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幸好还有“久牵”这趟便车。
一开始，久牵只是棚户区对面那座老旧小区里的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在王新月的记忆里，这套“比棚户区里最有钱的人住的房子还要好”的公寓里，有玩具、漫画书、电脑，和“很多棚户区的孩子向往着，但是没有的东西”。
慢慢地，久牵成了棚户区家长们的“托儿所”，孩子们一到放学就会涌进这里。再到后来，很多上海的高校、外企的志愿者也定期到久牵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一个老头伴着酒劲教会我唱歌，一个美丽的姐姐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了她那些远行的奇遇，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教会我英语。一个眉头微皱，眼神深邃的青年教会我做梦。”王新月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在久牵的日子，“就这样断断续续，我会背诗，会唱歌，可以说流利的英语，爱上了探险，也在生硬地试着用逻辑去理性思考。”
2011年时，同样是在张轶超的鼓励下，还在准备托福的王新月试着申请了UWC。在北京参加全英文面试时，她面对众多“重点高中尖子生”的竞争者，拿到了只有1%发放比例的全额奖学金。
王新月的成功为“久牵”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门。第二年，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久牵学员都报了名。她的弟弟王泽方，以及与王泽方同岁的屠文建也在其中。
促使王泽方报名的，是姐姐身上的变化。他在姐姐从国外发来的照片中，第一次见到她穿晚礼服的样子。
“那是他们的毕业舞会，我从来没见过她穿晚礼服，没想到那么漂亮，很迷人。”那时王泽方的梦想不过是，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拥有一套西服、皮鞋和领带，像姐姐一样站在那样的舞台。
在王泽方梦想着过上姐姐那样的生活时，他的发小屠文建正在一家酒店里打零工。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打工，妈妈的清洁工朋友帮他在酒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
他清楚出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他不确定这样的机会是否属于他。他还有个4岁的弟弟，爸爸在外地干建筑，妈妈在20公里远的工厂里打包快递。一家4口挤住在别人家屋顶上临时搭建的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房间里。停在过道里的电动车，是这个家庭最值钱的家当。
这至少是他记忆中第十个“家”了。他4岁时被父母带到上海，住过工棚，住过隔间，也住过仓库。搬家原因有很多，有时因为拆迁，有时因为邻居嫌弟弟太吵，有时只是因为房租涨了50元。
他记得一次深夜里，爸爸叫醒他，“搬家”。把家当装进三轮车后，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要主动帮爸爸骑车。可他踏上踏板，任凭他如何使劲儿，车子都纹丝不动。
后来还是爸爸在前面弓着背蹬车，他在后面前倾着身子推着，父子俩就这样一前一后在上海的街道上缓慢地前进。
“我抬头看看四周高楼里的万家灯火，突然觉得我不属于这座城市，没有人关心我们的存在。”屠文建感叹，从那次起自己压力大了很多，“在上海，除了在久牵之外，其他地方都有种压迫感，不安全的感觉，可能跟我一直在搬家的原因，一直在动荡。”
久牵的朋友也发现，这个小时候吵人的“小喇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多数时间都在沉默。
递交UWC申请书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天不亮妈妈就要外出做工，他先要给弟弟做好早饭，然后骑上那辆电动车送弟弟去幼儿园，自己再赶到酒店上班。
在酒店里，他穿着老气的中式夹克，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消除，显得有些滑稽。
那年他在读中专二年级，父母希望他能尽快承担家里的责任，酒店工资虽然不高，但显然也为这个家庭减轻了不少压力。
他后来说，“要不是酒店1500元的工资当做路费，就决不允许自己去北京参加面试。”
他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复习英语。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妈妈特地买了10元的虾，希望儿子吃好一点。他本来准备了200元零花钱去北京，可因为弟弟的学费不够，他又拿出了150元给了妈妈。
那一年，屠文建和王泽方都没有被UWC录取。屠文建进了“waiting list（候补名单）”，有人告诉他，如果第二年接着考，录取的几率会很大。可他已经不打算再尝试了。
三
第二年，久牵一共有4名学生被UWC全奖录取。他们的喜报贴在正对着久牵门口的墙上，王泽方也在其中。那时，屠文建已经毕业，正在一家生产包装材料的工厂里上班。
他的工作是巡视流水线上的机器，“哪个坏了就去修哪个”。这份工作给他带来每月5000元的收入，相对自己的中专学历而言，这样的薪水已经符合他的期待。
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发工资后，请全家人吃了一顿肯德基。他笑着说自己小时候立下的“每天都能吃肯德基”的梦想，现在还没能实现。对他来说，肯德基还是太奢侈了。
可第一份正式收入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法适应工厂的环境。
“他们在流水线上就像机器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每次回头时，连表情都一样。”屠文建觉得这样的环境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每个人都只在乎怎么才能加更多班，每个月工资有多少。”
这与他十几年来在久牵感受到的温情、生出的梦想，以及寻找到的自我都格格不入。两年后，在一次和上司的争吵后，他离开了那家工厂。
那是一次夜班，临近天亮时他在岗位上睡着了，被提前赶来的经理拍了照。经理要公布照片，屠文建告诉他如果在国外，这种做法可能是违法的。
经理随即冲着他的脸大喊：“你算什么东西，你出过国吗，知道国外什么样吗？”
他很生气，但可悲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屠文建在工厂巡视流水线时，王泽方正在香港读UWC课程。他也很快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西服。事实上，在学校穿正装参加演讲、音乐会或者感恩晚餐，逐渐成为他的一种常态。
在UWC，没有人在意他的身份。当别人问起他的家庭时，最后都会向他竖起大拇指，佩服他的艰辛和努力。
他本科去了美国的爱达荷大学，主修了国际经济与政治专业。不同于几年前的不自信和沉默，现在他和人交流时，不再躲避对方的眼神，语气坚定。
从工厂辞职后，屠文建回到了久牵，负责一些财务工作。虽然收入比之前低了不少，但他庆幸自己又回到了一个纯净的环境，觉得“牺牲那点收入值得”。
去年，改行骑三轮拉货的父亲被出租车撞倒，留下了残疾。康复后，他又骑三轮拉人。在一次警察的追击中，他翻了车，车上的一位女乘客摔得昏迷不醒。一家人在经历一段惶恐之后，最终等来了伤者的苏醒。
这两起事故几乎摧毁了这个家庭。父母开始抱怨他在久牵的工作，“不正式，收入太低”。
“他们觉得我应该像他们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一样，找一份工作，老实本分地赚钱，然后成家。”屠文建停顿了一下说，“他们觉得是久牵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不切实际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