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公益教育机构助力：“生活在废墟”孩子成海归精英
上海上海很少有国权北路这样的地方。路的尽头到浦东陆家嘴，直线距离足足12公里，中间却几无遮挡。顺着笔直的马路向南，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包括东方明珠电视塔在内的、那些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建筑的轮廓。
对一群生活在这条路周边的孩子来说，矗立在远处的摩天大楼更像一块巨大的幕布。他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但很少有人真正抵达过那里。
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城乡接合部大片临时搭建的平房、随处可见的垃圾堆、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没有肯德基，也没有游乐场。有人第一次进入这片区域后，感叹眼前的景象“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
与他们在上海务工的父辈不同，这群从小就生活在上海的孩子大多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也很少回老家。他们与老家的联系，几乎只剩下印在身份证上的，自己都记不清的村庄名字。
他们中不少人都相信，如果没有“久牵”，自己很可能重复父辈的老路——或许不用再做建筑工或者环卫工，但依旧很难走出这片区域，进入“真正的上海”。
2006年前后，这群大约40人的孩子因为一个名叫“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原名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公益教育机构聚在了一起。十几年间，他们不断从“久牵”出发，然后再回到这里。
岔路口是中考。因为不能在上海读普通高中，有人回了老家念书，然后再也没有回来；有人留在上海读了中专，毕业后决定“平凡地过一生”；也有人抓住了机会出国留学，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精英阶层”。
这个夏天，不管是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还是从国外回来没来得及倒时差，他们都会赶去“久牵”，聊上一个下午，然后像过去那样随意倒在地板上，睡上一晚。
只不过，一种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了。
一
很难把这些“生活在废墟”里的孩子跟“出国留学”联系起来。他们“经常穿着秋衣秋裤就去上学”，在五年级时还不能完整读写26个英文字母。而对他们身为环卫工、送水工或者包装员等体力工种的父母来说，每学期几百元的借读费都要盘算一番，出国更是远在天边。
连大学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们在初中毕业后就要被挡在普通高中的校门外。
王新月是久牵第一个申请出国的学员。她的母亲在得知女儿要申请国外的学校时，告诉女儿：“如果你能成功，我就给上海的每条狗都缝条裤子。”
后来王新月和她的弟弟妹妹3个人，陆续都被一所名叫UWC（世界联合学院）的国际学校录取，并且都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今年夏天，王新月已经从加拿大综合排名第一的西蒙菲沙大学毕业，计划在加拿大或者上海寻找一份工作。
在国外，王新月总被人问到“你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竟然家里3个人都出了国？”这个问题曾让她一度语塞，后来她发现，自己从没有被中国的“正规”教育体系接受过，而是一路都在搭便车。直到在中途被迫下车后，才找到了另一种道路。
小学时，她就在家门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被无数个长得很恐怖的班主任打过手心”是这所学校给她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久牵的创办人张轶超在一次演讲中，讲述过他最开始接触这些学校时的情形：吵闹的课堂上，有的人在打闹，有的人在写作业，有的人在擤鼻涕，有的人在吃东西，只有很少的人在听讲。学校的教师对前来支教的志愿者爱搭不理，甚至对志愿者帮孩子纠正英语发音心怀不满。
他也组织过上海当地的小学生去参观这些学校，一个学生在参观日记里写道：“那个学校还没我们的体操馆大，走进教室就闻到一股怪味，地板黑乎乎的，桌椅像用了一个世纪，墙角垃圾桶里堆满了垃圾，几只苍蝇围着桶边飞……”
如今在国外留学的、一个环卫工的女儿记得，小时候生活在棚户区，虽然过得很辛苦，整个人又脏又土，但是因为周围的人都一样，所以没觉得苦，反而每天都很快乐，“穷开心”。
初中时，公交和地铁虽然就在学校附近，但是她从没坐过，也没有公交卡。对她来说，每天几元的交通费用还是太奢侈了。她和久牵的大部分孩子一样，每天都要骑一个小时左右的自行车上下学。
有次放学后下起了大雨，很多上海学生的家长都到学校门前给学生送伞，然后一起坐车回家。但她只能冒着雨，任凭湿发贴在脸上，浑身冻得发抖，咬着牙骑回了家。 “那一次，我感觉到了我和他们不一样。”
王新月最终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公立初中。她很快发现，在学校里，自己不过是“被顺便带上”的那部分。
虽然学校比之前的漂亮得多，教室也宽敞了不少，但校园里上海本地的学生见到她们总是“绕着走”，背后小声议论他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曾在久牵做过调研。他发现，上海这种外地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会被不少人称为“菜场小学（菜市场小学）”或者“上外附中（上海外地人附属中学）”。
他还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公办初中后，初一初二学习都比较刻苦，成绩进步也很快，“很多都能进入班级前几名”。可到了初三，因为不能考上海的高中，他们就会变得很消极，成绩一落千丈。
王新月还记得她的初三。那一年老师已经不再管外地学生，很多外地学生都“提前毕业”，自己找好中专直接去读了。
在久牵，每年临近中考的时候，平日欢快的气氛就会被焦虑、无奈，还有稍许愤怒代替。
“我们愤怒、嫉妒、抱怨，抱怨命运不公，抱怨生活抛弃了我们，抱怨社会遗忘了我们。我们付出的不比他们少，可为什么连中考的考场都无法迈进？”一个久牵学员在临近中考时，在他们的内部报刊里写道。
王新月最终选择了一所成人高中，那所学校很小，楼道里扔满了垃圾，身边的学生“出口成脏”。她“一天都不想待在那里”，却又无力逃脱。她甚至打算过退学，向妈妈要500元，做水果生意。
2010年时，张轶超开始鼓励久牵的孩子尝试申请美国的大学。王新月从那所成人高中休了学，抱着最后的希望，全力准备考托福。
一天下午，王新月在久牵学完英语，出门吃饭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幕：
两个警察追一个骑三轮车的妇女，在快速追赶中连人带车把这个妇女掀翻在马路中央。她看到那个妇女手上和脚上都是血，围观的一个大叔用上海话笑话：“这个人找死，骑这个车子是违法的，真是活该。”
旁边有一群人附和：“就是，就是。”
当天晚上，王新月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国”。“逃离这个无数次让我梦想破灭的地方，逃离这个不管你怎么努力依旧被贴上标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