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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星，你送孩子的时候……
刘星：主要说了三点，出去主要是学习，不但要在课堂上得满分，还要到社会上学习，第二点，要听妈妈的话。第三点，跟同学搞好关系，他去的国度是很多老百姓觉得不该去的国家，是日本，所以一定要跟别人搞好关系。
我带了他大概有十年，走的那天是从上海走的，那天也很有意思。他一进去，就说你送谁，我说送女儿。我看着她的背影走进大厅的感觉，她没有给我酸楚的余地，我就进去了，她说爸爸你怎么进来了？我说他们让我进来的。后来又买咖啡。就省去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就喊了她一声，包括现在，只要我在家，她房间的灯光我都打开，只要我在就打开，就是为了寄托一种情感吧。
鲁敬彩：我儿子走之前，我感觉他自己没有信心了，我也觉得很腻烦了，在家每天蒙着脑袋睡觉。后来知道定下来要走的时候，心情还好一些，觉得有希望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主要的一点，这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出路，而且这次是不能重来的，因为不可能再有钱给他去一次。
另外，到了日本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是孤军奋战，出了什么事，谁也帮不了他。他不跟我们说，但是后来我们从同学那儿听到，好象他晚上有点紧张，跟同学说睡不着觉。上飞机那天，我也感到挺自豪的，为我的儿子，临到走的时候非常勇敢，把东西整理好，就毅然走了，没有说害怕、犹豫。
主持人：说说你当时的感受。
鲁敬彩：我当时两种感受，一个是觉得孩子可能有定机会了，有定出路了，所以我虽然是妈妈，但是没有太觉得难舍难分，但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这次是能改变他，还是这个环境会更污染他。
宫小东：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结识什么，一个事就是告别什么。我挺怕告别的，我说你把行李都托运完了以后，签完了以后就出来，别在外面晃荡，我们在外面坐着。他办完以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看他妈有点不行了，我看他也眼泪要往上涌，我那时候英语也不怎么样，我就记住一个词，照直走，别再回头了，一回头你妈就不行了。他就真照直走了。我们赶快往上跑，原来国际出港是最没人情的港口，上面有玻璃，可以看的，全给涂上油漆了，你说涂油漆干什么？后来嫌油漆不过瘾，又上了一层三合板，谁也看不见自己的小兔崽子离去的瞬间。写信也不知道，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早告别了。他妈妈为他走，就赶紧学上网，得学习接收E—mail，我没有那功夫在家接收E—mail，她妈妈学。她妈妈不会英文，到那儿没有中文的E—mail，学校的电脑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没有中文。她妈妈就用汉语拼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拼中国话，拼完了以后一按。
这也跟马先生一样，感谢基础教育，教育我爱人会了汉语拼音。
主持人：我有一个熟人，说他孩子走了以后，对孩子的想念无法抑制，怎么寄托呢？就是每天看天气预报，就看他孩子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一看就满足了。你们是这种寄托的方式吗？
刘星：依恋一个地方多半是依恋那里的人。世界大城市的天气预报一天要播出好几遍，经常看，最担心的是地震。
马未都：我很少思念，想念是正常的，我想念他，他不想念我，这我知道，在座的年轻人比较多，你们对父母的感受，我也同样，当年我对我父母的感受也不是很深，过去有句老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只有有了儿女以后，才能感受这个，这么多的年轻人，儿女情长的事说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最希望他们长大成人。
主持人：刚才苏先生说刚才放的那张照片不够帅，要换这张照片，为什么？你说明一下这一张到底帅在哪里？
苏培喜：我觉得这张照片才能表现出我的儿子，我儿子跑、跳、走路都是很活泼的，跟一般的小伙子比起来，他每次走、跑、跳，我都特别感到自豪。在他小的时候，我没有白严教他，因为他小时候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你必须要坐有坐样，站有站样，走有走样，跑有跑样，不然的话你就不是我的好儿子。如果有机会您看到的话，我说的话是必须属实的。
主持人：现在的年轻人，关于性的知识和性的保护，你们怎么表达呢？
刘星：我说听说那个国度是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好，比较乱，我就跟她提起，当任何事情和你的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服从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说爸爸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她说明白。
宫小东：这个事挺难，主要是对于女儿比较难。两口子商量半天，这堂性教育课怎么上，非上不可。
田歌这个问题挺实际，我那个是女儿，出去的时候刚刚到十七岁，性的教育这一课非上不可，两口子商量半天，怎么上，这种事应该是妈妈的事，最后传给我了，说我道道比较多，让我设计一个场合，女儿有一种新鲜感，你越觉得神秘的事，她越想知道。我就想起一次在瑞典参观中学，跟中学生一块看生理卫生课，放的那些片子，不都是扫黄的那些片子吗？我看旁边的那些孩子一个个青春年少，眼睛里一点没有邪念，睁着大眼睛议论，当然他的话我也听不懂。后来我说还是争取通过录像的方式，选一点能看的东西，还比较优美的。先审查光怎么样，人怎么样，姿势怎么样，各方面还不错的。
完了以后，不能给她呀，然后假装晚上我们偷偷摸摸看，看完了以后，门半开半掩，还让她知道我们在看什么东西，然后还得让她知道我这东西藏在哪儿，回来之后看看这个记号动了没有，——动了！
主持人：为了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知识。这是比较苦恼的问题，是不是你们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马未都：我们家是男孩子，相对好一点。我觉得我们都低估了孩子，现在在座的孩子对性知识的了解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我有时候跟他羞羞答答说两句，他就说你甭说了，那些东西我早知道了。现在思想都开放了，电视、戏剧里都有。我记得儿子在小学四五年计的时候，电视里一有接吻等等，我老婆老打岔。现在电视都是宫导他们拍的电视剧，你确实没有办法，就放开了，他获取知识的途径非常多，最简单就是同学之间，我想在座的这些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学校里也有正规的教育，还有男女分班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不必过多的忧虑，比我们强，我们那会儿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主持人：一个你觉得你孩子比你知道的多，第二他是男孩，不必操心太多。
马未都：对女孩确实有一个障碍问题，特别是对父亲来说。
刘星：好在我那个孩子上的是女校，中学到高中都是女校。
主持人：把你们各种担忧都表达了一下，总的来说，父亲母亲把孩子送出去，是希望孩子成才，多学点知识。我想问一下各位父母，究竟什么样是合格的人才？
宫小东：我没什么标准，叫随遇而安吧，时事造英雄，他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我跟他交谈过，当他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之后，说了一个很简单的词，叫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碰到了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决定怎么样适应，我不能用我自己成功的标准区要求他，我也不可能用爷爷奶奶的那种成功的标准来衡量他。他将来有他自己衡量的标准，也有他自己眼中偷窥我们，衡量我们的标准，我不能把这个标准硬性地告诉他，没有那个必要。我想建立一种只要精神上他觉得他离开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他离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对他将来的成功或者自己认为的人才标准有用，那就谢谢了。
主持人：多少感觉到你的话里有点无奈。
宫小东：就是最后那句话，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知道。
刘星：我对孩子最低标准，就是自食其力，起码最后得养活自己。更高一点，就是对社会有用。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据他的判断标准，首先他要正视自己，对这一代的孩子有没有希望也好，希望有多大也好，这是一个泛泛的问题，但是作为家长来讲，对孩子要有最低的标准。比方说孩子想独立，一定要让他独处。还有一点，要对社会有用，我们也不是什么大才大德的人，也不是什么栋梁，但是确确实实不能为社会培养出渣滓，这是每个父母的要求，但是这样的标准也不是轻易做得到的。至于他成才，对社会有用的更高一点就是成才了，可能下的工夫就更大一点，同时对他个人的机遇，作为父母有时候也把握不了，但是有一点，他在小时候的成长，他的世界观没有形成的这一段的成长，任何走偏差的东西，我们作为家长也好，对社会也好，老师也好，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尽管孩子出去了，我还是没有放松对他的教育。
这个教育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技术的教育。
主持人：让孩子学一点技术还是语言就可以了，还是希望在这之上下一点工夫？
刘星：我认为光有几门技术，学几门外语的不一定是人才，社会上还有科技犯罪分子。首先不能忘本，我不敢说爱国，但是起码对这个民族要有正确的认识，起码对这个民族曾经被那个民族凌辱要有认识，为什么对你上一期节目感兴趣，原因就在这里。这期节目说有子在外，并不是放手不管了。
主持人：你们说的到国外受教育，是不是真的拱手让出了，真正让孩子们成为鸟，自由飞翔，还是成为你们手中的风筝，随时牵动，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教育？
刘星：我想人的知识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做人的，一个是所谓人才两个字，光是人或者光是才，是人和才结合起来才能象鸟儿一样飞翔。
主持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孩子说？
刘星：首先，我们两个人约定，每个星期六通一次电话，这个电话大概打四十分钟，他有一些课堂上的问题，做人的问题，还要点拨。最有意思的在哪儿呢？我是写东西的，他走的那年，我刚刚搞一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片子。他去的地方刚好是这个地方。我常常告诉他一条，历史观和教科书是两个概念，你必须按照教科书答，不按照他的教科书答一分都没有，但是历史观的形成是国内的，是真正的历史观，不是篡改的教科书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原则的，比如他问我，说芦沟桥究竟谁打的第一枪，我说是他们啊。他就是打第二枪第三枪都是他的错，他为什么到芦沟桥打呢？他说这样解释就对了。他说我怎么回答，我说按照教科书回答，我告诉他，世界观、历史管和他的教科书是两个概念，因为毕竟是读了中学走的，很多东西他是知道的，但是他那里是铺天盖地都是这种东西，而且军国主义的复活、思潮不仅仅是一点点，而是很大的一群。还有，和你平时相处的人你还是要另外看待，不能看着哪个都是帝国主义，哪个都是日本鬼子，不是这样的。当别人问他去日本干吗，日本人多坏，他就告诉他，你不了解我们这一茬孩子。这说明他有正确的认识了，如果不是这样回答，他说这些人真是很坏，或者说很好，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没有了解我们这一茬人的孩子。
鲁敬彩：我对我的儿子就是两点要求，首先要有非常好的人品，第二个就是自立。他走了之后，我觉得，好象现在的孩子不可能靠父母的牵动，在家里的时候，也就因为我们非常想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比如想让他上大学什么的，所以没完没了的说得太多了，孩子也有逆反心理。毕竟我们这个年龄跟他们这个年龄的想法很多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很多想法是对的，虽然我是当老师的，又是当父母的，我感觉到我对他的教育有很多地方也不是按照孩子们的心理特点和这个社会的特点进行的，所以适得其反。
这次孩子走了之后，我有一个重新当老师，重新做父母想法，不能靠线牵着，没完没了的那些唠叨，甚至强制，甚至打骂，当然走远了就够不着了。现在家长好象普遍都是这样的。这次更多的是理解他们，多鼓励他们。
宫小东：她有时候给我打电话，不知道自己怎么抉择的时候，我说你要面临选择的时候，去了第一个月，她的监护人，我刚才说的那个凯瑟琳，发电传来，说宫羽失踪了，没人，假装自己感冒，请了两天假，偷着跑到伦敦，当时他在曼彻斯特，自己弄了一个签证，跑法国去了，没上学，逃学了。当时我正在安徽出外景，她妈就急得不行了，孩子没了。说如果再过一个星期，你孩子再没有消息的话，我这个监护人就不能负责任了。
我心想没事，她肯定会跟我联系的，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电话就响了，老爸，我现在在巴黎呢。我说怎么上巴黎去了？她说我都到了英国了，不能不让我看看罗浮宫吧？我说学校怎么办？她说我能摆平。我说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她说我老妈那儿你得摆平。我说这孩子说得挺干脆，面临的就是两个事，一个是摆平学校，不要有影响，觉得这个学生挺不好管理。再有一个事，是惦念着睡不着觉的妈，在国外，这种电话打过很多。
跟人打架，一个男生欺负她，她就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打他。我说你知道兔子吗？都说狼厉害，狮子厉害，我说兔子最厉害，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妈养活了很多兔子，吃不上饭的时候，就杀兔子，兔子就疵牙，我说兔子疵牙的时候也很厉害的。她说我疵牙吗？我说你可以是是。她打电话给我，我疵了一回牙。我回头给了一铅笔刀，毕竟是个男的，连拳到脚就上来了，第三次电话就哭了，爸，你看我的腿都伤了。我说还得想辙，我说有没有哥们没有？他说什么哥们，我说东北的，长江以北的，以南的别找。找了八个哥们。我说到了那儿，得聚众，得用英国的法律，你这么一个小女孩，警察会帮你的。过了两天，电话响了，警察给我们送回来的，怎么了？警察把那哥们叫过来了，你必须向她赔礼道歉，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就管你。
主持人：你这是告诉她一种什么样的做人方法？
宫小东：随遇而安哪。
在英国，一个男的欺负她，找警察，英国警察呀，然后她就赢了。
主持人：听说她回来你把孩子带到北大荒去了，什么目的？
宫小东：我要求她每年回来一次，前两次回来地她看了西北，穷的地方，第二次去了上海，看中国明天的希望，这次还了一个愿，我们几个下乡的一块，都约好了三个孩子，有哈佛的，有美国的，我们一块去了趟北大荒，我吹过牛啊，在那儿摔过狼，也见过熊，总得找找那个地方，看看。说割豆子的时候，腰弯不下去了，就跪着割。是那么苦吗？带她去看看。我们几个人是，他们听，他们也评价，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块地可以相信。摔狼的事，怎么也不相信。
主持人：摔狼的事是吹牛吗？
宫小东：是真事。我们下乡的时候，收麦子，然后晒麦子，我们得轮流值班，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点一把火麦子全烧光了。
一个知青，后面有人拍他肩膀，哥们别闹，发现这不是人手，狼爪子，两个前爪搭他肩膀上，他一回头好锁喉啊。他两个手指就迅速把狼两只手拿着，往前一个大背，摔地上了，不敢停，就一直这样摔。摔到什么时候呢？曙色微微，我们接班去了，老远一看，麦台是鼓的，下雨得往下流，底下一个雕塑台似的，把雕塑给抬起来了，老远还摔呢。我们过去一看，自己摔地上了，一看狼摔得只剩下皮了，都散了。他们都不信，我告诉他们这个狼在哪儿。我们当时是三个人，都是假装有点作为的三个人，农场也有电视台，也有女主持人，也报道了我们回来，一报道回来，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拍下来了。拍下来以后，就在电视台放了。说摔狼那个哥们是上海知青，叫武军，他找我们一个礼拜也回去探亲去了，赶快打电话说，宫小东，我来了，我给你作证。赶快用车给接到饭桌上。他就说了一通，我女儿就听着。他说你看，这就是当年的伤疤。
回头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回头跟哈佛毕业的那个说，我爸还不是吹牛啊。这个话让我听见了，我觉得北大荒那一趟还没有白回去。就提了几个问题，当年收麦子的地方能让我们看看吗？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麦子了，都改水稻了，找了唯一的两万多亩的麦田去看，当年你说的偷吃豆饼，他是偷吃芝麻酱，我饿了偷吃马料，豆饼，看了那个偷吃豆饼的地方，也照了相。
主持人：你不仅仅是带着她一个，还带了同事的两个孩子，为什么？
宫小东：有一个孩子是哈佛的高材生，让他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哈佛有一个传统，哈佛毕业的高材生，由哈佛历届的人来选，只能选四个人，送到英国剑桥去游学一年，不给题目，不给老师，什么都不给，就这一年，给你创造所有的机会，让你在一年里自己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孩子学得很好，我让我那个孩子看看，你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全奖，中国科学院出去的。让他们之间交流，让她自己觉得自己的差距在哪儿。
再有一个，毕竟眼睛是黑的，是中国人啊。
她回来以后，有一次跟我去一个部队，部队一接待和那就不一样了，大的会议室，很正规，摆满水果，小战士跑来跑去，还有首长向她汇报这两年的工作，会议室里会摆一些和部队会议室一致的陈设。最后她忽然说，叔叔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别人就互相交流，她想要什么东西啊。你能给我一样东西吗？我也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最后她说，你能把这面国旗送我吗？这么大，这么新，这么好。我说你要国旗干什么？他说英国人搞PATY的时候，把英国国旗挂门口，我搞的时候也要把这面国旗挂门口。
刘星：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我有意识地提醒他这个事情，比如说亲情方面，我不让他忘了亲情，常常给我打了电话以后，我就说，先给爷爷打个电话，再给姥爷打个电话，有时候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时候从北京出发，一直到黑龙江，到福建，先看爷爷奶奶，再看姥姥姥爷。有一次我给我妈妈扫墓，他感冒发烧，大概是三十八九度，我说你别去了，他说了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爸爸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了。我觉得有意识地要提醒他这些亲情的东西，尤其是到外面的孩子。包括有时候他的生日你想到了，你要自觉地做一些事情，比如他的生日，他哪一天出水痘的，你都告诉他，小的时候第一次笑什么的，他挺爱听的，你经常向他传达这种东西，而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的话，他在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接受你其他的思想。
有一次我过生日的第二天给我打电话，他说对不起爸爸，我想了一年你的生日，结果昨天就给忘了，今天才想起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主要看你给予孩子的是什么。
主持人：苏先生，你刚才已经说了孩子有今天是你教育的结果，孩子出去以后，你是不是还会继续教育孩子，这是一个惯性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苏培喜：我一直在跟他讲，你出去了，一定要立志，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做事学习都要特别重视方式方法。
主持人：对他哪方面的教育特别在意？因为教育有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学知识的，有做人的，有保护身体的，哪方面更重视一些？
苏培喜：一个是他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而且要学会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
主持人：这是2000年10月28日发的邮件，你好，你还记得去新加坡前我在烤鸭店对你说的话吗？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环境，那里新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对你们来讲一定感到不适应和不习惯，但是新的环境不会因为你去了而适应你们、迎合你们，反而你们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方法、方式，我说的这些很重要，不管将来到了哪里，是上学还是工作都存在这个问题，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请你记住，你只有适应环境，环境绝不会适应你。你还特别提到他在英华中学和实验学校上学的情况。
苏培喜：他在小学和初中学习都是层次都是很上面的，到了英华中学，讲课都是用英语讲的，他的英语基础不是很好，整体的功课下了一个台阶，很有紧迫感，再一个压力特别大，我主要让他回忆一下当时在北京学习的情况，是怎么学习的，用什么方式方法，是套也好，摸索也好，在新加坡要尽快赶上去。
主持人：为什么在你的信中提到丝瓜呢？
苏培喜：让他放松放松，随便的一种生活的气息。
主持人：就是把你在家里的一切生活状态告诉他。
苏培喜：他走了以后，我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特别爱国和爱家了，懂得珍惜家庭了。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宫小东还是刘星，你们都在说，但是我们都知道身教胜于言教，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怎么能让他们听你们的？
宫小东：指什么呀？
主持人：比如说适应环境，你是怎么适应困难的？
苏培喜：我跟他讲，我是经常出差的，肯定也有很多地方不顺，比如说到欧洲去……
主持人：你们对这种生活是比较在意的还是比较自然的？
苏培喜：我是比较自然的。
宫小东：我是比较在意的。
刘星：我觉得孩子出去第一个应该爱国，爱国主义教育是这个家庭里第一位的教育，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爱国教育还是更具体一些，有时候爱国是体现在爱家乡，在一个小学，爱小学的老师或者同学，我常常跟他回忆小时候的事情，也是实际上让他恋恋家乡，恋恋北京，恋恋长安街，如果把这些全忘掉了，空泛地谈爱国也是做不到。我说你还记得西单十字路口西北角原来是什么地方。他说好象是卖首饰的，我说是一个金店。
比方说走过三环那个地方，我说你还记得过去这条街是什么情况吗？他说中间是一条沟，两边都是大杨树，要爬过一条沟才能过到那边去。实际上要让他记住那些地方，才能谈到爱国。身教胜于言教，在走之前，很多地方他已经感觉到了，比方说你的生活并不邋遢，你的孩子感觉也差不多，如果你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不是每天都打麻将或者无聊，孩子也不会这样。或者满口脏话等等，这些东西已经给他教育了，其他的就要给他一种关怀。
主持人：我知道刁女士对孩子的爱，倾注了她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办法、财力，我听说您给她们打通过三次电话。
刁女士：我对孩子的安排，由于我一生事业的苦拉辛酸，在众人的眼里是所谓的女强人，但是女强人的背后跟着的都是辛酸和眼泪，所以我让我的孩子不要做女强人，我让她们在国外一定自食其力，学好了体现人的自身价值，做一份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足以了，不想让她们象我这样拼命。我为什么做这一点呢？我想走捷径，给她们找朋友，挑的条件都是相当棒的，我接触的层次都是博士一级的了，我想她们接触的都是同学，没有这个档次，我想尽量满足在这儿，给她们介绍好，想让她们出去，自己好好学习，然后通往金字塔的路，铺好了金子，资金带足了，朋友找好了，家庭给你安顿好，我想她们在国外的担心，社会的乱，因为有个朋友跟着，我总是要放心了。我是这么安排的。
一般走的时候我怎么安排就怎么是，我就沉浸在幸福之中了。但是出去以后，这个风筝线就断了，就不听了，我安排的什么事情都不执行了，这样我们就断交，我就让她选择，你是听我的话，还是我断绝你们的经济来源，就选一下。最后她们都选择断绝经济来源，不听话。
我说不听话，这个妈妈就死了，从今以后问你们，就说没有妈，妈不在了。我说这样也行吗？她们说这样也行，我们要自由。这样我们就断绝通信，一断就几个月。过一段时间想，拿起电话再打，双方词语都少，我继续要谈我的问题，她们就回避。回避了再断。
又过了几个月，现在反反复复都是这样的状态，谁都不听谁的，但是她们学习都比较好，他们念得都比较好。在国内的好多学生，或者是外语不过关什么的，她们都在帮。现在放假还在打工，这都不跟我说，都是跟姑父他们谈，反馈到我这儿我才知道。我吓唬她们，妈现在再也上不了班了，住院了，我是想让她们自食其力，她们也不太害怕。
主持人：刁女士说得比较收敛，每个父母孩子出去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育孩子，关心孩子，刁女士不但要给孩子找一个好的学校，受的教育比自己高，然后还要替孩子把未来找好，找了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是哪里的？
刁女士：那就不细说了吧。对象的条件都是相当棒的，在国内都是清华北大的佼佼者，都是进了美国最大的公司里面，搞软件研究的，都是最上层的级别，一般的年薪，都在美国富人区买的洋房别墅，靠自己的能力，年薪都在一百四五十万，都是博士后。条件是相当棒的，当然年龄段比我的孩子要大个十来岁。
这是根据我这一生的经验，我觉得好象男孩应该大一点好，大一点的不打架，而且男孩能保护女孩当贤妻良母，关系处理得好，当个小鸟儿，在丈夫的呵护下，我觉得生活蛮幸福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我给她们这样的安排。
但是根据时间的推移，我想到了二十四、二十五，我想她们会听的，她们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年龄的还是不行，我还是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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