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术界、教育界关于“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时有争鸣，但无论量化的评价体系，还是内涵提炼的描述，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要素：一流的师资，合理的结构，优良的制度，有效的运作，薪火相传的精神……^大学任重而道远，使命空前繁复。 (摘自袁贵仁为《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所做的序《大学与大国》)

　　记者连线《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作者李清川：

　　“根叔”类校长本应很正常

　　昨日，记者连线《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社)、《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东方出版中心)两书的作者李清川。

　　李清川采访过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30余位国内知名校长。200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为他的《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作序。

　　校长是记忆的“神经末梢”

　　李清川表示，“根叔”走红有其时代背景，满足了“80后”、“90后”大学生的诉求。大学校长是每个人对大学评价和回忆最集中的“神经末梢”，因此那句“骂8次”会成为“潮语录”，因为它粘连了有关大学的记忆。

　　他认为，“根叔”类校长本应很正常，和大学生共同思考、走近学生，这是第一代大学校长人格化的象征之一。

　　他赞同高教专家杨东平的观点，第一代、第二代大学校长的背影已逐渐远去。他认为，第一代大学校长是一组民族文化精英的群像，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王星拱、周鲠生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与复旦大学……

　　1978年之后，“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延续，但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等。这是第二代大学校长。

　　世纪之交，校长的接力棒传到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第三代校长大多学理工科，大多具有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他们勇于进取、踏实务实，关注的是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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