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SAT考试或许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未来，但它们到底呈现了什么？

　　参加SAT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如此，在不久前一个寒冷的周六早晨，我坐在一间教室里，四周围绕着二十个严重睡眠不足的青少年。其中一个女孩带来了两本恨天厚的SAT参考书，书页间夹满了粉红色的便利贴。我无法判断她带这两本书来到底是为了作最后一秒的复习冲刺，还是在向这场考试进行示威。我们被分配到了一个化学教室，墙上挂满了卡片，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逃生指南和鼓舞人心的名言警句。

　　“如果你没有目标，那么你必死无疑。”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

　　“今日砧上鱼肉，”另一个，用歪歪斜斜的鸟粪色字体写道。“明日台上金塑。”

　　监考官看起来莫名其妙地紧张，她分发了试卷和答题卡。在逐字逐句从一张稿纸上朗读了一系列须知之后，她告诉我们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去完成考试的第一部分——写作。我上一次考SAT的时候还没有作文。然而，幸运的是，我已经从《满分计划：SAT机密大起底》(ThePerfect Score Project: 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theSAT)(Harmony)的作者黛比·斯戴尔(DebbieStier)那里被提醒过很多改动了，而这只是其中一个。

　　四十六岁时，斯戴尔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种考试之中，目标则是满分2400。我的理想分数很平凡，我只是来避免被羞辱的。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我无需多言。

　　在这特殊的一天，作文题目与进步有关——是否必须经过抗争和冲突才可以取得进步？据斯戴尔所说，在写作上得到一个好分数的关键就是一个清晰的中心思想，“明确思想，不要绕子。”她忠告道。“就好像你在打彩罐，或者被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追着跑一样，选一个观点，然后就使劲绕着这个观点写。”我斟酌着自己的选择，我想去探讨这个题目的根本前提；谁能说自己真的知道进步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奋笔疾书了，于是我抛弃了那个想法，并选择了显而易见的“无痛苦，无收获。”我最后决定写曼哈顿计划，虽然顾虑于增加在未来发生核毁灭的可能性，是否可以算作一种进步，但我还是撇开了这一念头。当我在引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言：“现在我成为了死神本身，世界的毁灭者。”(NowI am the Death, the destroyer ofworlds)时，我记不起句子具体应该是怎么写的了，因此，牢记斯戴尔的谆谆教诲：“细节决定成败，但事例的真实精确无关紧要。”——我完成了写作。

　　之后是一些单词题，然后是一个数学部分。那个带着复习书的女孩坐在我的正后方。我们一定是在做不同的题目，因为每当我准备开始阅读的时候，她总是大声地敲打着计算器。到了大概第五部分的时候，我的是语法，她的依旧是数学——我开始支撑不住了。不仅仅是因为当我上一次计算一个圆柱体的表面积的时候，我的考试伙伴们还没出生，就使我感到自己开始不断处于劣势。上午逐渐过去，他们看起来越战越勇，而我正饱受着咖啡因效力褪去的折磨。我的第六部分是数学，上面的那些问答题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没发明出来。一道题目包含了找到两条直线相交点的坐标。只有其中一条直线画了出来，我知道为了回答问题，我需要求出第二条直线的斜率。可我做不到，因此我不得不把答案留白。之后我又不得不留白了另一个答案。很快我到了一个阅读部分，是村上春树写的一篇有关写作与跑步的长文章。这篇文章是在“分析一项活动”还是“挑战一种假设”？两种看起来都成立。第二段里的那个词的意思是“推测的”，“讽刺的”还是“辩护的”？我要知道才真见了鬼了。当我做到第十部分的时候，我已经不省人事了。就在那时我犯了个可怕的愚蠢错误。我开始把答案填涂在了答题卡上第九部分的位置。我转而擦去那些错误的标记，可是我不确定我到底需要擦掉多少。

　　迷茫之中，我感到步入心仪大学的机会从我手边溜走了，考虑当下的状况，这件事可以很好的说明SAT的力量。

　　斯戴尔，这位抚养着两个孩子，居住于纽约欧文顿的离异母亲，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出于一种愚蠢的原因决定去参加SAT考试：为了爱。她的长子伊桑，在校成绩为B，运动员资质平庸(曾历过几次轻微脑震荡)，是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用斯戴尔的话讲，她“开始感到紧张发狂了。”伊桑很快就要申请大学，可他进入一所好大学的机会在哪儿呢？

　　“机会会自己现身的。”她写道。“伊桑可以学SAT，考高分，然后拿到一所体面大学的奖学金。”这里只有一个困难，伊桑对学习SAT没有兴趣。他比较倾心于打《光环》(Halo)游戏。因此斯戴尔认为，她可以自己树立一个她所希望激发的榜样：“我想我自己可以促进伊桑去关注SAT，我只需亲身爬入战壕，只要一点点努力便足矣。”开始时，她本打算每月尝试一种不同的考前准备方法，但她的“计划”持续扩大，或者说就像癌细胞一样不停地转移，直到她下定决心参加一整年的全部七场考试。她试着在七所不同的学校参加考试，以便观察课桌的大小或者教室的布局是否会对她的成绩产生影响。“我差不多有点疯癫了。”她写道。

　　在着手她的计划之前，斯戴尔拥有和大多数学生一样的有关SAT的经历，或至少曾经拥有过：她只参加过一次考试，是1982年当她还上高中的时候。正如大多数像斯戴尔这个年龄的人能够回想起的，SAT那时分为两项——词汇和数学——总分1600。(满分为2400的三项考试，是从2005起开始推行的。)斯戴尔词汇部分得了410分，数学部分480分，这是一个被她评价为“很糟糕”的分数。可她依旧上了本明顿学院(BenningtonCollage)，并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图书出版商。而她所考虑的正是让伊桑走上一条和她相同的道路。

　　“我把我的小蝌蚪送往的是一片不同的地方，”她写道。她总结到，出身于一个近郊富足社区的孩子再也无法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轻松自如地进入一所体面的大学，再轻松自如地回到一个富足的近郊社区。“那些你可以一步三摇着从本明顿走出，并一开始就在社会上一份有保障的工作的日子——是工作，不是实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斯戴尔担心伊桑很快就要投入一场他此刻并不关心的考试。她注册了科普兰(Kaplan)在线课程，最后讨厌起了课程的“每一分钟”。她买了邦诺书店(Bares&Noble)的推荐复习书籍：

　　《约翰·钟博士的SAT数学》，(Dr. John Chung’s SATMath)

　　《基础代数的A+笔记》，(A-Plus Notes for BeginningAlgebra)

　　《新SAT数学计划》，(The New Math SAT GamePlan)

　　《科普兰SAT 2400》，(Kaplan SAT 2400)

　　《科普兰忙里偷闲SAT攻略》，(Kaplan SAT Strategies for BusyStudents)

　　《科普兰SAT攻略：练习与复习》，(Kaplan SAT Strategies,Practice& Review)

　　《超越SAT》，(Outsmarting the SAT)

　　《SAT终极语法指南》，(The Ultimate Guide to SATGrammar)

　　《PWN的SAT数学指南》，(PWN the SAT：MathGuide)

　　以及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age Board)的“官方SAT复习指南，”(OfficialSAT StudyGuide)，通常称为“蓝宝书。”她与一位身在西雅图，名叫史黛西的教师在Skype上联系；开始进行一种叫做柯哥门的训练，以此增强她的记忆力；并与一名叫埃里卡的的教师在纽约见面。尽管做个这么多准备，她还是焦虑了起来。

　　“我坐立不安。”总结这一年的第一次SAT时，她这样写道。“我的焦虑指数正急速攀升，”她审视在临近第二次考试时说道。“我开始惶恐不安了。”她回忆起第三次临考前的一周时说道。

　　在第四次与第五次SAT之间的某个时刻，斯戴尔的计划，连同她的家庭生活，曾几乎崩塌。那是个夏天，没有SAT考试，斯戴尔决定这是个好机会让她和伊桑以及伊桑的妹妹黛茜，一起提高数学。她把孩子们带到了当地的辅导中心，这样他们就可以参加诊断测试了。显而易见，两个青少年并未被事先告知这项计划，因为他们的反应火药味十足。相应的，斯戴尔也被他们的行为激怒了。双方短兵相接。那天晚上，孩子们潜逃到了他们的父亲家。几天过后，尽管他们又出现了，可坏脾气依旧挂在脸上。

　　“讽刺的是，”斯戴尔注意到，“现在正应该是伊桑全力以赴学习SAT的时候，而我们却几乎不说话。”可誓言并未打破，她自己一个人回到了辅导中心。在那里她从詹妮弗，那个中心异乎寻常耐心的主管那里了解到，她只有三等的水平。她需要额外的练习卷子让她尽快地赶上高中数学水准。可除此以外，她还被长时间的学习间隔所阻碍着。

　　“‘什么时候讲到多项式？’我总问詹妮弗，”她回忆到，“‘用不了多久了。’詹妮弗会回答。”

　　SAT考试第一次举办于1926年的6月23日。智力测试当时正是一个新兴却迅速发展的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曾给近两百万名士兵进行了智商测试，以确定他们是否是成为军官的材料。(沃尔特·李普曼将这些测试蔑视为“多如牛毛的庸医行骗的把戏。”)SAT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卡尔·坎贝尔·布林格姆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为军队的智商测试工作过。而他在平民中进行的首次测试便是由军方测试改进而来。其中包括了一些有关数学的题目和一些识别形状的题目。然而这项测试大体侧重于词汇量。布林格姆本意是将这项测试用于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学生，以便于指导与咨询。之后他也认为，只有傻子才会像他曾经那样相信的，认为测试可以检测出“天生的智力水平。”与之相比，他写道，分数其实是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英文的熟悉程度以及种种其他”的相加指数。

　　从这一刻起，这种测试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1933年，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一个化学家，成为了哈佛的校长。柯南特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沮丧于学校内学生们封闭狭窄的小圈子，开始着手去吸引新的人才。他尤其想要招一些来自中西部，毕业于公立学校的活泼开朗的男生，这种类型一般极少申请哈佛。柯南特的计划是每年给十个这样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了选拔，他决定引入SAT。恰如尼古拉斯·莱曼在他的书《大考试》(TheBigTest)(1999)，中发现的，这些微小的决策正是“未来重大结果的源泉”，而这个决策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哈佛启用SAT过后不久，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耶鲁群起而效仿。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引用这种考试，截止20世纪50年代中，每年有五十万的孩子参加这种考试。

　　在SAT建立起的前几十年，成绩只会公布给学校，学生无法查到。这使得人们很难验证美国大学理事会的考试主管所讲的，即针对SAT的学习不会产生任何分数提高。就算这样，一个名叫斯坦利·科普兰(StanleyKaplan)的莽撞青年高中教师还是从他的学生反馈中总结出来，这项言论是胡说八道。科普兰开始把他的SAT预备课程搬出他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地下室。即便科普兰被谴责为骗子和“老奸巨猾的推销贩子”，这些指控也没有阻碍他的客流。学生源源不断地跑来找他。

　　20世纪70年代，科普兰把他的事业扩大到了费城，洛杉矶，芝加哥和迈阿密；就在这时联邦贸易委员会(theFederal TradeCommission)决定调查他的言论。委员会发现科普兰是对的：辅导确实可以提高成绩，尽管并未像他的考试服务广告中所宣传的那样多。美国大学理事会于1994年改变了SAT中央“A”的意义，以示让步；它的意思从“天资”(aptitude)变为了“评估”(assessment)。之后理事会采取了更彻底的决策，删去了整个名称的意义。今天，SAT只代表SAT考试而不代表更多。正如主对摩西所说：“我即是我。”

　　斯戴尔“计划”的前期条件让科普兰看起来像个缩手缩脚的胆小鬼。1982年，她的高中SAT成绩低于全国参考者的平均水平。三十年过去，她计划让自己领先于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考生。(斯戴尔一直没有理解为什么不可以是百分之一百)每年超过一百五十万的考生参加SAT考试，其中不到五百人会得到“满分”。斯戴尔承认这些数据令人胆怯，而且有一次她也考虑退回至“提升成绩计划。”可在伊桑和黛茜指责她设立的标准太低后，她驳回了这个念头。

　　当科普兰建立起店铺时，考前辅导也开始蓬勃发展。这项今日的亿万产业其原产品却是块心病：总的来说，大学申请是个零成本项目。

　　这所或许应称为领先学习辅导的机构(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Study of tutoring service)设立在曼哈顿，属于一种优化考试培训(AdvantageTesting)。优化里的老师皆从斯坦福，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它的收费标准最高可达五十分钟七百九十五美金。(我的一个曾在优化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老师通过一种算法系统结算，系统中的一部分就是学生成绩增长的多少。我朋友的个人最高纪录是八百二十分。)在她长达一年的探索中，斯戴尔被人不断地建议去优化——“每个人都用这些服务。”一位她认识的在圈内有名气的蒙古人告诉她——可价格使她望而却步。最后，还剩不到三周的时间，她决定去试一试。“从那时起，我就应该考虑重新估价我的房子了。”她写道。然而优化无法在如此短时间内为她分配一位老师。听过了数量可观的唠唠叨叨，公司的总裁阿伦·阿拉卡班同意与她见面。他告诉她整个计划的假设——每个月尝试一种不同的备考方法——是偏颇的；成功的准备需要一种长期的方法。这句评论只会使她更渴望去尝试优化的策略。最后，阿拉卡班让步了，在计划的最后两个星期，斯戴尔在优化的办公室里安营扎寨。她逐渐把那里当做自己家，甚至当其他的学生为了他们自己的考期进入时，她还会招待他们。

　　所有这些“抗争与冲突”都实现了什么？斯戴尔作为一名“成年考生”所取得的第一次成绩显示，四年的大学加上二十多年的出版从业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她的句子完成水平；在开始任何准备之前，她在写作部分得了610分，批判性阅读部分获得了680分。乍一看，她510分的数学成绩也提高了，可这不过是海市蜃楼。1995年，因为分数的普遍下降，美国大学理事会“重新定位”了考试。结果，斯戴尔原先的480分被加上了三十分，因此从官方上讲她的新旧成绩是相等的。

　　在之后的SAT考试中，斯戴尔持续进步着。到第三次考试时，她已经将写作部分分数提升至700分，阅读690，以及530的数学。她的分数持续攀升，直到第五次考试，她得了一个满分，或者是三分之一个满分——写作部分800分。在那场考试中，她阅读得了740分，数学得了560分。这是斯戴尔的最高峰。她的所有分数都在第六次考试中下滑，而其中两项在第七次考试中继续下降。她以一段失意挫败的描写结束了计划。她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平分角度，分解二次因式；可她的最后成绩依旧是530分，用她自己的话说，平平。“哦天。”她这样说。

　　早上我参加SAT的时候，没有一个考生关注到我。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在想着考试，但也可能是因为对青少年们来说，大人们太奇怪了，不必自惹烦恼。唯一一个对情况有多古怪做出评价的是一个洗手间的保安，他在一段休息间隔时给我打气，大声喊：“加油，老妈！”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发现考试比我小时候难度更大，也更令人沮丧。很多的题目都很难应付；有些则是纯粹的难。然而，即使它是如此的具有挑战性，对我来说这些练习还是很肤浅。批判性思维从未应用到，更不用说求知欲和想象力了。讽刺的是——或者应该说辩护的？——这些情况在我写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废话时最明显。一项由一位麻省理工学院讲师进行的研究表明，SAT作文的成功与文章的长度呈正相关比例：单词堆得越多，分数越高。当斯戴尔在优化考试培训时，她曾被展示过几篇满分作文，她很惊骇。她写道，那些作文都“糟糕极了。”

　　无论SAT中间的代表着什么——天资也好，评估也罢，勤奋(assiduousness)或者野心(ambition)都可以——考试在现在看就像一个意外。它诞生于一种目的，适应于另外一种，而不知在哪一点上，并非出于任何人的意愿，它又融进了一些美国生活。不只是高中生为它所奴役；大学也是。你如何知道一所学校有多好？根据其被录取学生的SAT成绩。(两年之前，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大学的招生部主管因被揭露以虚高学生成绩来提升学校排名而被迫辞职。)SAT，作为一种自我获益，自我命名的考试，SAT检测——并且真的只检测——那些对SAT考试来说必需的技能。

   本文选自《向日葵》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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