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直在跑的人。”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奋进是一辈子的事。”

家庭选择
得知自己被中专录取的那一天,来自安徽一个落后县份的杨昊记得“全家都很开心”。
那一年已经是1996年,中专教育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国家正大力投入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急剧扩招。
那年中考,杨昊考了全县第一名,“可以上省重点高中”。但欣喜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
“少数几类中专,比如师范,当时还有包分配的可能,可以不考虑找工作的事。”他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都在上学,选择中专是无奈之举。
“帮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与杨昊类似,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到中小学当教师,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人才缺乏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数量过少,中专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学制源自苏联,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学时三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吸纳人才,中专政策制定了转户口、包分配等优厚待遇。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佼佼者。“这些人如果当初没有进入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那些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人就会落榜。”孙文桢略显骄傲地评价道。
孙文桢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该校招录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孙文桢为其中一员,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中专”。
那还是中专生颇感优越的年代,毕业时的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15、16岁的年纪,孙文桢和同学多因家庭安排懵懂选了中专,但他们进校学习时仍“满怀热情和热血”。

素质教育
“蒲城师范是什么?是《童年》、《橄榄树》、《军港之夜》和《外婆的澎湖湾》,是总披件蓝色旧棉袄的安登武老师在立体几何课堂上的挥洒自如,是上语基课时总爱诵读《陌上桑》前四句的屈顺农老师,是那个听说毕业于北师大但却只给我们教过几个礼拜世界历史课的洋气小伙子。”孙文桢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对于在中等师范的学习经历,澎湃新闻采访到的多位毕业生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
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张涛甫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功利”学习的时光。“师资配备是全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跟高中不太一样。”在六安师范学校学习,以成为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应试压力并不大。

“师范教育综合性很强,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也都会教。我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理科,还自学了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张涛甫说。
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而他自己则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喜欢。“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十几岁小孩对求知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