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往往违背你的初衷，但不论是你的意愿还是无奈，所有的经历都是自己生命的宝贵财富。其实，命运之神永远都是对的。一个人不仅需要顺利、得志和欢畅，也需要磨难、失意和痛苦。或许，后者更能提升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从参军到退伍

　　1970年在北工大毕业分配时，我正患胸膜炎，为了能参军，我冒充“好汉”，属于体检的“漏网分子”而“混进”革命队伍。我们一批从各校招来的大学生到了部队要先下连队当兵锻炼。我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一边偷偷地吃药，一边想继续在部队混下去。不料，领导偏把又瘦又小的我挑出来担当女兵班的班长。大概他们从档案中知道我当过班干部、又是党员的原故吧。我这个本应卧床全休的病号参加摸爬滚打已属不易，还要当班长起带头作用，真是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难题。那时年轻心气旺，虽然心有隐衷，还是表态“坚决完成任务”！

　　超常规的运作有时会创造奇迹，半年后我检查身体时，胸膜炎出乎意料地完全痊愈。我想这是因为我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想到自己竟然能蒙混过关，实现了参军的愿望，又来到美丽的云南，真是没事偷着乐。所以尽管当兵很苦，有时一夜要紧急拉练两次，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但是我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

　　正式参加工作，是在当时国内第一批卫星通讯地面站，我担任维修终端设备的技术员。在这之前，我们几个无线电专业的毕业生分别被部队送到不同的军工厂培训了八个月。学完回来开始进行业务操作的时候，我洋相百出。因为我搬不动仪器设备，到对面山上测试“大锅”(卫星接收天线)时，就不分配我做“大事”，只做些后勤“小事”，于是我负责在山上架锅烧柴做午饭。谁知这也不是容易事，好歹在老同志帮助下把水烧开了，面条刚下锅，发现忘记带筷子。当时我的形象是，大事做不了，小事也做不好。好在山上树多，我赶紧折树枝，临时做了一把粗细长短不同的树枝筷，勉强让大家吃上了一顿烂糊面。其实，生活中的任何技巧都是有用的，不然该办好的事也会一塌糊涂。

　　在云南工作了6年。正当我工作得心应手、轻松胜任的时候，部队进行整编，我们一些人被分配到山西的部队。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离开算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云南，这里毕竟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又是成家立业养育儿女的一个窝。来接我们的同志说，山西那边也很好，有山有水。等到了山西才知道，那山是秃山，那水是季节的泥石流。原本想象在清凌凌的河水中游泳的画面完全破碎了，工作也是新的，还要从“学徒”开始。由于我还算虚心好学，又有在云南工作的经验，很快我就适应的新技术，后来领导又抽调我在训练队当兼职教员，新单位给了我不少新的知识和锻炼机会。

　　两年后，我有机会跟着老公调回北京。从此脱下了军装，也结束了我8年的无线电技术生涯。有人问我，你放弃专业不觉可惜吗？是的，开始觉得放弃自己热爱的专业有点可惜，但当时为了选择回北京，必须要做出牺牲。现在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我找到了更热爱的专业，天地如此之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且，所有我过去的所学所为，都成为我的积累和资源，丝毫没有浪费。学工科的人转行到文科，只会有利于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条理性。我非常感谢北工大的老师给我们上了很扎实的基础课，比如高等数学的底子我们就比较好，这使我在工作中受益无穷。

　　从出国到回国

　　从1978年开始，我当过机关的办事员、旅行社的导游、公司的经理、报社的记者、编辑、杂志的主编等工作。回过头看，工作也好、成绩也好，许多都是被赶着鸭子上架逼出来的。

　　1979年到1984年，我老公在国外当驻外记者，我在家带孩子。当时的政策预示我们夫妻将永远分居，除非我也是驻外记者。我开始参加国际关系学院的英语学习班，(在学校学的是俄语)从ABCD开始学英文，当时我已经34岁。后来我又参加了人大的新闻专业学习班。用了3年多的时间，我拿到了英语和新闻两张结业证书。那段时间每天都像在打仗，连蹲厕所的时间都在念单词。早上送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再赶紧骑车去学校，晚上把孩子安排睡了觉，才有我复习功课的时间。当时的生活条件也很差，我和女儿住一间小屋，冬天还要在屋里烧炉子取暖。有一次星期天我有事，没有按照约定带孩子回姥姥家。我妈着了急，专程大老远赶过来，她担心我们娘俩煤气中毒了。

　　艰苦的学习和生活的磨难给我创造了新的机会，我调到人民日报并和老公一起被派到瑞典记者站工作。我们负责北欧五国的报道。有一次，他去丹麦报道会议，我在瑞典报道诺贝尔奖的新闻。为了赶在北京晚11点截止收稿时间，我必须在瑞典时间下午3点前把稿子发出去。上午参加新闻发布会，马上赶到新闻中心写稿，打纸带，再拿着做好的纸带跑邮局去发稿。那时的通讯条件跟现在简直没法比，接通北京的连线非常困难。一次一次地连线失败，眼看截稿时间已到，我都急得要哭了，邮局的小姐依然面带微笑地告诉我，对不起，接不通。看来我的任务是无法完成了，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大半天的努力算白费了。就在我沮丧无望的时候，最后一分钟电话接通了。我喜出望外，稿子发回去了，我感觉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这时我突然感觉肚子饿了，中午饭还没吃呢。

　　瑞典虽然英语很普遍，但平时使用的账单、邮件都是瑞典文。为了适应工作，我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专为外国留学生办的语言班学习瑞典语。我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经常旷课或没有完成作业。老师知道我还有工作，所以非常宽容，提问的时候从来不为难我，总是让我回答最简单的问题。其他同学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我跟他们没法比，过去觉得自己挺有灵性的，那会儿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傻大姐”。这段学习的经历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了多少瑞典语，而是我对瑞典的大学有的亲身的体验，这对我后来在写介绍瑞典教育方面的书时，有很大的帮助。

　　在北欧的4年里，我走访过许多地方，采访了许多普通民众，也采访过瑞典首相、冰岛女总统、几届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文化名人，包括中国访问瑞典的艺术家等。虽然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报社好评，有的还被瑞典转发回来，又被译成瑞典语登在瑞典的报纸上，但那时毕竟是我当记者的“初级阶段”。只是凭着新闻敏感和工作的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而缺少深刻的思考和系统策划。1990年我回国后，对于在国外的这些经历，我经常还在进行“反刍”。瑞典人生活无忧、富而不奢、高效工作的背后是什么？后来我对瑞典ABBA演唱组到中国演出的采访，就挖掘出其从音乐创新到他们走向世界的理念。一个仅850万人口的小国，音乐出口是世界第三大国，正像瑞典的爱立信通讯、沃尔沃汽车、宜家家具、利乐包装纸盒，他们搞公司就搞成跨国公司，而且他们并不像美国那样紧张快节奏，而是在悠闲的生活中创造财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小国意识，必须走出去，到世界范围去发展。瑞典人的口头语：“我们是一个小国。”

　　国外的经历加上我在国内做的大量采访经历，使我用更加成熟和理性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以及周围的一切。我写了三本书：《中国人西方人和他们的孩子》、《学会做人》、《脑力激荡——500强与未来中国人》，这几本书都获得出版社的优秀作品奖，其中《学会做人》还成为教育部推荐图书，虽然已经出版6年了，前不久，他们仍让我修订一下，准备再版。

　　从采访到感动

　　我担当主任记者或主任编辑近10年的时间里，经历最丰富的时期是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工作。我采访过许多国内外名人、大腕，如搜狐的张朝阳、网络精英曾强、海尔的张瑞敏、美国维亚康姆公司的雷石东、戴尔公司的戴尔、爱立信的柯德川、美国未来趋势公司的华赞、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等等。但是，让我最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在第一线、在基层的工作者。

　　当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员院长戚发韧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他接受了我的专访，给我讲述了从只能发射8公里的火箭到第一声《东方红》的乐曲在太空奏响，再到后来能发射高中低不同轨道的各类卫星几十颗的奋斗历程，每一次进步都是他们血和汗的结晶。但是任何科学试验都不会永远成功，后来的一次卫星发射失败了，损失惨重。戚院长，一位即将退休的老专家哭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哭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996年我在广西南丹县采访，和县委书记陈日华带领的扶贫队走进了深山老林。那是桂黔交界的几乎没有人烟的地方，更没有路。我们高高低低地攀爬翻过了5座大山，才到达目的地。我惊呆了，现在还有这样生活的人。男女都是半裸，人畜同在一顶茅棚下过活，除了石磨、火盆、织布机和木桶、竹筐外，没有其他家当。分散住在偏远的山里，有几百户，过着封闭生活。县里想让他们搬到自然环境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条件，但是任你做出一百种努力，他们就一句话：“我们习惯了。”陈日华说：“扶贫是好事，但好事不好做。”把扶贫脱贫当作己任的书记，再难也要走下去，他禁不住激情高唱：“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在东北大兴安岭采访林业时，一位普通的林业工人把自家的一把筷子一根根地插在一条小路的路边，为的是让那些踩了满脚泥的行人，不要折树枝去剔除鞋底的泥。还有一位是过去的伐木工人，曾经的劳动模范，现在他要“赎罪”，要把他砍树的数目变成他栽树的数目。

　　在甘肃沙漠地带，有个沙漠研究所，里面的科技人员都是从各大城市分配去的大学生，其中一对白发苍苍的研究员，已把青春奉献给了沙漠，让我深深感动。他们谈起在沙漠的工作和生活充满幸福感，他们一点不觉苦，改造沙漠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无数的鲜活生动的事例，给了我丰富的素材。我把真实的故事和感动记录下来，发表在人民日报或其他报刊上。两次获得全国人大好新闻一等奖、获得各部委以及人民日报的好新闻奖已记不清多少次了。1998年报社为我召开了作品研讨会，总编辑范敬宜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其实，我所做的是，没有在匆忙中淹没了自己对感受的品味，我从中找到了许多生活的真实。

　　从拼命到悠闲

　　2001年在评定高级职称时，我被个别领导“调包”而落榜。也许是命运故意做的安排，使我有机会“跳槽”。我决定55岁提前退休，按规定副高职称可以干到60岁，他们也希望我留下。但我多少也有些赌气，已不想为那个职称再泡下去，我交了申请退休报告就不上班也不领工资了。后来他们为我补办了退休手续。

　　我退休后想，人应该丰富自己的经历，敢于选择新的挑战。在没有做之前你怎么知道自己干不了呢？即便是失败了，也是一种有益的体验。我决定另敲锣鼓重开张，凭着我的经历，正准备筹办的《好管家》杂志聘请我当了执行主编。这是一本美国品牌的杂志，打算办中国版。最初，我是准备办教育类杂志，因为这方面我关注得比较多。我拿着一大堆认真准备的如何办教育杂志的材料去应聘，谁知美国的考官跟我说的是办妇女杂志。也许毫无准备反而放松，我的回答对方很满意。于是，执行主编就敲定我了，接着我去纽约《好管家》总部接受培训。在中国搞时尚类杂志，我的年龄早过了，大概算老黄瓜戴花，装嫩。但美国人对年龄的概念不严格，他们的主编比我年纪还大，我更有信心了。

　　回来后，紧张的工作开始了，从招聘人员到财务预算到栏目设置我都要管。我没有经验，招了些干过时尚类杂志的编辑。第一期试刊在手忙脚乱中诞生了，原以为自己干得不错，可美国老板翻了一遍，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的他，一脸阴沉。他不用看内容，只看形式就够了。然后他口气平静却用词很厉害：“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一百多年历史的这本杂志的牌子给砸了。我过去以为你们会做好，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怎样开拓市场上，现在我知道你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很难过，也知道这差使不好干，但我不想后退。老板放下话：“下次不行就主动辞职。”这是完全市场化的运作，与过去“大锅饭”的机构有天壤之别。我面临严重挑战，当时负担很重，半夜都会为此醒来，有时干脆爬起来，到电脑前去工作。

　　我重新组织了编辑队伍，仔细吃透原版杂志的风格，在印刷质量上也做了改进。那时我是拼命了，加班加点，周密部署，每个小环节都不放过。新一期杂志出来了，基本通过，之后一期比一期好。各方都认可，广告、发行开始也有了起色。我们准备创刊一周年的时候好好庆祝一下。就在这时候，我病倒了。

　　我因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而连续两次住院。我的血小板已降至2000，正常人应是10万-35万。医生说我很危险，内部血管都很脆弱，只要有地方出血就没办法。和我住一个病房的病友一个个死去。我躺在病床上想，人生如此苦短，说走就走。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为名？为利？为职称？为面子？为孩子？人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枷锁都去掉，轻轻松松地生活？人都希望享受生活，可什么是享受？当我只能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我觉得能在家和家人坐在沙发上喝喝茶、聊聊天多好啊，或者能随意到市场去买点自己想吃的蔬菜多好啊。临床的病友在死前的愿望就是想出去晒晒太阳，但是这个小小的愿望她都没有实现就走了。珍惜自己的生活，健康地活着，哪怕是那么平凡那么不介意的瞬间，都凝聚着幸福因子。

　　现在我已经病好了，不再玩命干活了，注意保养身体，享受时光带给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快乐。后来《好管家》由时尚杂志买去，现在已经很有影响。尽管我在那只干了一年多时间，但它的时尚风格和市场运作给了我全新的视野。正是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后来又有杂志社想聘请我，经历成为一种资本。因为办杂志很累，我不想再搞杂志了。现在我过得悠闲，空暇的时候，参加北京出版社赵萌工作室的工作，刚刚写完一本书稿《家居风景》，探讨家庭生活方式，家居的情趣和品位。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经历，那是一种与生命紧紧相随的东西，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感悟，那是难得的积累与财富。

　　(王和平，女，1946年5月出生，1964年考入北工大无线电系，原6431班；毕业后任总参三部无线电工程技术员8年；曾在国际关系学院和人民大学学习英语和新闻专业，分别获得这两个专业的结业证书；1985-2001年任记者、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其中1986-1990年在《人民日报》驻北欧记者站工作；之后一年多在《好管家》杂志任执行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

　　(本文摘自《无价的财富》第二集)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