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特•维特尔身上代表的是一种精致生活的文化；在我身上，他看到另外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来源于我的教育。作为雷特的“概念导师”，我的职责是向他解释各种思想理念和概念，促进他发挥领导作用，改进员工的工作环境。我认为自己的工作还应该帮助客户拓展文化视野，尽可能营造出一种促进文化素质发展的工作环境。

　　雷特曾经在欧洲最好的酒店管理学校，洛桑酒店学院学习，但他没有接受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阅读、思考、分析、评述和创作来训练思维能力，一千多年以来，这种文化教育一直为大学所保留，年轻人通过人文教育掌握各种理念和思维方法，并受用终身。因为几乎世界上所有大学都进行人文教育，所以无数来自不同国籍、宗教和语言背景的人得以分享相同的文化。

　　作为顾问，我把人文教育知识运用到职业当中。但我意识到自己未知的领域非常广阔，就像中世纪神学家只会计算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数目，我的知识太抽象了。打个比方说，我当初为什么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不学汉语和西班牙语？为什么连客户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比如：“如何能够激发一个人？”我对自己的教育感到忧心忡忡，甚至开始怀疑人文教育是否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过时。于是，我决定对文化的教育历史进行一番研究。

　　我首先注意到，在人类发展的几千年中，文化作为“人文科学”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人文教育包括像希腊语、拉丁语和修辞学的科目，而经济学压根儿还没有进入人文科学神圣的殿堂。尽管文化的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两千多年以来，人文科学一直是高等教育最崇高的目标，只有中世纪的神学和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地位能与之媲美。

　　中国的儒家理念认为，“君子”代表着文化修养。一个人不仅要审时度物，更要遵守道德伦理方才能够成为君子。孔子认为道德和文化相辅相成，这种观念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不断得到体现。尤其在宗教教育中，文化与道德、神学并重，但这种文化教育的危险在于它过于程式和教条化：一旦各种准则和法规被看作是永恒真理，年轻人只能被动地学习是非、美丑、善恶、贵贱。以这种方式教育年轻人最终只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而文化则成为传统和教条的代名词。

　　古希腊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文化教育方式。在他们看来，文化不是一套知识体系或法规，相反，它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讨论的未决问题，是辩论的对象。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公开竞争，希望建立和传播他们对于美、真理和正义的观念。对文化采取竞争态度是民主社会的典型特征，希腊开创了这样的文化教育方式。在民主社会中培养文化素质是教育年轻人如何提问，而不是教他们学习正确的答案；教育他们创新，而不是死守陈规。这种理念一直激发和推动着西方人文教育的发展。当我再回过头来审视我自己接受的教育，我看到其中既有创新的成分，也有教条的成分。在加州圣克鲁兹大学念本科的时候，我需要读书、写论文，但是我们没有正确答案。我从来不用读某一本教科书或是背老师的讲稿。实际上，学校老师根本不给作业分等级评分：我的教授只在作业上批注“通过”或“不及格”，然后根据我的努力和新意写下一段评语。

　　我是在法国见识到高等教育中的教条方法。教授们威风凛凛地走进大讲堂，站在橡树板的讲坛上，台下几百名学生逐行排开。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有一千年的历史，因此教授们自信地认为他们传授的知识不容置疑。台上，教授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手中的讲稿还是三十年前他们当助教时写的内容；台下，学生们没有听课——他们拿着从以前学生那里买来的笔记复印件，对比老师念的内容，记下不同的地方，有了这样一套完美的笔记作参考，他们的考试就不愁了。

　　在索邦的第一年末，我所有的考试都不及格。我去见教授，问他们我哪里做得不对，其中一位教授把我拉到一旁：“我知道你是美国人，所以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考试不及格。我们这里不用美国的教学方法。看看你的论文：你说你不同意笛卡尔的观点。小伙子，我们根本不关心你是否同意笛卡尔；我们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明白他的观点，你是不是记住了教授指出的重点地方。”然后，这位教授笑了，一脸慈爱：“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这么直白地向你解释。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妻子也是美国人，我想帮助你。”从教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充满了愤怒。这根本就不是大学教育！这简直就是死记硬背嘛！可话说回来，我还是得通过考试。所以，暑假里我和其他学生一样背那些复印的笔记，补考的结果非常优秀。

　　第二年，我决定只去听我感兴趣的课程。等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这其中的游戏规则。我和我的博士导师一共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告诉他我要写的论文题目，再就是第二年答辩。当我面对教授，回答那些例行公事般的问题时，我甚至怀疑导师根本就没有读我的论文；不过我拿到了优等博士学位，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所著名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我接受的教育按理说是人文科学教育，但我觉得多年的教育并没有让我真正学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