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所说的高考中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其实说的就是这种小城……
（一）
2016年7月22日，我和同学两家人驱车前往D一高。
我们原来都是L一高的“尖子生”，但高考考得都不理想。她比一本线高31分，能挑的211没几所；我比一本线高69分，全国39所985我能随便挑……其中的4所。作为一个从小纠结上北大还是港大的人，出分那一刻，我发现是我想得太多。这种纠结的痛苦压根儿轮不到我享受。
我们就跟菜市场大妈一样对所剩无几的大学挑挑拣拣，照着历年录取分数线斤斤计较。最终我还是决定复读，因为我觉得自己来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这种迷之自信跟之前的自主招生有关。当时L一高派出了7名学生参加清北两校的自主招生，最渣的我初试成绩居然距过线最近。只差3分我就能通过初试、进入面试。鉴于我这次的自主招生基本没有任何准备，我觉得再来一年涨3分还是有希望的。
我决定去D一高。
D一高位于河南省东部的一个贫困县，教师的学历多为二本，老教师中也有中专毕业的；相当一部分毕业于该县旁边的一所师范大学（近年新招的老师也开始有许多985院校毕业的）。生源也谈不上拔尖，班里的“尖子生”中考平均分在570左右。
即使是这样的装备，D一高考取清北的学生人数依旧仅次于郑州市外国语学校。它也是整个河南学“衡水模式”最到位、最卓有成效的一所高中。
来到学校，转一圈下来，最让我们震惊的倒不是条件的艰苦，而是：每个班门口都贴了很多成绩单，小到周练、大到期末考——我记得高二某班甚至贴出了英语单词听写的分数。
原先的学校，像周练这种级别的考试可是连答题卡也没有，更别说成绩单了。我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我一无所知的神秘力量。
在来D一高以前，我和所有人一样，以为这类学校的成功就像媒体上宣传的一样，在于其“工厂”模式：对时间和纪律严苛的管理，教师授课“填鸭式”“满堂灌”，题海战术，以考代练，程式化答题。
然而，全国学“衡水模式”的中学不知凡几，却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取得同样光辉的成绩。L一高在我高三那年也启动了考题轰炸战略，结果依旧收效甚微；今年亦未见多大起色。而在D一高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事实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D一高的最小考试单位不是周练，而是“隔天练”，一三五晚上都有考试，配有监考老师和答题卡。每周六晚和周日上下午是周练，不仅有监考老师和答题卡，还打乱考号分考场，最后采用电脑阅卷。到“冲刺一百天”的阶段，周二和周四各加了文综和数学的考试，也就是一周考三轮。所有这些考试结束后都立马发答案，人手一份。要知道，这里一个班最少也有97人，多则150人左右。在L一高，一个班四五十号人共看一份答案，还是电子版。
这些大大小小的考试成绩出来后都会被印成成绩单贴在班门口，周练和大考一样都要发“校信通”给家长。那么成绩多久会出来呢？一天。 没错，数千份试卷一个晚上改完——D一高一贯秉持的原则叫做“试卷不过夜”，这样考完第二天就能趁热打铁进行评讲。刚开始考试那一阵，学校没有印姓名考号的贴纸，大家也不规范，看答题卡上又有填写姓名考号的空格又有涂卡栏，就只填空，懒得涂卡。
于是班主任在班里特地强调：“你们一定要用2B铅笔涂考号，要不然机器扫不上。我们也不忍心你们没成绩，还得手动往电脑里输，输到半夜两三点。”
每到大型联考的时候是同学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这时成绩就能晚出几天——毕竟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如此效率——像L一高就是来拉低平均速度的。17届的学弟曾向我吐槽：他们的数学周练卷子基本从来没有被改过，也没有讲评，都是自己对答案了事。除了老师自己出的题能很快发下来答案外，买来的套卷连老师都是隔两天才能拿到答案的。
“把平时当高考，把高考当平时”这句鸡汤的确有道理，但是没有高考的形式和氛围，学生根本感受不到校方对考试的重视，怎么让人把平时当高考？高考又怎可能如平时？
D一高不仅针对高考的备考规范化，针对自主招生之类的考试也十分规范。从高一开始每周就有相关补习，且每届都有参加自招的学长学姐回忆题型、传授经验。而我在L一高参加自主招生的时候，自荐信根据“百度经验”写的，既没有任何备考措施，也没有学长学姐引路。我们一行7人一下高考考场就奔赴北京，在笔试前一天参加为期一日的培训，上午语文下午数学。语文还好，数学多是些理科甚至大学内容，一堆堆以数学大佬名字冠名的定理，名字尚记不完，更别提内容和题型了。L一高的“零通过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规范化，最令人称道的是精细化。“让学生学习方便”是最高标准。譬如上述的“人手一份答案”，再如学校自己出的语文卷子，文言文部分的行距会特意调大，这样对答案和讲评的时候，学生可以在直接在文本下面写翻译和批注。
（二）
精细化的不仅是试卷，还有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
第一天来D一高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和B同学领到宿舍就离开了。我们以为他是去上课了，没想到不一会儿他又折回来，手里还拿着两套牙刷、牙膏、肥皂、香皂、毛巾、水盆、暖瓶、凉席。
因为班里人太多，天又热，两台立式空调基本等于摆设，第二天一整天，我和B同学都浸泡在汗水里。下午放学的时候班主任把我们单独叫到办公室，我们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凉意，一边听他问我们是否适应这里的情况、晚上睡得怎么样。我们说都还行，就是太热了——毕竟寝室没有空调，天花板上的电扇也小得像长途汽车上的。结果晚上的时候，班主任就送来了排插和两台落地扇。
另一件事发生在寒假后。由于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的校考，大年初五我就回校补习了。学校食堂没有开，街上出摊的小吃也很少。我暂时和同学住在她租的房子里，那里可以做饭。学校附近倒是有一家比较大的商场开门了，我们就在中午的时候买菜自己炒，没想到炒多了，就打算晚上再去买点馒头或烧饼就着吃。结果不仅没有卖馍的小贩，大商场也早早关门了。
同学灵机一动，说：“要不我们问问班主任知不知道哪里有卖馍的？他们都住在这一片。”
D一高的老师就住在学校旁边，这样能方便他们随时进班、看班。
我于是打给班主任：“老师好！咱们学校附近哪里有卖馍的？我们都找不到。”班主任十分热情，道：“这个点儿不好找吧。这样，你们来我家吃饭，让你们嫂子给你们做。”我们：“不用不用，我们去拿点儿馍就行了。”结果到了班主任家，师母说已经准备给我们做酸辣汤。我们就只好留下。吃完饭后，班主任说：”你们不是说要来拿馍吗？给你们装点，你们带走。正好亲戚送了很多。”边说边装了两大塑料袋，又装了一塑料袋煮熟的白鸡蛋。师母还塞了糖和雪米饼给我们。
高考的前一天。我在宾馆复习，很晚才去看考场。到考场所在的校门口正好遇上班主任，班主任微愠说：“你咋来这么晚！人家老师都要走了。你不早点来看看考场、熟悉熟悉环境、发现发现问题，万一明天考试发现桌子上有洞、或者桌椅来回晃，会影响发挥的！明天高考可不能来这么晚了。”又说：“我刚才去了你的考场，你的桌子有点晃，我稍微弄了一下，明天你再拿点卫生纸垫一下。”
我赶紧去考场看了一圈。出来以后碰见同学，她说，“我来得早，看见班主任在地上一直捡木片，后来发现他去考场里面挨个检查咱班在这个学校考试的同学的桌椅，垫在那些有问题的桌腿下面。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考不好，最对不起的就是班主任。”
真的，班主任太操心了——我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三十多岁看起来跟五十多岁一样。学生的学习生活的点滴他都会关心：每隔十天八天都会单独叫我出来，询问我最近状态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每当我考得好，他会予以鼓励；考得不好，他都会让我总结问题。早上不到五点半左右，他和我们一起到班；晚上直到十点四十，还有他或其他任课教师值班。所有的自习课都有他或其他任课教师坐在讲台上陪伴。
在L一高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三十多岁看起来跟二十多岁一样，年轻漂亮，每天除了上课基本见不到人。我和她没有一次“交流”，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当然不能就因此说她完全不负责任，她其实也很关心我们。我记得高三那年的中秋节，她带我们到操场上做活动、帮助我们“冥想”，让我们写许愿条交给她保存，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月饼。
她也在课上说过她不专门找人谈心的原因：“我不会偏心任何人，我更不会因为你们的成绩好坏而对你们有所轻重，你们都是我爱的孩子。”的确，和我一起复读的A同学就说：“如果比较两个学校，我还是更喜欢L一高。不是因为在D一高时间短就没有感情，而是说起D一高，我只能想到考试、刷题、排名。而L一高却能让我想到精彩的活动、朋友间的情谊、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对D一高的老师，她其实没有那么多感动。因为她的成绩没有我好，老师对她的关心也没有对我多。D一高的老师的确对尖子生更照顾一些——毕竟，这是一所“高考梦工场”，老师的精力也有限。即便如此，所有老师都几乎在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教师们“一放假就生病”，有些个是在退休前得癌症去世的；还有许多退休没几年就去世了。他们带出了一批批高分考生，而他们的孩子，别说上清北，上985、211的也很少。
所以，我用“工场”而不是“工厂”来形容这些学校，这种根据高考采取精细入微的配套措施的做法，更像是古代手工工场里精雕细琢的生产方式，颇有“匠人精神”的意味。在高考这个市场中，它提供的学生绝非流水线上粗制滥造的廉价工业品，而是根据高考量身定制的手工艺品。
（三）
考上清华后我发现：在这里，绝大部分的学生不是出身于上述的“衡水模式”的小县城学校，就是各省会的外国语学校或者北京各种“XX大学附中”。而像L一高所在的广大地级市（仅市区），每年出三五个清北已殊为不易。
我一直在思索，为何是D一高而非L一高考上清北的人数仅次于郑外？再论经济，郑州下来就是L市，但L市的高考质量为什么在省内排倒数第二呢？如果这只是孤例，我们大可以说仅仅是因为学校的问题；但缘何许多城市的学校也面临相似的窘境呢？我想，这背后也是存在某种结构性因素的。
各大省会城市的学校，一方面有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还有“外语保送生”的加持。这些学校和更多的普通高中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比如，2015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全校只有21人参加高考，其余全部被国外大学录取，不乏顶级名校。
而D县、衡水这些地方的学校，虽然资源极度匮乏，但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所在地有许多贫困县或本身就是贫困县，享有“国家专项计划”、以及清北两校的“自强计划”、“筑梦计划”的优惠政策。
像L市这种地级市的考生，既没有优质资源的倾斜，又没有政策优惠的扶持，此外，信息闭塞是这些小城的第三大短板。
在L一高，很多人都不知道清北有高水平运动队和高水平艺术团的招生，虽然人家简章年年挂在官网上。其实除了这两年大家熟知的普通自主招生，清北还有“领军计划”、“博雅计划”、冬令营和暑校。另外，没有学过画画的文科生，也可以报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史论系的校考。本来高校是提供这种分流的，“术业有专攻”，可小城的人常常全挤在“高考裸分”的独木桥上。
如今我们所说的高考中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其实说的就是这种小城。这与整个社会状况和政策走向一致。一个较为稳定、良好的社会是纺锤形或水滴形的，即“中产阶级占主要群体”的社会；国家的政策走向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低收入群体”。中间部分的确处在一个基本停滞的尴尬境地。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学生就“处于受剥夺的境地”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要求资源的绝对平均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对那些贫困地区来说，其受到的政策扶持与当地贫瘠的资源相比几同于杯水车薪，上升通道仍十分狭窄。
比小城的高中更“悲惨”的，就是贫困县未能突围的其他高中。由于教育资源实在过于贫瘠，更多的贫困县中学仍然挣扎在一本人数突破两位数上——贫困县内部其实也有分化，最好的资源往往集中在一所“超级中学”里。
即使像D一高这种“成功”的背后亦是不为人知的辛酸：有的人被压榨得已经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有的坦言“整体来说学生的综合素质很差”；有的感觉自己从未体验过真正的青春。一个学长说：“上了大学才发现自己连电脑开机都不会，同学讲个笑话自己都听不懂，这样的自卑自怜情绪直到半年之后才有所消融，感觉自己比别人的成长历程晚了在D一高的这三年。”至今，每当我听见“D一高”，仍条件反射地想到当地恶劣的生活条件。
在这里，我并不想为“高考工厂”辩护，也不想吹捧应试教育，教育改革仍然是进行时，理应更加公平、提供更多可能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韩寒一样一“退”了之；韩寒“退学”却依旧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因既有个人的天赋，也有时代的选择。他的选择是否“成功”，见仁见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退学并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多大影响：当今应试教育虽小有改观，但整体依旧没有太大改变。十年前交白卷的徐孟南同学如今也宣布重返高考，同样显示了个人力量的微渺。只要背后教育资源不均之类驳杂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应试教育就很难向素质教育转型，就如网友说的：要求贫困县搞素质教育跟饥馑之年问穷苦百姓何不食肉糜一样。一所没有素质教育的资本却要搞素质教育的形式的高中会是什么样？L一高就是典型的例子。
套用一段话。在你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要记得尼克他父亲教导过他的一句话，他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模仿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你并不具备世界上那些人的优越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