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家族和种族的枷锁

　　每天将中国记者报道非洲的法文稿件编译成英文稿件，是肯尼亚人彼得·奥丘拉斯的工作。这个27岁的黑人小伙2009年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内罗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目前，受雇于驻肯尼亚的一家中国新闻单位。

　　他说：“这份工作正是我在大学里规划中的‘最理想的工作’。”奥丘拉斯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肯尼亚驻中国大使，中国是他理想中的国度。他还时常向身边的中国同事请教中国的政党制度、民族等问题，并希望获得中国大学的奖学金。

　　虽然和一同毕业、进入肯尼亚渣打银行的同学相比，奥丘拉斯的每月50000肯尼亚先令(1元人民币合11肯尼亚先令)不算高，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当初放弃去银行工作的机会，因为那里“把人当机器用”，压力大，还要常加班。

　　“要我做一份虽然工资高但我不喜欢的工作，简直是种折磨。”他说。“能够‘快乐地工作’，是我目前最高兴的事。”

　　“人到了大城市但随身带着乡村”

　　在肯尼亚，50000先令的月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是相当不错的收入。奥丘拉斯在工作单位附近一个有门卫把守的小区租房居住，一个单间，每月10000先令。虽然平时很少去酒吧，饮食也以平常的Ugali(一种玉米面)为主，但每到月底，奥丘拉斯还是要抱怨手头的钱不够花。原因是，总有农村老家的亲戚来借钱。

　　“他们总说孩子生病，家里没钱吃饭，每个月都有各种借口。”奥丘拉斯无奈地说。“但是，我能不借吗？怎么能不帮你自己的亲戚呢？”

　　在非洲，传统习俗是，家里人——甚至是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要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一个人有钱了，必须接济穷困的亲戚。在非洲人的观念里，只有“我们”而没有“我”。

　　在亲戚看来，奥丘拉斯在“外企”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会用电脑，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是全家人、甚至是全村人的骄傲，帮助家人是他应尽的义务。

　　因为奥丘拉斯借给亲戚的钱永远无法收回，目前他的小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每天用来收看新闻的电视只能架放在一个硬纸板盒子上。

　　在非洲，许多通过考取大学走向城市的农村孩子都要资助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村庄。如果村里有人来城市，提供食宿是他们的义务。奥丘拉斯引用一句非洲谚语来解释他对村子有永远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到了大城市但随身带着乡村”。

　　校园外的藩篱

　　同样是内罗毕大学刚毕业的“天之骄子”，詹姆斯·贝斯特的负担相对要轻些。因为贝斯特所属的基库尤部族较崇尚个人独立，因此向他借钱的亲戚没那么多。但贝斯特有自己的烦恼。

　　贝斯特毕业后被内罗毕政府内政部录取，成为一名捧着“金饭碗”的公务员。可短暂的兴奋后，贝斯特发现，公务员的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前不久，肯尼亚宪法草案公投，全国选民需要注册。贝斯特被安排和同事在街头的流动注册站帮助选民注册。

　　一张露天的小桌子，在赤道边的阳光下和来往机动车激起的灰尘中帮助选民填写注册表——这对贝斯特而言不是一名公务员应该做的事情。

　　“我以前以为内政部的工作人员总是穿着体面的白衬衫坐在属于自己的电脑前。”他怏怏地说。因为肯尼亚的部族主义，有的选民一听到贝斯特带有基库尤族语音的斯瓦西里语掉头就走，去寻找一个本部族的人帮助自己注册，这让贝斯特非常失望。

　　“在大学里，我参加过许多活动，写过许多文章呼吁大家消除部族主义的裂痕，没想到到了今天，在校园外部族主义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那么大。”他说。“即使在肯尼亚政府内部，一个人也经常受到同部族人的照顾，这是我感觉和大学里不一样的地方。”

　　在非洲，对个人而言，部族比国家更有意义，部族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国家”，一个人受部族影响的程度比受国家影响的程度要深得多。

　　贝斯特坦言，因为基库尤族人多占据政府要害地位，自己在近一年的工作中也受到过一些特殊照顾。“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所有部族平等——就像我在大学学到的那样，可另一方面，当我因为自己是基库尤族人受到特殊照顾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很幸运。”

　　也正是因为部族主义，奥丘拉斯和女朋友虽然关系亲密，但是都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两个大学起就相恋的人坦言，没有积蓄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分属不同部族。路亚族的奥丘拉斯要娶依梅鲁部的女朋友，要面临来自家族的许多压力。

　　面对非洲部族主义的传统，奥丘拉斯和他的女朋友选择孤独地坚守，希望有一天家里人能接受跨部族的婚姻。

　　《环球》杂志驻肯尼亚记者 桂涛

　　来源：2010年7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