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目前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学生就业问题，尽管涉及的面很复杂，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学科来进行分析才能使我们得到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就业问题首先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加以一定的分析和解读，希望有助于我国大学生就业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一、关于大学生就业两种观点的分析

　　关于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从已经发表的观点看，主要有比较悲观的观点和比较乐观的观点两种。倾向于认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严重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整体的就业形势不佳，中国在计划体制和半自然经济下形成的劳动力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明显过剩。从体制改革加快的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原有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净下岗和失业人员累计达到5000万以上，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也造成了数百万人员的精简，农村劳动力离农寻找工作的人口更达到1.3-1.5亿左右；再加上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竞争以后由于发展大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导致的高投资、高增长、低劳动力使用的趋势，由此造成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降低到0.1左右的水平，比同等水平发展中国家低一半以上。另一方面，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中国大学生的供给呈现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在近几年达到20-40%左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从本世纪初的100万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212万，预计2004和2005年将扩大到约280万和350万。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对称，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越来越严峻。据教育部的数据，2002和2003年的大学毕业生离校时待业率分别达到34.5%和33%(《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10，第10页)。由此而可以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的扩招政策、增长方式、甚至改革进程都必须加以重新思考。

　　与此相反，主要在学术界有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本质上属于一个“伪问题”。因为第一，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发展历史，市场经济体制是需要和有能力吸收比中国现在多得多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按照大学生占适龄人口(18-22岁)的比重，2002年中国为13%，而发展水平接近的菲律宾和泰国就达到31%和35%，西方国家更达到50-80%，作为市场经济大国的美国为70%。在2000年的劳动适龄人口中，中国的大学毕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仅有5%，而美国达到35%。第二，大学生就业困难反映在数字上有误。目前各高校被要求普遍使用“签约率”这一指标来反映大学生就业情况，但实际上签约率并不等于毕业就业率，而毕业失业率并不等于非签约率。其中的问题出在签约率的分子(漏掉非签约就业部分等)和分母(错误加上读研和出国毕业生等)上。由此就可能造成名义上的签约率过低，而实际上的就业问题并不那么严重。第三，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太高，不切实际，只是想着到“大城市、好岗位和高薪水”的工作舒适而报酬优越之处就业，而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大学生地位已经开始从“精英教育”下降到“大众教育”(据称15%的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率为临界点)。因此，大学生在需要“大众”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寻找“精英”待遇，难免处处碰壁。第四，中国的大学生群体和大学生家长群体，是目前社会上一个并非弱势的群体，他们不仅有能力获取社会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且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资源的分配。由此，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尽管存在，但主要问题很可能是在大学生方面，而不是在社会就业政策方面。“大学生就业困难”存在被夸大的可能，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争取政府的就业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倾斜，以维持这些社会“娇子”的传统优惠地位。

　　笔者认为，我们不必要非得在以上两种观点之间作出取舍。关键的问题是要全面认清真实情况，并且采取一个正确的思路。

　　二、流行就业理论的误区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以及经济总体就业问题，我们必须在认识上找到正确的思路。在当前，我们需要从具有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创新推动和全球竞争等特征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角度来认识劳动就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从而摆脱传统东西方理论局限的束缚，找到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包括大学生就业的办法。中国的传统理论认为，就业量决定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要实行计划经济和劳动力非商品制度，就业水平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政府的计划安排。因此，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那种靠政府安排解决就业问题的传统思想是与现实格格不入，也最终是于事无补的。

　　另一方面，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经济学主流就业理论则认为，就业量的多少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状态。而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决定于劳动者在工资报酬与闲暇无为(或避免负效用)之间的选择，劳动力的需求方面决定于企业的产品销售量和利润率。显然，作为劳动力供给函数的自变量的闲暇无为是与作为劳动力需求函数的自变量的利润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新经济产生以前的早期和中期市场经济现实的一种反映。但是，随着新经济的出现以及信息社会的普及和创新周期的密集化，现代企业在最近20余年掀起的信息革命和人力资源管理革命，已经改变了企业的就业机制。整个经济社会不再是严格划分为掌握信息和知识优势而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或资本家，和对市场经营无知无识而只能坐等就业机会的“劳动者”这两个阵营。相反，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已经打破了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严格界限，也就是说，打破了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严格界限。

　　在现代经济社会，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来源于产品销量和利润率。但是，利润率的产生已经主要不是靠模仿他人的生产方式和简单重复生产，而是靠面对创新周期密集化竞争的企业本身的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再是仅仅依靠某个单一的“企业家”，而是靠企业生产团队的整体创新力。这就是说，企业的团队创新能力越强，企业的长期稳定利润状况越好，企业所创造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力需求越大。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随着教育的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货币收入不再是就业者唯一的工作目标。就业同时成为赢得社会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等项目标的手段。闲暇无为也不再被有一定知识的劳动者当作不工作的最佳选择。相反，人们通过教育和学习所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总想通过某种方式运用出去。这些知识和智慧运用到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中，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或称为企业创新)。所以，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不是人们的闲暇愿望越强而劳动力供给越少，而是人们的综合创新能力(以知识和智慧为基础)越弱，所供给的劳动力越少。反之亦然，即工作者的综合创新能力越强，所愿意和能够供给的劳动力越多。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不同于西方主流就业理论的新认识，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是相互有关联的。劳动力的供给决定于创新能力，而劳动力的需求也决定于创新能力。这意味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量在本质上是由劳动力的供给所创造的。当然，这里的“劳动力”概念不同于某些西方经济理论把“知识”(包括知识、教育和技能)从劳动力中分离出去，而认为“劳动力”仅仅是一种简单体力支出的概念。笔者认为，这种将“知识”与“劳动力”相分离的做法无法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教育普及提高、信息获得性增强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升的现实，也无助于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新变化。因此，笔者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是指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劳动力供给。当然，创新能力的获得并非一定要完成大学教育(如大家熟悉的比尔·盖茨就是典型例子)，创新能力的运用也可以反映在个体户等小型企业形式上，但是，创新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知识、技能和承担风险精神的特征则是共同的。这里所说的创新是企业创新，即企业家(和团队)通过生产要素组合的形成和调整找到和利用潜在的市场盈利机会。

　　虽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相比要落后一步，但是在信息互联网无国界运行、媒体作用空前加强、教育的代际进步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展开的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是想停留在西方市场经济的早期状态都难以做到。中国就业中的困难、就业市场上的坑蒙拐骗、农民工的受歧视、欠薪、被圈地、无社会保障和矿难等恶劣工作条件的危害等等，这些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屡见不鲜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今天就无法延续下去，就是明显的例子。

　　三、大学生就业的出路

　　依据上述理论观点，结合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困难，这里提出与大学生选择和国家相关政策有关的3方面建议。

　　第一，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需要树立自救意识和使命意识，通过创新来推进中国的就业扩展。这里所说的自救意识，是指大学生不要怨天尤人，抱怨自己读大学刚好碰上这个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时代，大学中又主要接受了应试教育而缺乏动手能力，还碰上大学扩招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好像什么倒霉的事都碰上了，自己也无能为力，所以，只能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与此相反，自救意识强调大学生要清楚认识就业形势和认识到自我价值。在就业形势方面，当前的就业属于市场化就业和国际竞争环境中的就业，因此中国大学生需要充分利用自己在就业方面的国际比较优势，结合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世界工厂”的特点，坚持不断摸索和积累团队创新的经验以及坚持终身学习的方式，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向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自我价值方面，大学生虽然从基础和大学正规教育所获得的创新和创业知识并不多，但是，在中国的整个劳动力队伍中，大学毕业生具有在年龄、精力、知识、信息、观念、受重视等诸方面的独特优势。大学生应当有自信，不要把自己当作就业队伍中的弱势群体，不要被某些企业的所谓“非多年工作经验、非洋博士学位不招聘”的虚假需求宣传所迷惑。当然，大学生自己需要脚踏实地，从培养自己的创新和创业能力的长期效应着想，不要斤斤计较于短期的报酬、岗位、职务、地区等可能给自己带来一定艰苦的因素。

　　所谓的大学生就业使命意识，是指大学生在面临中国的就业模式转型中的劳动力市场上所出现的各种坑蒙拐骗、转型滞后、管理混乱等不规范和不合理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为就业困难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不是注定无所作为的，而是可以大有作为，并且大学生的作为是义不容辞的。中国新培养的大学生如果还不能树立市场就业和依法治业的意识，还不能克服依靠政府就业和官本位就业的取向，那么，中国的就业制度创新就缺乏新鲜血液和新的力量，市场化的就业转型就肯定迟迟难以完成，就业市场上混乱无序的现象就仍然难以治理，大学生今天所面临的种种就业困难就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加重。因此，扭转大学生就业困难命运的关键，其实就掌握在大学生们自己的手中。大学生需要通过自己的能力培养和持续努力，通过自己在自营就业、中小企业就业、艰苦地区就业、大公司就业、国际企业就业和政府部门就业等等不同就业方式，重塑中国的就业格局。

　　第二，政府需要调整对大学生教育的扶持政策，从注重解决岗位困难转变到注重解决创业环境的困难上。针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就业问题，政府出台了包括“就业为民生之本”、“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就业工程”、“鼓励流动就业”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从整体上看，有助于缓解中国面临的严峻就业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具体到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政府就没有必要像实施“再就业工程”那样通过规定企业和学校的优先安置、优先解决本地毕业生就业、向企业和社会购买岗位、将签约率与公共教育支出挂钩等手段来扶持大学生的就业。因为大学生就业群体与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群体是两个具有本质差异的就业人群。所以，政府的就业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强化毕业大学生专业动手技能和创业技能的培训上，更重要的是放在明确界定创业产权和创业利益保护、进一步简化企业审批制度、建立优化民企投融资渠道、强化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尽可能缩小违规企业和垄断企业对于市场的恶性影响等一系列能够优化大学生创新和创业环境的政策上。

　　第三，大学教育需要从功利性教育向创业性教育转型，为中国经济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公民。如果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这个特殊时代，我们不得不接受大量老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和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困难的现实，那么，从我们21世纪的大学中走出的毕业生不但不能帮助解决大量下岗工人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就是自己的工作和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就可能是大学教育本身有问题了。从原则上看，高等教育(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基础教育)需要实行几个转变。一是从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转变。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理念，从或多或少的服从、依赖、被动、投机、自卑、实利、虚假、压制和逃避责任，转变到自主、参与、自立、积极、守则、自信、自尊、抒发和承担责任上来。二是从功利教育向创业教育转变。把中国人价值观的教育从注重眼前利益、学习分数、升学第一、做“人上人”、摆阔气、“目的就是一切”，转变到注重长远利益、动手素质、个人创意、特性发展、团队精神、了解实际、冒风险精神等价值上来。三是从计划经济性质的教育向市场经济性质的教育转变。正如在建国初期，我们建立了自我服务的计划工业体系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全社会的工业装备几乎为零，工业化的发展就基本上成为不断用装备生产装备。与此相似，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一个长时期里具有自我服务的特点，即政府办教育是为了培养政府人员服务，作为国家干部的大学教师培养出的毕业生是自然的国家干部。这种传统计划经济性质的教育机制及其相适应的教育意识形态，在今天的高等教育中可能还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不利于培养能够面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大学生。因此，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是需要把大学管理、教师工作和学生教育从过去计划经济的性质，转变到市场经济的性质。（王诚）

　　王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投资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就业、收入分配、宏观稳定等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