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德国学生过早被本国教育制度所淘汰，以提供廉价劳动力为根本目的的“德国模式”已无法适应21世纪的发展要求。

　　从思想家之乡到教育荒村

　　在透视德国教育制度运作机制之前，不妨先扫视下列数据：

　　* 2000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国际中学生(15岁年龄阶段)学习能力调查结果显示，在阅读能力的五个等级中，近四分之一的德国15岁年龄阶段的学生落在最低两级；

　　*据联邦教育部估算，每个年龄阶段中，4%的学生被送入特殊学校，10%被筛选到主科中学，另有四分之一无法获得毕业文凭；

　　*根据2001年的联邦儿童青少年报告显示，15%的德国学生从青春期开始逃学；

　　*关于青少年的失业率，向各劳工局递交了求职申请的年龄低于25周岁青少年的失业率为10%左右，正好对应德国整个失业率；

　　*德国青少年研究所(DJI)1995年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表明，大概15%的德国青少年有暴力倾向；

　　*最新一次的壳牌公司青少年调查研究(Shell-Studie)表明，半数的德国青少年对未来持消极的态度。

　　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退学者和如此少量的高中毕业生。在德国，媒体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孩子是否变笨了？这答案自然不用冥思苦想。因为拥有优良的文化教育传统，德国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出现了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贝多芬、路德以及爱因斯坦等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的伟人，并被冠以“诗人国度”和“思想家之乡”的美名；因为它的现代教育制度，尤其是19世纪洪堡的大学教育理念，德国被誉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和“世界出口冠军”。难道德国的教育制度已经辉煌不再？

　　每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德国教育计划联邦和联邦州联合委员会(BLK)、联邦州教育部部长联席会议(KMK)以及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竞相推出各自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充分证实了这一发展趋势。

　　* 2003年10月20日出炉的《德国教育报告――第一结果》注定是一份教育短缺报告。报告的主持人Hermann Avenarius教授称，德国的教育发展为“具有严重缺陷的发展”，德国“社会在未来无法承受对人才潜力的浪费”。

　　*这份报告公开后不到一周，德国马普教育研究所(MPI)厚达900余页的《马普研究所教育报告》上市了，它揭露了德国“教育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落后状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最新发表的一份题为《教育一瞥》(“Education at a Glance”)的报告中指出，德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无法培养更多的高学历人才，从而间接导致这几年的经济萧条。

　　不言而喻，德国的教育体系成了德国青少年发展的抑制器。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直至职业培训和大学，这个抑制器始终不停地运作着。德国的保守党对批判声置若罔闻，并认为德国现行教育制度是德国“二战”以来教育政策的质量标志。德国教育和科学工会称保守党的政治家是“错误地畏惧过多的教育”。尽管德国执政的红绿联盟主张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并在2003年11月的社会民主党党代会上通过一项计划，在未来4年内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目前的32%提高到40%。不过，具体到各联邦州的教育措施上，改革的雄心就面目全非了。

　　幼儿教育：

　　奇货可居的幼儿园名额

　　与邻国相比，德国社会福利系统能为3岁以下幼儿所提供的名额最少。在德国西部地区(原西德部分)，每100个幼儿才拥有2.8个托儿所名额。多亏原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德国东部地区(原东德部分)，每100个幼儿可以分享36.3个托儿所名额。德国全国的平均值为7%。红绿联盟计划从2005年起把这一比率扩大到20%，但是，对这项扩充计划的财政支持还很渺茫，尤其是对各城乡政府所许诺的每年15亿马克的财政补贴犹如空中楼阁。

　　对于3～6岁的儿童来说，修订后的宪法第218条从法律上保障了他们享受幼儿园教育的权利。在德国西部地区，86.9%的儿童能获得承诺；在德国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大量迁出和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尚存大量幼儿园名额。至于幼儿园的质量，那就另当别论了。就拿幼儿教师的学历来说，法国和瑞典的幼儿教师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德国的幼儿教师只不过在普通的职业学校接受了培训而已。

　　各类科研结果表明，学生的分化起始于幼儿教育。如何对幼儿和儿童中的弱势群体以及移民子女进行必要的扶持与帮助，将决定今后整个社会的分化。由于德国独特的教育体系，这些弱势儿童的教育缺陷将很难在其后的学校教育过程中得到必要更正。

　　小学升中学：

　　教育体系的瓶颈

　　德国儿童在接受4年小学教育之后被分配到四类中学：五年制的主科中学(Hauptschule)、六年制的实科中学(Realschule)、六年制的完全中学(Gesamtschule)以及九年制的文科中学(Gymnasium)。其中，只有文科中学的教育是直接通向高等教育的。决定升学形式的不是统考，而是班主任的推荐信(Empfehlung)。对于德国学生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教育机会配置。也就是说，小学4年之后，这些年仅10岁的儿童就必须面临着人生抉择。如此之早进行社会淘汰，这在西方世界中是绝无仅有的。所有学者一致认为，预测一个10岁儿童的发展，从科学角度来说是不可行的。只有柏林和勃兰登堡州的小学是六年制，但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

　　上世纪60年代起，各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社会淘汰机制的荒谬。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汉堡市的一份题为《学习基础和学习发展的若干观点》的科研报告以实例来证明，在学习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比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更能得到班主任的文科中学推荐信。教师的主观评价强化了家庭出身对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在这方面，保守党所执政的联邦州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的教育政策旨在把尽可能多的儿童归入主科中学，并以此作为政绩来炫耀。其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在于，教育制度应该为经济发展制造更多的廉价劳动力。

　　由教育机会配置表现出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在各联邦州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保守党执政的巴伐利亚州，上层社会子女进入文科中学的机会是技术工人子女的10.5倍；在进步党执政的北莱茵-西法伦州，这一阶层偏见有所缓和，但是，该比率还是保持在6.5:1。

　　职业教育：

　　“双轨制”面临解体

　　主科中学和实科中学的毕业生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每次，当高出生率的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恰好与经济萧条期吻合，这一代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就难以实现。这一现象在去年表现得尤为显著(参见本刊2003年12A刊《德国职业教育“双轨制”：面临解体》一文)。德国50万企业不再接纳学徒，越来越多的企业逃避职业培训的义务。2003年，只有23%的企业还在履行这项义务。4年以来，企业与学徒之间的岗位培训合同数量每况愈下，从1999年的631000份到2002年的572200份。五分之一的学徒不得不被由政府出资设立的跨企业培训中心接受下来。很大一部分青少年要么成为没有职业培训证书的廉价劳动力，要么沦落为失业者。多年来，德国政府威胁经济界强征培训岗位税，这种威慑只有以法律形式方能生效，各种迹象表明，这部法律2004年年初要出台了。这将宣告德国职业教育“双轨制”解体。

　　不愿选择职业教育而有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主科中学、实科中学和完全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走文科中学这一独木桥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升学或转学的前提条件一般也是所在学校任课教师的推荐信。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联邦州实行了入学考试制度。

　　高等教育：

　　普及化进程中强化社会淘汰功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教育一瞥》表明，德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为32%，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为47%。自上世纪80年代起，日益增多的高中毕业生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一趋势持续到1999年。此现象主要归咎于德国政府的威慑政策，比如减少对大学生的经济资助和增加申请的难度；削减高等教育投资，从而人为造成高校人满为患现象等；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与媒体的消极宣传相关，比如强化散布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等。自2001年4月德国《联邦职业培训资助法》修订以来，通过改善对大学生的经济资助，高中毕业生入大学的比率才从1999年的65%回升到2002年的69%。

　　1999年6月19日《波罗格那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宣告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这一宏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广欧洲高等教育双级学位证书制度：带有职业培训性质的、学制最长为3年的学士学位和带有科学教育性质的、学制1～2年的硕士学位。这一措施的出发点在于统一欧洲学位制度，方便人才的国际间流动(参见本刊2003年9B刊《欧洲高等教育――蹒跚走向一体化》一文)。而具有本硕连读传统的德国高校却视波罗格那进程为缩短学制、减轻财政负担的良机，因为，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由此可以在3年后离校。为了防范大量学生继续留校深造，德国保守党试图在双学位间插入升学考试，并把录取比率定在30%。

　　缩短学制同时还会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教学工具理性化，高等教育普及化即意味着，高校为劳动力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Hartmann教授的评判是：“只学六七学期的人不再会有时间去环顾四周。……要把一个社会的教育建立在广阔的基石上的话，双学位模式显然是指引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如今，保守党和进步党在学士升硕士的问题上暂时达成妥协，并规定，申请者除了出示学士文凭之外，还要符合硕士专业的特殊要求。从对这一“特殊要求”进行定义的自由度上不难看出，申请者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校方的主观评判上。国际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德国卡塞尔(Kassel)大学职业与高校研究中心主任Ulrich Teichler教授指出，当今在具有双学位传统的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其高校培养的硕士已远远超过了德国高校毕业生总数。

　　移民子女：

　　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德国教育制度的“淘汰功能齿轮”一环紧扣一环。这四个齿轮使德国教育制度危机四伏。

　　这一机制的最大牺牲品是移民子女。据《德国教育报告――第一结果》的调查数据，22%在德国就学的学生出自移民家庭，就是说，其双亲中的一方在国外出生。德国教育制度的缺陷在这个群体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中的18%无法完成义务教育，35%不能取得职业培训证书。

　　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教育制度证实，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受教育水平、促进和开发移民子女的智力潜能，这不仅涉及到社会公正的问题，而且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浪潮呼唤的是高学历的人才。联邦德国的教育制度却仍然在应和着工业化时代传统的“精英――平民”模式。

　　“倒不如说德国的学校制度是属于过时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它缺少的是对必要改革的目标和举措的明确化”，经合组织主持教育报告的专家在2003年9月26日对德国教育制度作出了致命性判决。（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