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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若琴弦

http://www.sina.com.cn 2001/12/10 14:51  新浪教育

  ·作为一种爱好和修养,可以培养,但不一定非要做专业不可。

  ·一直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晚上除了霓虹灯还是霓虹灯,连月亮是否存在都变得可疑,如何体验到月光的纯洁、宁谧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丰富的联想呢?

  ·他们就像一个小囚犯,被家长用无情的链与钢琴锁在一起了。

  ·只有愉快教学法,才是让学生学得最快的。

  ·因为有的小孩学琴,并不是自己想学,而是父母逼着他学。那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

  ·音乐界有一句老话:学音乐的孩子没童年。

  受访人:杨继(王非)(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钢琴专业教授、江苏省青少年钢琴考级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采访人:陈舰平

  时间:2001年4月20日下午三点至四点半。

  地址:江苏省作家协会宿舍区碧槐园

  采访手记

  我到过黄东成先生与杨继(王非)教授这对夫妇的家里若干次,大多数都能听到杨教授弹琴的琴声。一些钢琴小品,肖邦的,李斯特的,巴赫的作品,偶尔弹莫扎特、贝多芬与柴科夫斯基的。只有一次听到弹大的曲子,德彪西的《大海》。由于当过水兵,我对大海的旋律更感亲切。钢琴演奏虽然表现交响曲有所不足,但那由黑白键构成的浪涛声总一次次喧哗过我的内心。音乐社会学把我这种对于某种旋律的易于认同感称为:心理与情绪节奏。杨教授是上海人,上海口音使女性知识分子与钢琴教授的声音给音乐化了,是很耐听且悦耳的。由于我与黄东成先生在写诗上的师长关系,我平时称杨教授为“师母”。这篇采访为了采访体例需要,以大家都叫的“杨老师”作为称呼,特此说明。

  陈:杨老师,您执教钢琴已多少年了?

  杨:多少年?五十年代就到南京来当老师了。

  陈:您的教龄比我的年纪还大。一直和音乐与年轻人在一起,一个人的生命感觉就会富有青春活力。

  杨:这倒是的,我经历的时代所有年轻人喜欢唱的歌,我都熟悉。像四十年代,那时我学琴,奏过《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黄河大合唱》,五十年代有一段时间苏联歌曲非常流行。像《红梅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以及《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陈:还有《喀秋莎》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华沙曲》。

  杨(惊讶):小陈,你这年纪,不应记得五十年代的事。

  陈:我五十年代还没出生呢。这些歌在七十年代也曾流行过,逢到纪念十月革命时电台要有所介绍。还有在知青中流传。我当时比较喜欢音乐,曾抄过一些苏联歌曲与俄罗斯歌曲。读《青年近卫军》、《海鸥》等苏联小说,又曾接触过一些歌词。很优美的俄罗斯式的抒情。

  杨:六十年代是《洪湖赤卫队》、革命京剧。

  陈:《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旋律,确实不错。

  杨:再后来,就是七十年代了,电影《卖花姑娘》、《闪闪的红星》插曲,《我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唱太行山》,还有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小花》与《知音》插曲,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以及《太阳岛上》等。

  陈:您说起这些,就像在说我们的成长史。七十年代后,我们就是唱着那一首首歌长大的。

  杨:这些通俗歌曲与声乐作品,大家一般都熟悉。其实我的专业是钢琴,比起这些通俗的声乐作品,我更熟悉的是古典钢琴音乐。九十年代克莱德·曼的钢琴小品是普及了一次通俗钢琴,他处理的《致爱丽丝》等,演奏时已带有通俗性的风格。作为钢琴老师,经典作品的示范性演奏与技巧介绍,世界各流派演奏技法介绍及分析,是最主要的工作。而对于接的新生,克服他们上学前自学弹琴的习气,帮助他们正确地掌握演奏技法,理解作品。

  陈:杨老师,你在教学过程中,还有你担任省钢琴考级的评委,经常指导学生考级和参与学生考级评审,你认为学琴的孩子最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杨:不喜欢与不理解音乐。

  陈:这怎么可能?一个学钢琴的孩子可能因年龄关系不理解音乐,但怎会不喜欢音乐呢?

  杨:这涉及他们的家庭。因为有的小孩学琴,并不是自己想学,而是父母逼着他学。那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家长叫你学琴,你还能不学?

  陈:据说,音乐界有一句老话:学音乐的孩子没童年。

  杨:有这话。这有两重理解。一重理解是学音乐的孩子要有牺牲精神,要勤奋刻苦,得有恒心、毅力与韧劲。这样他得牺牲许多玩耍时间。第二重理解是被逼学音乐,搞得儿童的天性都被扼杀了。使孩子应有的童年的快乐都没有了。

  陈:我看到前天(4月18日)的《北京晚报》报道,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所在的《鲍家街43号一片临阵磨刀声》。因为这天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附小考试的日子。学生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还在练琴,对此你怎么看?

  杨:这种临时磨刀可能实际效果不大。

  陈:那报道还说,为了让孩子考好,许多家长放弃工作或是请假,陪同考生提前一两个月,甚至一年在北京租房子、住宾馆备考。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有个京广招待所,里面住的都是考生,最长的已经住了有四五个月了。有些在广州的每周一次坐飞机来北京听课。像这样花上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备考,这有必要吗?还有这样做,家长是在为了孩子正常成长与成才吗?

  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包括它办的附小,是我国唯一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音乐专业学校,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因为附中的学生90%以上能够考上音乐学院。20%至30%的比例的毕业生有机会直接到国外深造。考上附中、附小,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音乐学院的大门。因此每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附小招生,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考生,竞争十分激烈。这报道我也看了,今年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的录取比例为1∶5,相当于高考,难怪学生家长要不惜拚血本了。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讲,能进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这意味着他常可得到名师的讲解、示范、指点,对于他提高演奏水平与演唱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音乐包含了两方面的因素,一种是心理、情感与思想方面的因素,是从内心、从知识与文化品位上来讲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对音乐的理解;另一种是从物理意义上讲的,声音是音乐的物理属性,具有音域、音色、音质、音频、振幅等讲究,你用音叉试音,校音,是这个音就是这个音,它又有一种科学属性。那么演奏琴时从什么部位、什么角度、用多大力量、起落多少时间、延长多少时间等具体演奏作品时,这些就要求一种科学的、精确的规范,它是对无数次经验的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就是技巧,是技术与窍门、诀窍。它要求恰到好处的巧、妙,不能用笨力气。要达到这巧、妙,若多一分力、少一分力、多延长一会儿、少延长一会儿都不行。那么这种巧妙从何而来呢?就是从名家的演奏经验来。所谓熟能生巧。因此,聆听名家演奏,求得名家指点,对提高水平是不一样的。这就有一个起点问题。师从名家,起点就来得高,少走弯路,进步神速。这不是有句话吗?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老师,当然要拜高明的明师与出名的名师。虽然有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之辈,就像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但大多数名师还是名至实归的。因为音乐和画画一样,你演奏好坏,你教的水平如何,大家能感觉得出,虽不说都具有音乐专业水平,一耳就听出在哪一段哪一句出了问题,是拉错弹错了还是拉漏弹漏了,或者是快了还是慢了,但好不好,总能有所区分与感觉的。就跟画画得好不好看、像不像一个道理。好画是不是也这样,至少是好看,不会叫人怎么看怎么别扭。至于线条的流畅与顿涩,圆融与方刚、锐气与冲击力,就像音乐的明畅与厚实,凝重与轻盈,华彩段的辉煌与技巧运用的准确到位,到音位。音乐是讲位置的。要有音位感,有节奏感。——我讲这些,可能比较专业,你能听懂这意思吗?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成为职业音乐人,当演奏家也好,演唱家也好,或者搞指挥、作曲、配器也好,没有具有很高专业水平的人的指导,那水平肯定是上不去的。音乐没有绝对的无师自通的天才。即使音乐天赋好的学生,也还要有好老师。要有名师。名师才能出高徒。但这是从培养职业音乐家的角度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样做有必要吗?这就要从两方面来讲了。一个角度是从家长这头来讲的。他认为有必要。这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孩子是学音乐的材料,好鼓也得用重槌。要想让有音乐天赋的、喜欢音乐的、想当音乐家的孩子实现音乐家之梦,这样做很有必要啊。另一个角度是从学生这头来说的。如果孩子天赋好、喜欢音乐想当音乐家,家庭条件许可,那这样做也有必要。但如果孩子缺乏音乐天赋或者虽有音乐天赋但他不喜欢音乐,或者他虽喜欢音乐但不喜欢当音乐家而有其他志向或更能发挥他才能的领域,或者他喜欢音乐也想当音乐家但家庭经济条件不许可。

  陈(插话):就像有一篇俄罗斯小说叫《音乐家扬卡》(有的译成杨柯或扬柯)吧,说一个爱好音乐的穷少年做不成音乐家的故事。

  杨:那这样做有无必要就要打一个疑问号了。比如爱因斯坦拉一手好小提琴,那他是当音乐家呢,做德国爱乐乐团或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还是做伟大的物理学家呢?当然是作伟大的物理学家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也更能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了。这是关于孩子虽然有音乐天赋,喜欢音乐但不喜欢当音乐家而有其他志向的一类的答案。还有就是像杨柯这样的,他没法做音乐家,社会与家庭生活条件不许可,那怎么办呢?因为喜欢音乐有一定天赋和想当音乐家是一回事,能否当成,并非百分百,一个普通家庭如果因此为了小孩负上巨额债务,那是否明智,也要打上疑问号了。而且这样一来,把孩子逼得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孩子的压力太大,那就不是在培养孩子成才了,而是在以孩子为工具进行孩子的命运与全家的命运赌博了。这从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人性的。喜欢音乐本是好事,这样的结果,则很可能变成悲剧的。排除了这两种情况,还余下的情况是孩子没有音乐天赋与孩子虽有音乐天赋但不喜欢音乐的,你硬要他学,都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一门艺术与科学一样,都有一个科学性在。音乐的天赋,在整个人类中占的比例就算是万分之一,那像中国这样的国家13亿人口,也至少有13万人有这样的天赋,那是不是这样的人都成为音乐家呢?显然不可能。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他本人喜欢不喜欢这个因素。比如嗓音条件好适合搞声乐,手指修长、指关节有力,手指动作灵巧适合弹琴,嘴大与舌头灵巧的人可学口琴。

  陈:像全国著名的上海的口琴演奏家、口琴演奏老前辈石人望先生,他嘴不够大,做了口形矫正手术,才适合吹八度和音,是否就属天赋差一点?

  杨:像石先生这样应算是天赋条件不足的,从天赋条件讲,嘴大与舌头灵巧是吹口琴的天赋之一,还包括中气要足,如果你有哮喘病,气儿不足,就不宜当口琴演奏家了。但天赋好是不是都当音乐家?显然不可能。这有一个社会分工的比例问题,还有一个本人爱不爱音乐、想当不想当音乐家的问题。有的人天赋条件好,但他就不喜欢音乐,你怎么办呢?那手指巧的,手指修长的,在上海,就有人专做小偷,在公共车上做“三只手”当“钳工”。你有啥办法?还有的人他就是没有音乐细胞,你培养也培养不出,就像成语说的,对牛弹琴。你认为高雅的,好听的,他听了不耐烦,听了要睡觉。你又能怎么办?音乐爱好固然可以培养,但如果他天性对音乐反映迟钝,感悟能力差,那也搞不成音乐。对于这种情况,硬让孩子学音乐向职业音乐家发展,就没必要了。作为一种爱好和修养,可以培养,但不一定非要做专业不可。如果世界上所有学音乐、爱好音乐的,都成音乐家,那世上音乐家也就太多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有的父母这样做,他的出发点已不是为了孩子正常成长与成才了,而是为了其他因素了。

  陈:这其他因素是指什么呢?

  杨:有一种情况是父母双双爱好音乐或一方有爱好音乐的,把自己的音乐家之梦,借他们的孩子做下去,做成功。因此,为了这个目标,不管孩子喜欢音乐还是不喜欢,天赋条件如何,有没有想当音乐家的理想,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够得上,这孩子就算献给他父母的音乐家之梦了。在这里,是谈不上多少孩子的主体意识的。大都是父母两个在枕头上一合计,就这么着,让孩子学琴,这就买琴请老师学上了。另一种情况是父母本身并不爱好音乐,但看到别人家孩子在学琴,有个攀比心,他家孩子学琴了,我家孩子不比他家小孩笨,还比人家长得好看,两家经济条件也差不多,为什么我孩子不学呢?就为了这一点攀比心,把小孩子当作与他家小孩子比聪明比出息的道具,就像斗鸡斗蟋蟀一样地让小孩子之间斗上了。第三种情况是父母看到一个明星出场费多少,一个音乐家演艺圈艺人多来钱,他眼红了,就想把当音乐家演艺人员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能当钢琴家最好,当不了,也是一种艺术修养,对培养演员素质有帮助,或者可以因此挤进艺术圈演艺界。他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让孩子学琴的。第四种情况是那些家境好的,他要附庸风雅,希望子女能改变父母的暴发户形象,变成具有高雅气质的人,于是学琴。相应来说,这种人家的孩子学琴,压力小一些,因为他父母并没抱让孩子干专业音乐家的打算,只是希望借此抬高一下自己与子女的身份。这种希望借音乐提高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的想法,还是具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尽管这里也夹杂了做父母的部分私心。

  陈:这是说的孩子不喜欢音乐的部分根由。那么孩子不理解音乐,问题又出在哪呢?

  杨:孩子不理解音乐,有的是因为他的年纪小,情感世界还没完整形成,对各种情感体验不够丰富造成的。有的是对音乐背景、对音乐家身世、性格与艺术个性缺乏了解造成的。还有的综合文化修养不够,对文学、宗教、历史、姐妹艺术、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及政治、民族文化习性与风土人情等缺乏应有的了解造成的。

  陈:学音乐还跟政治有关啊?

  杨:怎么无关呢?因为有许多交响诗、交响曲、歌剧套曲等,是根据文学作品为素材改编创作的。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如王尔德的作品,如席勒的作品与歌德的作品及小仲马等。像《强盗》,像《浮士德》,像《茶花女》与《快乐王子》等等。有的作曲家作曲,虽没取材于文学作品,但他也是有他的政治观与世界观的。如贝多芬创作的《英雄交响曲》,他原先是题辞“献给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即“拿破仑二世”的。因为他把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这老拿破仑的侄子,当成拿破仑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英雄来歌颂的,但后来得知路易·波拿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当起了皇帝,背叛了贝多芬内心服膺的民主共和原则,就把写在尚未完稿的作品前面的献词删去了。由此可见贝多芬是带着政治信仰进行创作的。贝多芬的这部作品带着他歌颂心目中领导革命的英雄的满腔热情来写的,具有许多变革,掀起重开天地的革命的暴风骤雨的雄伟气势,因此,作品洋溢着激情、豪迈之情和近乎神圣的崇拜之情。而你要了解贝多芬这种政治倾向的由来,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激情?作为一个德国人要崇拜、歌颂一个法国的政治领袖?你得读读法国革命史,你得知道伟大的贝多芬、伟大的歌德他们所代表的狂飙运动所含的政治意义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因此,你弹贝多芬就不能与弹莫扎特一样,也不能与保守的瓦格纳一样。用中国的分类,贝多芬代表的是左派,激进的革命派,瓦格纳是右派,是中庸的保皇派,莫扎特呢,则是纯艺术家,走第三条道路的非政治化的艺术家。革命派也用得着他的作品,保守党人也欢迎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技巧多于思想,形式大于内容的。

  陈:如此看来,光弹琴还不行,还得多方面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才能弹得好琴。

  杨:是这样。但好多家长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一遍遍地命令琴童们不下琴凳,弹琴弹琴,这种机械式的弹琴,效果并不好。只有文化修养深了,对情感体验得深,了解了作品的丰富内涵,才能弹得出作品的多层次来,不致那样干巴巴的,只有骨节,没有丰满的血肉。

  陈:加强文化修养,可以通过学习办到,那如何使小小的琴童理解感情呢?比如说爱情,总不能叫小孩子为了体验这种感情去早恋吧?

  杨(笑):当然不啦。这些可通过阅读文艺作品促进学生们的对情感的理解力。一个读过100部小说和没读过1本小说的学生,他们的情感体验程度,无论从深刻性还是丰富性来说,都有天壤之别。你跟读过100部小说的学生谈爱情的痛苦,相思的缠绵,他就可能会联想到“梁祝”的楼台相会、生死探墓、双双化蝶;他就可能会联想到“红楼”中的黛玉焚稿、宝玉哭灵、殉情出家;他就可能想到为夏绿蒂而痛苦自杀的少年维特,也可能想到茶花女香消玉殒于心中的爱情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情感体验的丰富性。还有对春天的感受,对月光的感觉,这些,除了读书之外,还得最好去悉心感受一下。一直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晚上除了霓虹灯还是霓虹灯,连月亮是否存在都变得可疑,如何体验到月光的纯洁、宁谧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丰富的联想呢?因此,最好还要出去旅游,去露营,体会一下春天的小溪的流淌声究竟是什么样的,那种“水银匝地,明月如霜”的天地间只有月光一色、万簌俱寂的境界究竟是怎样的?海滨仲夏夜的风究竟是怎样飘扬的,是轻曼还是劲烈的?这风是温暖的,还是清凉的?这些决定了作品演奏时对音乐色彩与情感度的把握。和这些相比,纠正一下学生弹琴的指法,踏板的力度与快慢,作品的节奏与触键的力度等技术性问题,都是小事了。而家长则本末倒置,只是看到这些细节,小问题,看不到影响子女学琴跃上一个更高层次的大问题。有些学生学琴,学得眼神怪怪的,有的忧郁,有的胆怯,有的迂呆,有的神经质,这为什么呢?就是与他们光练琴,一直关在琴房里有关。他们就像一个小囚犯,被家长用无情的的链与钢琴锁在一起了。这其实是一种病态。是家长在子女学琴中的误区。这样下去,怕琴还没学好,把孩子给学废了。这方面,家长应该向大翻译家傅雷学学,看看《傅雷家书》对学琴的儿子都说些什么?傅聪是我国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他的成长和傅雷的家教是分不开的。

  陈:杨老师,您这些讲得非常好,对学琴的学生家长一定有很大启迪作用的。最后,请您向子女学琴的、搞音乐的,再扩大些整个搞艺术的孩子的家长,说一句提醒的话吧。

  杨:不管你的孩子是学音乐还是学书法美术的,不要就事论事,要把眼光放开些,让孩子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体验,培养自己的健康人格和崇高理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技进乎道,在学音乐学艺术的同时,学会做一个优秀的人,完成对人的心灵的塑造。这样,即使专业搞不成,也不失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健康成长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有一定琴艺画艺的人,绝不会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学艺学“废”了的“废”人。

  陈:好,谢谢您接受采访。我代表那些学琴学棋学画学各种技艺的孩子们,感谢您。

  杨:这也用不上感谢。你不知,我每次参加钢琴考级评审,看到出场的琴童们的表情,尤其是那种缺乏自信的如上刑场的诚惶诚恐的琴童的表情,我心里也不好受。怎么把一件好端端的美事,学琴这种很愉快的事,弄得这样呢?我可以想像到那些琴童们这种表情背后发生的故事。在这种琴童背后,都站着一个意志坚定近乎残忍、严厉的管理琴童学琴的家长。我就想,我小时候学琴,真是幸运啊。想弹就弹,不想弹可以叫妈妈带着去坐黄包车去兜风。

  陈:恐怕那时也没钢琴考级之类“恐怖”的事。

  杨:是的。那时学琴很纯粹,只是为学会弹琴本身,并不带任何功利心。这样就学得轻松些。当然,练琴,学会掌握技巧是要花心血的,要肯吃苦的,那时一直弹琴,第一节手指指肚上也起过茧子。但心理上是轻松的啊。还有,只有愉快教学法,才是让学生学得最快的。如学生视为畏途,那肯定是学不好的。——这算是我刚才说的一点小小补充。

  陈:好,再次谢谢您,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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