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到这年头的家长比孩子愁吗？当我看到一张张为孩子上学愁变了形的脸，我一直在为自己的抉择庆幸。

　　·只要生命的自由不被剥夺，成才不足挂齿。“才”是个什么东东？

　　·记得我领着孩子走出校门，心里生出一股奇妙的快感：不就是为了混那一纸文凭吗？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也没有望子成龙的愿望。因为我不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我有过正常的愿望，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比我有学问有作为的人。

　　·我甚至不知道该教孩子比我好一点好还是比我坏一点好，多学一点好还是少学一点好。

　　·一个搞教育的学者，还是专门研究过问题儿童的，自己的孩子上学居然成问题了，显然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我老早就给儿子灌输一个生活公理：成人之后自食其力。成人按法律的界定应当是18周岁。在18岁之前，我有义务养育他。

　　受访人：周建湘(北京三辰影库超媒体工作室高级研究员、教育学硕士)

　　采访人：冯林

　　时间：2001年7月3日

　　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里千翔阁写字楼408室

　　采访手记周建湘是我的老朋友，但他和他儿子的事，我还是从一年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里知道的。很多人都为此吃惊，全国各地的报刊媒介甚至也纷纷声讨。对此，我却很能理解老周的行为，觉得这事只有老周能做出来，因为这就是他和他儿子的风格。老周，西北兰州人，号称“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他不但让自己的“狼”的野性长存，而且还要让他儿子保留下去，并且发扬光大。因此，当他儿子13岁上初一和学校教育发生严重冲突时，他们父子共同选择了退学，他们炒掉他儿子老师的鱿鱼，也炒了当今教育体制的鱿鱼。

　　冯：你们父子二人曾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做过连续三期的报道，许多观众感到疑惑不解：你的儿子当年在初中一年级退学，年龄应当在13岁左右，而你，是一个老牌教育硕士，又在高等院校工作……

　　周：你的意思是我有教唆嫌疑？哦……是有那么点，我不否认。但是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理智的，一点也不悲壮。而作为当事人的我儿子子轩，已到了知道后果的年龄，如真的不知道后果那一定是装糊涂。我们是在商量中作出的决定，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很平静，没有眼泪与悲伤，不长时间，事情就这样定了。我喜欢这种生活的调子。

　　冯：你可真够狠的呀！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下这样大的决心，这事情总有个起因吧？

　　周：起因有，但是构不成事件。如果说是事件，在我们家庭中也不能算是大事。但是家家户户都有同样的烦恼，对一个民族来说，就是大事了。没看到这年头的家长比孩子愁吗？当我看到一张张为孩子上学愁变了形的脸，我一直在为自己的抉择庆幸。我也会有麻烦，但不会没脾气，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一上中学，我常常被他的老师传唤到学校去接受我不该接受的教育，内容无非是孩子调皮，上课睡觉，不按时完成作业等等，下面就是向我布置作业加带保证没商量，无非是想让家长把孩子收拾一下，再往下就是带有通牒口气的话语。我感到难堪。我认为我是无辜的，我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不应当接受的骚扰。我很想报警，真这么想过。在处理事情上，我并不是护犊子的那种家长，子轩的臀部已经为老师的告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似乎是家长管教孩子的最后招数，总不能打牛千鞭吧。老师的最后通牒来了，我只好把老师的话转达给孩子。我跟他交代清楚了我将采取的行动。此后的日子提心吊胆地捱了不几天，老师又有请了。我还记得当时孩子在接受罚站(后来才知道被罚站过N次了)。“你说怎么办吧？”老师不耐烦的表情里还带有一点委屈，但手是背着的，我们谈了一阵互相找不到感觉，我说的是那种找不到感觉的感觉，你能意会吧？我终于说出了我憋了好久没说出来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她：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回头。

　　冯：你回去后没对你的举动后悔吗？孩子以后咋办你不犯愁吗？

　　周：从来没有，我的人生信条是敢做敢当，人生无悔。事情到了这步天地，反倒好办了。读了那么多年的书，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对人生，对教育总有自己的理解和看家的本事。只要生命的自由不被剥夺，成才不足挂齿。“才”是个什么东东？人才奴才驴才马才都是才，并不是我都想要的。事实上，我对孩子当时进入的发展轨道以及预定的前程早已经彻底地绝望了，记得我领着孩子走出校门，心里生出一股奇妙的快感：不就是为了混那一纸文凭吗？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冯：当时有没有考虑转学？

　　周：压根儿没考虑转学。因为子轩小学升初中考试成绩在全校排名第二，没有人不说这孩子聪明。为此我很想质问学校还想要什么样的生源！其实他就是调皮捣蛋，还赶不上我小时候坏，调皮也是由于老师讲的课没吸引力或是缺乏人格魅力使然，症状很典型。可是，这些话我没法说出口，因为人家中学是省里重点学校里的重点呀！子轩当时所在的教学班已经有70个人了，一个人头意味着几万块钱的收入，多少人花钱都进不来，你还想转学？天下的乌鸦大部分比这的还黑，往哪里转哪？单说那高价学费，你不贪污受贿，光靠工资能交得起吗？

　　冯：那子轩后来的去处呢？

　　周：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时他正在学打乒乓球，当地找不到好教练，练也是白练。恰好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武汉体院的滕守刚教练，他训练很有一套，栽培出不少少年国手，子轩当时很高兴，我二话没说就送他去试训了。记得当时我把他的机票，零花钱，行李准备好，他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靠它解决。没有人送，子轩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当天晚上，滕老师打来电话说，你的孩子我们收留了。孩子有了着落，我该想费用的事情了，嗨，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冯：他的乒乓球后来打得怎么样？

　　周：送他去打球的时候，他已经13周岁过了，这年头的乒乓竞技早已不是庄则栋时代，专业队的选手一般都是5～6岁开始摸拍子，10岁左右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按专业的看法，这时才开始正规训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竞技的颠峰。滕教练开始也向我表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一直持不同看法，为什么一定要5～6岁就上球台训练？我可以找出许多对此论点证伪的根据。通行的看法得以成立，是因为中国有足够挥霍的人才储备，有天赋的孩子有的是，不选张三选李四，都有实力问鼎。瓦尔德内尔如果在中国，无论如何也打不到这把年纪，中国竞技体育的早期训练更是粗放式的，人才与其说是练出来的不如说是泡出来的。真正的训练技术层面的改进余地还很大。滕教练带的是业余队，选材是专业队剩下的，可成绩毫不逊于专业同龄组，而且还有改进空间，这叫本事，我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可是，当时所有的亲朋好友一致反对我的决定。大家的意见不外乎两论：其一是结果论，打不进专业队怎么办？岂不是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其二是价值论，学什么不好偏偏要去学打球？运动员能有多大的出息。我是过程论者，只要是孩子爱好又尽力了，结果对个人来说一定是最好的。即使失败了也无可指责，孩子喜欢打球，有名师指教上手陪练，应当是一个难得的成长机会。关于价值论，我与流行看法更不能苟同，区别点在于学艺还是学技，是求道还是投机，貌似安全的做法是投奔热门行当，很像小股民跟风买股票，全民赶考，南下民工潮还有传销，都属于难民运动系列。其中有捞到一把的，但是多数是“吃屎赶不上一泡热的”。在我看来，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当运动员有什么不好？青春四射。颠峰体验，不懂不要乱发言。徐寅生、袁伟民还有刚刚来北京唱歌的卡雷拉斯都是运动员出身，他们当运动员的时候既不算是成功者也没想到当初与今天有何干系。运动就是运动，没有目的，我看着舒服我喜欢我这辈子没过完运动瘾赞助孩子继续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自陶其乐请勿打搅我好烦！

　　冯：你还是没说子轩打球的结果是否如你所愿。

　　周：子轩刚去的头一年长进很大，后来不想打了，原因很多，主要是自认为年龄大了没有信心，再说，竞技圈里不相信眼泪，实力是硬道理，板凳队员的心情总是压抑的。看到这个状况，我就让他回来了。事实上，他不要背上结果论的包袱，只需追求自己每一天的有效训练积累，打到专业水准是完全有可能的。哪怕被淘汰，也会有那种虽败犹荣的体验。起初，他拒绝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害怕我会追究他的失职，现在时光退后，他承认了自己当时在训练中投入得不够。

　　我并不想把他看成是一个逃兵，事实上，他在那段过程中，承受了许多一个孩子本不该承受的东西。他一直没在我的耳边提起过自己的遭遇，仅此一点，我都愿意高看他。体育学院里聚集了众多荷尔蒙过剩的半大小子，什么人都敢打。一个练跆拳道的大孩子老打他，他显然打不过，这样的事情天天有，校方是管不过来的，他居然拉扯了一帮人想寻报复，幸而被教练及时发现制止了。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冯：如果真打起来了，你该为当初的选择后悔吧？

　　周：不会，我以为这是成长的代价。我不希望孩子遭受伤害，也不希望去伤害别人，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连杨晨曲乐恒那样的大明星都要受到黑势力的骚扰，就别提孩子之间的游戏性较量了。一些麻烦事情在你的一生中是躲不过的，让孩子见点世面没什么不好，早通过游戏行为学会处理小麻烦，有助于以后避开大的挫折，别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生活中的偶然性甚至不安全因素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祸福相依，风险与机会并存。除非你龟缩在一个地方不出门，很安全，还能可着劲儿地自大，看家狗不就是这样？鲁迅特别诟病这类孽障，属文喊打，其实根本不用，它再凶恶，你放它出来试试，立马成了菜狗。我没有地方主义情结，我说不好任何一地的方言，我在全国东南西北许多地方居住过，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承认我是他们的同类，我是永远的外乡人。我也没有望子成龙的愿望。因为我不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我有过正常的愿望，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比我有学问有作为的人。去海南经历了一番遭遇之后我彻底地改变了初衷。我处处感到世间的荒诞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发现我什么都不是也不想是个什么玩艺儿，我也当过老师，大学中学都教过，然而我却再也找不到老师们那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更失去了好为人师的乐趣。我甚至不知道该教孩子比我好一点好还是比我坏一点好，多学一点好还是少学一点好。任何理性的思考，一旦带入现实，总是会遭遇埃舍尔版画中的那些荒诞的楼梯，无论怎么走，走着走着不是撞墙就是头冲下了。惟能清楚的是当老爸的要养家糊口。我愿意负起有限责任担负不起无限责任，实话说那时候我只想着他早日成为一条汉子。成才的路要靠他自己走，我只能为他提供教育机会。

　　冯：从你刚才的谈话中好像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你的某些生活遭遇改变了你对教育甚至对人生的看法，这些经历和看法与退学事件有关系吗？

　　周：当然会有，我是恢复高考后国内第一批教育硕士，当时可以选择的机会很多，比如公派留学，读博士学位，来海南我是冲着自由岛的说法来的。来海南后一直在当地的一所高校工作。实事求是地说，起初领导也想培养我，可是不久就发现这是一个油盐不进，不识抬举的家伙，随后什么好事也不找我了。再往后，好事来了我也不要了，比如，好心的上司开绿灯让我去参加评副教授，我也谢绝了。这些我都还想得通，孩子的事情让我想不通了。一个搞教育的学者，还是专门研究过问题儿童的，自己的孩子上学居然成问题了，显然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前面我说过了，孩子和老师又都有可以原谅的道理，那剩下的岂不是我有责任了？这让我想不通。我苦笑着向年迈的母亲诉苦：你们大字不识几个，从不过问孩子的学习，我们也好端端地成人了，轮到我们了，搞了半辈子的教育还自以为是，结果是自己的孩子上不起学。见鬼了！我自己的生存合理性遭到这样的嘲弄，要么忍气吞声装糊涂，心甘情愿地接受绑架，要么遵照马克思的教导，走你的路，让人们说去吧！呵呵。对我个人来说，自1987年去海南实际已踏上不归路。刚去海南时，到处可见博士硕士沿街摆摊做小生意，这边的高等院校里的领导们却煞有介事地规划着现代化教育的发展蓝图。凑不到蓝图跟前比划的人才在争抢挣8块钱一小时的讲课费的机会。买单的人多是急需一纸文凭等待提升处长的科级干部，半年甚至3个月速成一个大专！去年回海南，在大排挡里与已经当上教授的朋友喝啤酒，随便问了问时下讲课的行情，答曰：和小姐的坐台费差不多了。然后是那种笑。我怕伤教授的面子，一句更荤的话到了嘴边我又咽回去了：想当初还是处女的时候，你咋不把价开得高一点！1987年10万人才闯海南是中国改革开放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抛弃了一切，聚集在这个小岛上寻求自由。可是苦涩的海水很快就洗白了学子们刚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学来的一点浪漫，这里是有着千年流放配军贬官历史的蛮荒之地，这里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地方。这里的官位、人命都可以标价。找不到在编岗位的人为谋求生存只好以出售自己的方式寻求打工机会，海口东湖自发形成了人才交易的集散地。不远就是红灯区。大钞票在这里兑换成了小零钱。通过走私和土地房产租售获得的金钱可以在这里置换为配权——支配权和交配权。配军的命运如此轻而易举就改变了！上流的感觉找到啦！这一发现极大地满足了一些爱岛主义者的欲望和自尊。他们发明了一个可以在同类喝茶聊天时诱发淫笑的词汇——人才。应当说这是幽默，颜色暂不讨论。这个发明代表着当时本土文化的最高建树，因为它的确使许多心怀惊恐，自卑的本地人尤其是某些领导同志顿时感到高大起来。这不是文学，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是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先锋分子的共同遭遇，我们遭遇的难道下一代就能幸免？就算我们国内的人才不行出了国的总该行了吧，看过《北京人在纽约》吗？那个拉大提琴的主人公里外都不俗吧，连个媳妇都看不住，女儿又那样，爱心有余救非洲。人才，你是了又能怎样？这是我的困惑我的病。

　　冯：子轩不打球了干什么？没有考虑继续上学吗？

　　周：吃回头草我是压根儿不予考虑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母亲本来就反对孩子打球，这时的理由更充足了，而且她也找了她所认同的教育专家做了咨询和设计，我不能剥夺她的教育权，但是我不参与，免得以后扯不清。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我宁可希望自己的意见是错的。子轩在内地的一所学校读了一个学期的书，这时的他动乱能量更大了，不久就成了害群之马。学校害怕他影响坏了其他孩子，劝其走人，他母亲没招了，只好由我来收拾残局。

　　冯：你自己教孩子，那么多门课程，能行吗？

　　周：这要看你怎样理解课程，理解教育了。我们国家现行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欧洲十九世纪的教育正统和前苏联的凯洛夫体系——科学主义教育，它的外在形式是我们常说的“三中心”，即教师中心、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标准化训练，灌你考你没商量。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反了这个传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解释：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教育即过去经验的改造，以儿童为中心创立了活动课程论。中国上世纪的一个教育家陶行知师法杜威并躬亲实践了这一理论，我以为是成功的。人家虽然没有培养出来总统但是培养出了部长和科学家，你们哪个校长不服了可以站出来叫板嘛！胡批了人家五十年，我敢说批判者不是别有所图就是瞎起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反对派从上世纪初就惊呼美国教育培养了“垮掉的一代”，垮掉了多少代了？最后还好意思把自己的孩子往人家那儿送。什么人嘛！杜威的理论是博大精深的，在操作上又是简单的，从孩子的兴趣开始，把教育还原为学习，把学习还原为生活。我以为我家里面几书架子的文史哲经典总有他感兴趣的，我以为我的朋友圈子足够为他组成一个各科教学的顾问团，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他对象牙塔里的一切都是麻木的，他手里捧着书本，眼睛不时瞟向窗外，外面有昔日和他一起戏耍过的孩子和放学后从窗下路过的学生。他想回到他们当中去。这场景，就像一只刚捕来的笼中雀，你期待着它歌唱，它却禁食反抗。我猛然顿悟——认知离不开交往。在知识还没有与他的生存产生意义关联时，学习的动力及价值取向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是教授单独辅导，也是枉然。生命中总有一股无名的探究力量为自己开拓出路。子轩不久就发现了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网吧！严格的管教不结正果，倒发展出了他干特工的才能，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巧妙地运筹了上网的费用和时间。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成了网吧里的“腕儿”。他在玩一种叫MUD的网络游戏，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飞快滚动的字幕，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废寝忘食。肉体这时成了驱壳，他和在线的玩家已经幻化成虚拟世界里的角色，按游戏规则兑现着生活中得不到的光荣与梦想。有一次他居然玩了48小时没有下线！为阻止这种疯狂，我恩威兼施用尽了一切招数，甚至大打出手，……最后，还是挡不住网吧的诱惑。我失败了。家教失败了，儿子成家了，成了网络游戏玩家。成了电子海洛因的重度患者。

　　冯：既然已经到这个份上，你不是在宣告你的失败吗？你怎么证明你的教育理念是正确的呢？

　　周：我干嘛要去证明我的教育理念正确？你会下围棋吗？吴清源大师说：下围棋就是犯错误。你可以说我的棋臭，但你总不能因为我不是九段就不让我下，或者不承认我摆的黑白子就不是围棋。有人生如棋的说法，没下完的棋何以论胜负。你不能把一种行棋的趣向说成是败招。胜败乃兵家常事，有人就喜欢赢，所谓好输不如赖赢；有人喜欢求败，我是求败派。另外，还有评价标准和话语权力方面的问题，我说失败是未能如愿，不等于说输给了你主流教育。主流教育总把自己看成是正确的，很可笑，科学都不敢自我标榜为真理，你搞教育的咋就这么狂，什么人都敢教。滑稽的是现在大家都在骂教育又都往里面加塞儿，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想是歌舞升平时代的人们对教育的期待图安全胜于成就。大家挤在里面获得的安全感多于安全，就好像往自家围的空里面填子，我的理性告诉我那叫负目。我宁愿把棋下在外面。棋往宽处走，死也要死在外面，最痛苦的输棋是死在里面——后手死！哈哈……我要说的是，不上学并不等于他这一段的生活是真空的。他失去了不少，但也得到了许多。就拿子轩泡网吧来说，我不希望他玩到不能自制，但是你总不能说他一无所获，至少他比他的老师先进入网络数字化时代，至少他在BBS上“发表大作”比学校里的作文训练瞪着眼睛说瞎话要强。至少他有一个不够高明但能让我不会往最坏处想的理由：和他一起堕落的网友基本是高校的学生，而且大部分是清华北大的。电子海洛因没有海洛因那么可怕。

　　冯：打这以后你还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吗？

　　周：我老早就给儿子灌输一个生活公理：成人之后自食其力。成人按法律的界定应当是18周岁。在18岁之前，我有义务养育他。正因如此，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他该尽的义务，尽管我失败了，但我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我抱着一线希望，等着他游戏玩够了再说。想学了我会给他提供学习机会。高考就免了，那个游戏的内在价值不一定比MUD游戏大。因为我知道，单讲考试用到的那点知识，只要花工夫学，有一年的强化训练足够了，当年我们那一代人都是那么过来的，我们能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你怎么就不能把自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如果不能请给我一个理由。1999年初，有朋自远方来，诚邀我去北京的一家企业任职。我们父子二人来到北京，我为他找了老师，一个十多年前疯疯傻傻自称天才的棋友，今天已是成就非凡的量子物理学家。黑白世界没那么多世故，老友见面没二话，抓起子先拍上两盘，仿佛昨天的延续。辅导子轩是当年预定的，今天只是来履约。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曾为一个被所有的人认为弱智的考生辅导，一通强化训练当玩一样就把他送进了大学。这才是我想让孩子求拜的正宗。大师门下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可怕，人家一不要钱二不图报，需要的是单纯，儿童的单纯和无为求道的心向。子轩的问题出在聪明过了，他跟着老师学了一两个月，最后自己提出不想学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自认为不是块材料，真实的原因是六根未净。耐不住网络游戏和霓虹灯下哥们儿扎堆儿灌啤酒侃大山的诱惑。借着凑鸡毛攒起来的(掸子)胆子，他开始向我叫板了：18岁以前，你把该花的钱都给我，18岁以后，你再不用管我，以后的路我自己走。这是当父母的人最不想听的话，但我没有小处拿人的习性，钱照给，而且大大地给。同时我在思量，我保留的这一大嘴巴子该抽在哪里最合适，是原地抡呢，还是像掷铁饼一样加转一圈。

　　冯：媒体是怎么发现你们的？你认为他们的报道属实吗？

　　周：最先找我的是《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冯记者，我的一个朋友与她也是朋友，就这么认识了。冯记者的采访工作很下功夫，对我们父子二人进行了多次背对背的采访，长达30个小时，她的文字也很老道，最后在中青报上发表了一篇《这个游戏咱们不玩了》的文章，后来有许多媒体转载。不久，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的编导史维女士和李晓明先生找来了，下了大功夫，跟踪拍摄了两个多月，拍了近30个小时的录像，最后编了三期节目播出了。这些记者的精神令我敬重，他们都是抱着把自己好奇的案例搞明白的态度做事的，坦率地说，我的生活本身另类，一些经历如同谎言，比如说，现在给我平反送来教授职称我也不会要，给钱也不要，真的不要，离了你那一堆关系的总和我照样挣钱过日子，咋挣不告诉你，傻了吧？因为不好归类，采访的难度就大了，只有靠刨根问底，甚至不惜以辩论争执来理清事件的脉路。报道总的来说是属实的。但是采访者的视角和报道主题是教育，我的行为和想法却是生活遭遇。我的教育见解和教育策略是为了解决我的生存困惑和困境。即便是“老百姓的故事”也是干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我就这么干了，还在继续干，随便别人怎么说。记得史维在采访完分手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老周，说句够朋友的话，赶紧送你孩子去上学，否则这个孩子的前途就毁了！因为子轩向他们表达了想上学的愿望，记录片中也留下了这段镜头，我为之饱受谴责。

　　冯：你改变主意了吗？

　　周：在我们的舆论中，为了孩子的前途改变自己的初衷似乎可以得到道德的宽恕，一代英豪顾准也没过儿女情长这一关，别跟我争，在人格上顾准比不上日瓦格医生。人家日瓦格医生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正版的真爷们儿。让我改变一种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相当于让我接受变性手术。

　　冯：什么原则？有这样严重？

　　周：说话算数。我以为学会这一个常识比学会辩证法相对论更重要。人的嘴里说出的话，怎么可以出尔反尔。不是说好了不玩那个游戏了吗？现在又想玩，我想吐。

　　冯：那你不支持他上学，又不给他钱，他要生存哪有可能安心学习呀？你又怎么教育他呢？

　　周：话应当这样说，他一直在寅吃卯粮，把本该用来学习的条件和时光花光了。现在没吃的了跑来给我编故事听。你小子花花肠子有几根我都能数个门儿清，就别假打了好吗？既然已经成人，你去挣呀？你挣来钱爱怎么上学都成，上一万年我也不拦你。我怎么不教育他了，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当他进入社会立马会知道自己是个老几。离开了呵护，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里的小小盲流吗？你该明白你是一个生长在人满为患国度里的普通人，凭什么就要比别人超支有限的教育资源，哪来的那么多毛病？打那以后，他的生活没有了来源，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作鸟兽散状离他而去，这时候，他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教育。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跑到山东的奶奶家里求助。善良的老人快八十岁了还要张罗着帮他读书，这就是中国人的教育情结！老太太想当年打日本都不发愁，这阵子发愁了，这年头的孩子咋就长不大呢？怎么活得这么可怜？问题出在哪啦？有这么一批考试族，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式面对考试，一次考不上两次，两次考不上三次四次，如果没有年龄限制，我想一定会出现一个“范进”辈出的时代。这些争取教育机会的上进青年，高扬科教兴国的旗帜，在他们的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舞动，吓得这一茬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知青们豁着老命去为子女腐败一把，宰谁一把，没机会损人利己的只好砸锅卖铁四处背债。就算把钱凑齐了，分数凑够了，学校的大门进去了，那些真正用人的企业发话了：本科毕业不算人才，在大学都忙着谈恋爱了，接着考吧！这边厢，学校的生意火得不行了，“翠花，上酸菜”！

　　冯：子轩现在怎样？上学还是在工作？

　　周：18岁之后，我没再给他一分钱，我母亲接受了他，因此连带受到经济制裁。这对一个有心有肺的男儿来说，也许比挨那攒下的一大嘴巴子的份量还要重。今年寒假我回老家，儿子向我坦言为过去的所为感到羞耻！我看这才是人说出来的话，我把它记录在案。在我的家族反对派的赞助下，他在烟台的一所高校里自费读外语。很可笑，拿国人听不懂的东西来蒙事儿哪！就算是老外能听懂你说话你有什么可说的？书是这么读的吗？说穿了，他想受教育的全部理由是因为别人在受教育。我可以宽容别人这样做，但在我的家庭，这是不允许的。我只赞助求知笃行者，这年头的文凭职称我不认，我只认真才实学。要问为什么我懒得说。打工去！我再次把他带进北京，带到京城著名的旺望忘平面设计公司打工中拜师学艺，学不学，怎么学可是自己的事情了。还好，现在知道学知道急了，能干点活了。老师评价：可教。让我高兴的是，子轩现在能坐下来跟我有话好好说了，到二十岁了，才开始谈些“盲”点什么的话题，晚了许多。但我相信过去荒唐的经历不能简单地说是荒废。据王朔揭发：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好，长大再学坏。子轩你小子想坏就抓紧坏，没路可走了该干啥干啥去，想学真本事了手放下，老爸支你两招。第一，站直了，别趴下。第二，找高手练，“打他的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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