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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常青藤盟校录取公式：钱！钱！还是钱！
能被常青藤名校录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难度有多大，以常青藤联盟学校哈佛大学为例：2020届有39041名申请者，录取2106人，实际报到1667人，其中国际学生比例11.4%。由此美国本土新生录取人数大约在1477人。
而美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为350万左右，因此录取比例大概是： 0.0422%（万分之4.22）。因而常青藤名校的录取者都将其作为一生的荣誉之一。
但是常青藤联盟名校录取标准一直模糊和不透明，甚至连其招生官也难以讲述。
在《大学潜规则》（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中，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丹尼尔·金（Daniel Golden）为我们揭示了美国贵族能够世袭的秘诀之一。
所谓捐款
1995年，提摩西，格罗顿中学（Groton School）的一个学习水平中游的学生，申请了斯坦福大学。他在中学里是一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主打防守位置。斯坦福把他按照顶尖运动员特招入校。
奇怪的是，斯坦福并没有授予提摩西运动员奖学金（每一个特招橄榄球员都有的奖学金）。而时任斯坦福队总教练的泰隆·威灵汉（Tyrone Willingham）也声称他并没有招募提摩西。实际上提摩西也缺乏防守队员所必需的速度。
三年以后，格罗顿中学1998年度共有九人申请斯坦福大学，斯坦福最后只招录了玛格丽特。她在班级中仅是中游水平，SAT分数逊于其余八个申请者中的七人。被斯坦福拒绝的八人中至少有一人在学术领域全面超越了她。
那么，为什么斯坦福对他们情有独钟呢？
这两位幸运儿的父亲，罗伯特·巴斯（RobertBass）是得克萨斯石油大亨，1991年他曾经向斯坦福捐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美国顶尖高校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平，总是强调自己的录取都是“无视需求”（即录取时不管学生是否能支付学费），哈佛等大学甚至会免除贫困或中产学生的学费。但这些学校往往不是“无视财富”。
捐款与录取，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一种潜规则。
并不仅仅是大学会在富豪捐款后投桃报李，具有野心的大学往往也会主动录取富豪的子女，并不停地讨好富豪，希望能够获得丰厚的捐款。
1993年杜克大学主动录取了罗伯特·巴斯的大儿子克里斯托弗。1996年罗伯特向杜克大学捐款一千万美元。
不仅仅是知名私立大学有这种考量。公立大学如弗吉尼亚大学同样注重捐款。
曾经以平等为宗旨的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在1980前后由于资金来源萎缩，也逐渐放弃了过去的信条，转而开始在富裕的市郊地区以及私立贵族中学寻找未来的学生。
根据金的调查——
只要赞助两万美元，一个学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优先录取。
比较出色的大学，这个数目就达到了五万美元，而且学生家长需要许诺未来会投入更多的捐款。
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十万美元是必须的。
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万美元只是及格线，父母往往要投入上百万美元来为子女铺平道路。
赤裸裸地向学校提议以捐款来换取子女的录取，在美国上流社会看来，实在是粗鲁不文。这些见不得光的口舌功夫，都是由私立预科学校（Prep School）的毕业咨询人员、亲朋好友或是受雇的大学入学咨询师来完成。
而这些活动，则包裹在层层谎言之中，成为了不可明言的潜规则。
所谓传承
长久以来，美国大学体系都以精英教育着称。大学都宣称主要根据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其他要素，来进行录取。
然而事实上，美国大学体系之中极少有谁真的是这么做的。
那么，美国大学又是如何避免大众反感的呢？
主要的策略是包装。美国大学一般把校友子女称之为“传承”（Lega-cy）。
美国大学一般会说，他们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候选学生之中，会选择有“传承”的那一个。他们说，这是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奖这个家族对学校的“忠诚”。
事实真相是，美国大学的校友群体是一个学校获得捐款的主要来源。而捐了款，校友自然期待学校的回报。很多捐了巨款的校友，即便其子女的水平明显低于很多被淘汰的申请者，却还是脱颖而出。
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但是“大学资源委员会”（哈佛大学主要捐款者组成的筹款组织）成员子女的录取率却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社会活动同样是大学招生的一个关注点，而这恰恰是贫困学生的短处。
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费飞到肯尼亚去从事志愿活动，可以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游历，而贫困或中产子女却往往要用课外时间打工赚取零花钱或生活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学校一方面要照顾权贵子弟，一方面还要服从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结果就是挤压其他人群的招收规模。这时受损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亚裔。
亚裔要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必须拥有比别人高得多的分数、强得多的特长。而美国大学对此的辩护是：“亚裔都是考试机器”、“亚裔缺乏创新力”，这大概是美国最公开、最“政治正确”的种族歧视了。
所谓录取信
一封薄薄的录取信中包含着大学太多的利益与太多的野心。
大学所关心的，仅仅是金钱。
一些大学专门优先录取名人子女，换取名人在校内举办活动，与师生家长互动，吸引更多的“潜在捐款者”，也能提高大学的名望。大学还优先录取教职员工的子女，从而提高大学的知名度。
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美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宣扬的精英教育理念。
从哈佛、杜克、布朗以及圣母大学来看，没有钱大学就发展不好，要有钱就要有交易。而大学能用来进行交易的，当然是录取信。
颇为讽刺的是，丹尼尔·金在《华尔街日报》上登载的一系列披露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的文章，在某些人眼中，非但不是一份对教育不公的调查报告，反而是走后门的指南。
金提到，文章发表后，曾有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老板找到他，希望金能帮助他们成绩平平的女儿，他们想知道多少钱才能买到一张常青藤盟校的门票。
如果仅仅阅读前半本书，读者可能会倾向于把书名翻译为《录取的价格》。但是最后几个章节才是整本书最具力量的部分。因为金证明了，大学的权钱交易并不是必要的。他想讲述的，不单是录取的价格，更是美国现存大学招生体制的代价，以及为什么这些代价是不必要的。
加州理工学院，一直秉承绝对的精英主义教育，没有人可以因为父母捐了钱而优先考虑。这所学校的入学申请表虽然要求填写申请者父母的学校，但在录取时，有“传承”的申请者的录取标准却要高于一般申请者。
也就是说，“传承”和“发展事项”在加州理工学院是被完全无视的。这使得加州理工新生之中的校友子弟往往不到百分之十，大大低于其他顶尖大学。不为任何财富折腰，使得加州理工的学生素质在顶尖名校之中高居榜首。
远在肯塔基的拜利亚学院（Berea College）与加州理工持有共同的理念。这所学校甚至比加州理工更激进：除教职员工子女外，它拒绝任何家庭收入过高（2006年时上限为五万一千美元）的学生入学。这使得该校学生家庭收入平均仅为二万七千美元（低于美国平均家庭收入）。
拜利亚学院在美国博雅学院中排名第七十六，本科教育水平排名第十一。它曾经培养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F·芬恩（John F Fenn）。
位于纽约的库珀联盟是一所顶级艺术学院，曾有学生被库珀联盟因为资质不够而拒绝，却被耶鲁录取。他们也有着类似的做法。
在资金方面，这些学校把筹款活动回归到了本质———支持教育的慈善活动，他们拒绝那种“录取信采购大会”式的筹款活动。
常青藤盟校在向某公司筹款时会问“这个公司里谁是校友”，然后与该校友联系。而这些学校则会对校友说：“您在本校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您难道不想让其他某个人也享受类似的时光吗？
结束语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由于美国社会没有长子继承制，所以永远不会分化出世袭贵族。
美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一片机会均等的土地上，最优秀的人总会脱颖而出，那些仅仅占据家族财富的庸人则缺乏必要的竞争力，所以，这总是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
然而，据《时代周刊》报道，美国的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低于它曾经鄙视的旧大陆，一个新的世袭贵族阶层已然在美国形成，这其中，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尤其是常青藤盟校的录取方式，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推手。
都说现在的中国留学生都堕落了，净是些富家子弟吃喝玩乐镀金，和昔日那些艰难求学的前辈没法比。
事实是，由于白人传承、政治正确的挤占，分配给亚裔的名额本来就不断减少，极少的名额里，再除去能用金钱开路的富人，留给真正高素质有追求的留学生的名额可不就更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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