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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常青藤盟校录取公式:钱!钱!还是钱!
能被常青藤名校录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难度有多大,以常青藤联盟学校哈佛大学为例:2020届有39041名申请者,录取2106人,实际报到1667人,其中国际学生比例11.4%。由此美国本土新生录取人数大约在1477人。
而美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为350万左右,因此录取比例大概是: 0.0422%(万分之4.22)。因而常青藤名校的录取者都将其作为一生的荣誉之一。
但是常青藤联盟名校录取标准一直模糊和不透明,甚至连其招生官也难以讲述。
在《大学潜规则》(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中,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丹尼尔·金(Daniel Golden)为我们揭示了美国贵族能够世袭的秘诀之一。
所谓捐款
1995年,提摩西,格罗顿中学(Groton School)的一个学习水平中游的学生,申请了斯坦福大学。他在中学里是一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主打防守位置。斯坦福把他按照顶尖运动员特招入校。
奇怪的是,斯坦福并没有授予提摩西运动员奖学金(每一个特招橄榄球员都有的奖学金)。而时任斯坦福队总教练的泰隆·威灵汉(Tyrone Willingham)也声称他并没有招募提摩西。实际上提摩西也缺乏防守队员所必需的速度。
三年以后,格罗顿中学1998年度共有九人申请斯坦福大学,斯坦福最后只招录了玛格丽特。她在班级中仅是中游水平,SAT分数逊于其余八个申请者中的七人。被斯坦福拒绝的八人中至少有一人在学术领域全面超越了她。
那么,为什么斯坦福对他们情有独钟呢?
这两位幸运儿的父亲,罗伯特·巴斯(RobertBass)是得克萨斯石油大亨,1991年他曾经向斯坦福捐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美国顶尖高校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平,总是强调自己的录取都是“无视需求”(即录取时不管学生是否能支付学费),哈佛等大学甚至会免除贫困或中产学生的学费。但这些学校往往不是“无视财富”。
捐款与录取,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一种潜规则。
并不仅仅是大学会在富豪捐款后投桃报李,具有野心的大学往往也会主动录取富豪的子女,并不停地讨好富豪,希望能够获得丰厚的捐款。
1993年杜克大学主动录取了罗伯特·巴斯的大儿子克里斯托弗。1996年罗伯特向杜克大学捐款一千万美元。
不仅仅是知名私立大学有这种考量。公立大学如弗吉尼亚大学同样注重捐款。
曾经以平等为宗旨的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在1980前后由于资金来源萎缩,也逐渐放弃了过去的信条,转而开始在富裕的市郊地区以及私立贵族中学寻找未来的学生。
根据金的调查——
只要赞助两万美元,一个学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优先录取。
比较出色的大学,这个数目就达到了五万美元,而且学生家长需要许诺未来会投入更多的捐款。
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十万美元是必须的。
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万美元只是及格线,父母往往要投入上百万美元来为子女铺平道路。
赤裸裸地向学校提议以捐款来换取子女的录取,在美国上流社会看来,实在是粗鲁不文。这些见不得光的口舌功夫,都是由私立预科学校(Prep School)的毕业咨询人员、亲朋好友或是受雇的大学入学咨询师来完成。
而这些活动,则包裹在层层谎言之中,成为了不可明言的潜规则。
所谓传承
长久以来,美国大学体系都以精英教育着称。大学都宣称主要根据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其他要素,来进行录取。
然而事实上,美国大学体系之中极少有谁真的是这么做的。
那么,美国大学又是如何避免大众反感的呢?
主要的策略是包装。美国大学一般把校友子女称之为“传承”(Lega-cy)。
美国大学一般会说,他们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候选学生之中,会选择有“传承”的那一个。他们说,这是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奖这个家族对学校的“忠诚”。
事实真相是,美国大学的校友群体是一个学校获得捐款的主要来源。而捐了款,校友自然期待学校的回报。很多捐了巨款的校友,即便其子女的水平明显低于很多被淘汰的申请者,却还是脱颖而出。
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但是“大学资源委员会”(哈佛大学主要捐款者组成的筹款组织)成员子女的录取率却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社会活动同样是大学招生的一个关注点,而这恰恰是贫困学生的短处。
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费飞到肯尼亚去从事志愿活动,可以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游历,而贫困或中产子女却往往要用课外时间打工赚取零花钱或生活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学校一方面要照顾权贵子弟,一方面还要服从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结果就是挤压其他人群的招收规模。这时受损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亚裔。
亚裔要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必须拥有比别人高得多的分数、强得多的特长。而美国大学对此的辩护是:“亚裔都是考试机器”、“亚裔缺乏创新力”,这大概是美国最公开、最“政治正确”的种族歧视了。
所谓录取信
一封薄薄的录取信中包含着大学太多的利益与太多的野心。
大学所关心的,仅仅是金钱。
一些大学专门优先录取名人子女,换取名人在校内举办活动,与师生家长互动,吸引更多的“潜在捐款者”,也能提高大学的名望。大学还优先录取教职员工的子女,从而提高大学的知名度。
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美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宣扬的精英教育理念。
从哈佛、杜克、布朗以及圣母大学来看,没有钱大学就发展不好,要有钱就要有交易。而大学能用来进行交易的,当然是录取信。
颇为讽刺的是,丹尼尔·金在《华尔街日报》上登载的一系列披露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的文章,在某些人眼中,非但不是一份对教育不公的调查报告,反而是走后门的指南。
金提到,文章发表后,曾有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老板找到他,希望金能帮助他们成绩平平的女儿,他们想知道多少钱才能买到一张常青藤盟校的门票。
如果仅仅阅读前半本书,读者可能会倾向于把书名翻译为《录取的价格》。但是最后几个章节才是整本书最具力量的部分。因为金证明了,大学的权钱交易并不是必要的。他想讲述的,不单是录取的价格,更是美国现存大学招生体制的代价,以及为什么这些代价是不必要的。
加州理工学院,一直秉承绝对的精英主义教育,没有人可以因为父母捐了钱而优先考虑。这所学校的入学申请表虽然要求填写申请者父母的学校,但在录取时,有“传承”的申请者的录取标准却要高于一般申请者。
也就是说,“传承”和“发展事项”在加州理工学院是被完全无视的。这使得加州理工新生之中的校友子弟往往不到百分之十,大大低于其他顶尖大学。不为任何财富折腰,使得加州理工的学生素质在顶尖名校之中高居榜首。
远在肯塔基的拜利亚学院(Berea College)与加州理工持有共同的理念。这所学校甚至比加州理工更激进:除教职员工子女外,它拒绝任何家庭收入过高(2006年时上限为五万一千美元)的学生入学。这使得该校学生家庭收入平均仅为二万七千美元(低于美国平均家庭收入)。
拜利亚学院在美国博雅学院中排名第七十六,本科教育水平排名第十一。它曾经培养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F·芬恩(John F Fenn)。
位于纽约的库珀联盟是一所顶级艺术学院,曾有学生被库珀联盟因为资质不够而拒绝,却被耶鲁录取。他们也有着类似的做法。
在资金方面,这些学校把筹款活动回归到了本质———支持教育的慈善活动,他们拒绝那种“录取信采购大会”式的筹款活动。
常青藤盟校在向某公司筹款时会问“这个公司里谁是校友”,然后与该校友联系。而这些学校则会对校友说:“您在本校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您难道不想让其他某个人也享受类似的时光吗?
结束语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由于美国社会没有长子继承制,所以永远不会分化出世袭贵族。
美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一片机会均等的土地上,最优秀的人总会脱颖而出,那些仅仅占据家族财富的庸人则缺乏必要的竞争力,所以,这总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
然而,据《时代周刊》报道,美国的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低于它曾经鄙视的旧大陆,一个新的世袭贵族阶层已然在美国形成,这其中,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尤其是常青藤盟校的录取方式,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推手。
都说现在的中国留学生都堕落了,净是些富家子弟吃喝玩乐镀金,和昔日那些艰难求学的前辈没法比。
事实是,由于白人传承、政治正确的挤占,分配给亚裔的名额本来就不断减少,极少的名额里,再除去能用金钱开路的富人,留给真正高素质有追求的留学生的名额可不就更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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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实习生张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