的平等与和谐的理念。

　　在文字传播时代，疆域辽阔、盛极一时的国家大多具备一套适应其时空特点的传播系统，保障信息在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的有效流通。比如古罗马时代，尤里乌斯•凯撒当选为执政官后，便下令在罗马议事厅外设立一块名叫“阿尔布”(Album)的特制木板，上面涂有石膏，公布元老院每日的工作。这便是著名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再比如，唐代的中国各地的节度使纷纷在京城设立进奏院，由进奏官负责消息的上传下达以及收集整理。

　　当然，这些信息的传播活动与普通民众无涉，仅限于统治阶级内部。直到文字传播的后期，这种情况才渐渐开始发生改变。16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传播样式——手抄小报，用以向手工业主、商人、航海界人士提供有关商品行情、各地物价、来往船期的消息，间或也有政局变化、战争、灾害等会对商贸活动产生影响的消息。16世纪末期，在手抄小报流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闻性明显增强的印刷品针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因其多为书本形式，故被称为新闻书。

　　手抄小报和新闻书便是我们现今所熟悉的近代报刊的雏形，因为它们的出现，新闻传播的规模扩大了，从特定的对象转而面向整个社会，专门采集和发布新闻的机构也出现了，从事这项专业活动的行业队伍逐渐形成了——从此，古代新闻传播开始向近代新闻业过渡。

　　近代新闻业兴起以后，此前早已存在的新闻传播活动以及一大串相关的各类其他社会现象与问题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以新闻和传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也逐渐形成。

　　新闻学最初发轫于18世纪，到19世纪末初步形成，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与传播学产生融合。新闻学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种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因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差异，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历史和应用三个部分。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大致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它与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传播学的产生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为适应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并解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视角研究信息传播的规律与效果。上述这些学科是传播学得以产生的背景学科，而传播学的建立与发展又推动了包括新闻在内的其他学科发展。

　　传播学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1997年正式定为国家二级学科，成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新闻学在我国的历史要更为悠久一些，早在20世纪20年代，徐宝璜的《新闻学大纲》、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已构筑了中国本土新闻学的基础框架。

　　“新”“传”要义之二：新兴与传承

　　1918年10月14日，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了，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会长，由徐宝璜和邵飘萍出任导师。研究会活动虽然只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却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曾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获得听讲半年证书，深受教益，为他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卓越的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些开风气之先河的创举也确立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

　　2001年5月28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对此还有一个说法，叫作“复系建院”。所谓复系，恢复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高考制度恢复后，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合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复系的说法，使新闻传播学院的历史可以往前延伸。当然，如果溯源，北大本身就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源地。虽说早期的新闻学研究会和现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学院的发展目标与新闻学研究会以学术研究促进中国新闻事业之精进的旨趣在本质上一脉相承，研究会导师邵飘萍终生恪守的信条“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成为新闻学子参照的执业准则。

　　此外，我们也不断努力接上这段血脉，传承并且发扬这一传统。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由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首任会长，现任会长为北大校长周其凤院士。研究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荣誉教授方汉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任学术总顾问，并且聘请了10位海内外新闻传播学的知名学者出任导师，希望能够在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方面传承历史，立足当代，不断精进，创造新的辉煌。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其学术背景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外，还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多学科视角。其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占教师总数的65%，绝大部分教师有海外留学或长期在国外进修、研究的经历。在学校领导的关怀之下，在两届领导班子的努力之下，以及全体教职员工的奋斗之下，学院逐渐实现了对现有教学及研究资源的整合，有效扩充了科研力量，目前已形成囊括老中青三代的研究梯队，并且在国际传播等领域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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