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中兴大学，山头众多第2页:香港科大，登峰造极第3页:山东建工，另类文化第4页:临沂大学，山地风云第5页:世纪北大，老树新芽

　　1954年9月28日，我离开了香港九龙青山道的香港纱厂，挥别了四年多做纱厂小工的岁月，坐上一艘以装货为主、载人为副的轮船，跨越海峡向台湾驶去，目的是去台中市的台湾省立农学院读书。

　　我如何地成为香港纱厂的小工，又为什么要去台中农学院读书，应该由山东逃难到上海，由上海偷渡到香港说起，从头说起。

　　1935年3月14日在山东临沂的李庄镇，我出生了，1937年的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不到一年，日军板垣部队就在1938年的4月21日占领了临沂。从两岁开始，我就成了在日军铁蹄下沦陷区的小难民。国家被日本侵略，家产被日机炸毁，真是有国国不保，有家家难圆。

　　接踵而来的是台儿庄战役，国民党将领张自忠是在临沂集结兵力的，对日敌重重痛击，创抗战初期的首次大捷。抗战还未结束，内战燃起，临沂的沂蒙山区成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家乡变成了各种不同势力出没争夺之地。有日本军队，有汉奸大队，有国民党中央军，你抢我夺，战火不断，民不聊生。

　　随着八年抗战胜利而来的不是国泰民安，却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这场大战，也是从临沂揭幕的，解放军将领陈毅坐镇临沂指挥。

　　临沂这个地方，在古代，是圣贤故乡。曾参、诸葛亮、王羲之、荀匡、颜真卿、刘洪、王祥都生在那里。在近代，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孟良崮、淮海战役，都是从那里打起来的。我，真是生不逢时。早出生，晚出生，都比我出生的时代好。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出生的日子，何况时代了。

　　当我13岁时，逃难就逃了11年。先是从镇上逃到乡下，再从山东南部逃到江苏北部，沿着陇海路从新沂逃到徐州，再沿津浦路从徐州逃到南京，接着就从京沪路由南京逃到上海。

　　在15岁以前，两度从山东逃到上海，一是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冬，一是上海解放之后的1949年夏。两度到上海，两度在炒货店做学徒，在人篱下，不能不低头。

　　1950年7月7日随两位成年友人朱绍义、吴静远，在黄牛的指引下偷渡香港，成了香港偷渡客，小小年纪，不知所作所为，或何作何为。

　　到了香港，我正好15岁，不大不小，大没有大到能自立，小也没有小到要人照顾。从年龄上讲，大得应该读完初级中学，可是一共才读了两年的书，小得不该再从头学起。可是不从头又从何学起？

　　像我这样流浪落难的孩子，在香港也是少数，惟一的出路是出卖劳力。于是，我就先做了在建筑工地担石头的小工，再去纱厂做了纺纱小工，一做就做了四五年

　　在纱厂做童工、做小工，过着不是平常儿童和小孩所过的日子，更何况我又是少小离家，孑然一身，累了，饿了，病了都没有人照顾。一两年之后，在纺纱间吸的棉花多了，肋膜发炎吐血。去看西医，在医生处，看到医生和护士与纱厂小工的差别，天渊之别。一生从来未曾体验到在人与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从前一直以为，我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一样的苦，一样的没有更好的前途，现在看到了，世外还有一个人间，我为什么不能去世外的人间？我为什么不能出人头地？

　　要出人头地，在我，只有好好地去读书一途。我下了决心，要好好地读书，要出人头地。我找到了，并参加了一个补习班。我在夜里上工，把白天睡觉的时间缩短，来换取读补习班的时间，学数学，学英语，学早就应该知道而仍不知道的东西。

　　我是要靠学知识，让知识像弹簧一样地把我从这种环境中弹出去。

　　上天不负有心人。1954年，机会来了，内地的大学和台湾的大学来港招收高中毕业生。

　　我和山东同乡、同学李卓民，去调景岭难民营报名参加台湾大专第一次联考。我们以流亡学生身份，用以鲁南联合中学第六分校为名的证件，报考台湾大学工学院的电机系。因为布告栏上的第一间大学是台湾大学，台湾大学里的第一个学院是工学院，列在工学院的第一个学系就是电机系。考试在珠海学院举行。考试的科目有英文、数学、理化、国文和“三民主义”。英文一科考得不错，一来是选择题，有四分之一的机会猜对；二来是集左邻右舍之大成。数学题答得都是有始无终，但不至于得零分。相反的，像我这样连H2O是水都不懂的人，理化则没有道理不得零分。我自信国文和“三民主义”都会及格。

　　没有考取台湾大学工学院是意料中的事，可是台中的农学院录取了我，使我料想不及。

　　与其说我是想读大学，不如说我是想逃离纱厂。直到我收到台中农学院的录取函为止，我对什么是大学，一无所知。我知道什么是小学，至少，我读过一、三年级的上一个学期，我也知道什么是中学，我也读过初一的上学期。大学离我太远，连做梦都没有梦到过。

　　在大风大浪中，船抵台湾基隆，找到“大陆救灾总会”，也找到了台中。“大陆救灾总会”每月救济我伙食费93元新台币，台中农学院园艺系收了我做大学生。学校和学校里的人，对我来讲是无限的陌生，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他们都和我在香港纱厂里的工友不同。晚上，我在教室里自修时，抓抓香港脚的痒，就有人对我使白眼，我才知道我的行为不行。大学真的与纱厂不同。

　　大学的学生和纱厂的工友，在文质、文明、文艺和文化上都不同。

　　对课堂里的老师、同学和课业我更陌生。不但是老师讲的我不懂，同学问的我也不懂，更不要说是课本的内容了。我样样不懂，可是我又必须样样都懂，我怎么才能把失学十年的距离，在一个学期之内赶上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是我死也不想退却，死也不想再回纱厂做小工。

　　只有“背水一战”。

　　惟一的办法，就是样样死记，死背，死用功。懂得的要活记，不懂的要死记。是我超人的记性救我一命。第一个学期，险象丛生，但都过关了。第二个学期还是靠死记过了关。我毫不怀疑，我排在全班40位同学中的第40名。

　　从第二学年开始，再没有一门课业是需要中小学课业的基础，对我是新的课题，对他们也是新的。至此，我才能和同学站在同一条线上进修，我额外地勤奋与努力，能在毕业班上不出前三名，也不算太出奇。

　　在1958年夏毕业了，想留校做助教。其间的曲折与人间的冷酷，令我心惊肉跳。我以为会帮我的人，居然成了会害我的人，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我既想不到，更是看不到。我不会做的或不忍心做的，那些人都会，当然，我不是没有给人留下借口，也不是没有做过使人看不顺眼和讨厌的事情。

　　助教的职位得到了，全是院长王志鹄的提携，这种由上而下的提携，也让人不服气，才会有人在暗地里说我是学棍子。

　　知人知面不知心，是我入世经历的第一手教训。

　　在高等学府里的诡计多端，在纱厂里没有。

　　我重新估计，重新行事，也想重新为人。因为我对人生开始迷茫，失去了信心，再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更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信，什么样的人不可信。

　　我看不出来在台湾将来有什么的前途，我要想上进，惟有出国留学一途。

　　要想出国留学，英文要过关，我开始日夜与英文为伍。像带信用卡一样带在身边的是一本《袖珍英文字典》。

　　我选择了去加拿大，是根据事实的考量，只身在台的人，得不到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加拿大就没有这项限制，并且有例可循。那时，在我们这一伙只身在台的人群中，能够顺利获得入学许可和入境签证的，已有高浴新和吴兰林两位学长，这对我而言，是无限的激励和鼓舞。接着，周丕寿兄就在1961年也去了加拿大，他对我之能够完成留加美梦，是关键人物。不是他，我没有那么顺利。

　　我在1954年入学时，校名是台湾省立农学院。因为校址是在台中市，故又简称为台中农学院。而在台南的台湾省立工学院，则简称为台南工学院。可是，在我于1962年底出国时，学校已经在两年前升级改名为台湾省立中兴大学了。其间，我在1959年秋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接受大专预备军官入伍训练。半年后结业，再入北投政工干校接受专科训练3个月，之后就去澎湖服役10个月。于1961年春退伍，返回植物系复职为助教。

　　在这里，我略微描述一下中兴大学的历史。中兴大学是经过了80多年的沿革才有目前的格局。最早是在1919年的日本占领时代，在台北创建了“农林专门学校”。10年之后，归属于当时的台北帝国大学（今为台湾大学）。到了1943年才南迁台中，独立建校。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改名为“台湾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次年又改为“台湾省立农学院”。直到1961年，再与台北的法商学院合并而为“台湾省立中兴大学”。10年之后，经过不断的扩充，改制为今日的“国立中兴大学”。

　　台中农学院最后一任校长为王志鹄，中兴大学第一任校长为林致平，其后为汤惠荪、刘道元、罗云平、李崇道、贡谷绅、陈清义、黄东熊。那时（1997），正在选举的是第九任校长，任期三年（1997—2000）。任期届满后，若未届退休年龄（65岁），可以连选连任。

　　当时（1997）校内有教职员约1 100人，大学部学生15 000左右，研究生900多人，设有5个学院、33个学系、21个研究所。台中的校本部设有文学院3个学系、工学院3个学系、理学院4个学系、3个研究所、农学院13个学系、11个研究所，以及9个附属单位。另有夜间部的5个学系。台北的法商学院则有10个学系、5个研究所和夜间部的10个学系。

　　此外，并设有遗传工程研究中心和电子计算机中心。

　　现在，让我回头详述一下在我挤进这座东方象牙塔——台湾省立中兴大学时所体会到的人间百态和中国人在竞争时所用的伎俩，大大不同于在西方洋象牙塔中所引用和施用的竞争规则。从很小的地方，处处都能体验到东西方文化之不同。东方“人治”和西方“法治”的不同，是截然的不同。

　　样样事情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可真可假，可行可不行。

　　无可否认的是，我很侥幸地考进了台中农学院，又很努力地获得学士学位，更是千方百计地晋升为大学助教，挤进第一座象牙塔——东方象牙塔。接着，就是在积极地准备出国深造，一步一步地想从东方的象牙塔，挤进西方的象牙塔。

　　其实，“象牙塔里”的生涯，是从1958年夏天受聘为台湾省立农学院助教的那天开始。农学院当时有农艺、园艺、森林、植物病虫害、农化、农经和农教7个学系。为什么我受聘的单位是农学院而不是学系，背后大有文章。

　　我是园艺系毕业的，应该也希望进园艺系，可是系主任程教授把住大门不开。虽然有王院长和黄老师的推荐，以及优异的成绩（前三名），仍是不得其门而入。退而求其次，能够接受外系毕业生为助教的是农教系。起初，很有希望，以后有人介入，关主任也守门如神，也吃了闭门羹。这位介入者，就是我一直视为朋友的蔡某。

　　当然，园艺系和农教系，那年都分配到了新的助教名额，也都添了新人，但能挤进去的都不是我。

　　最后，还是王院长聘了我为院聘助教，名义上是负责照顾全院的环境，实际上是分配在植物系担任助教的工作。

　　当时，我和学校王院长和以下各层的关系很好，步调一致。校方党政高层对我信任、重用、提拔和奖励。在三年级时，还当选为台中市的三位大专模范学生之一。另外两位来自东海大学和静宜英专。那时候，在台中的大专院校只有3所。尤其是王院长特别怜惜我只身在台、无依无靠的情景，免了我4年的学什费，免了我4年的宿舍费，并安排我在学校里的建筑工程中监工，以换取工资谋生。这些赖以谋生的安排，都成了我在竞争中的致命伤。

　　我不但是被指为学棍，还被指为职业学生，连交女朋友都成了罪状。

　　竞争，在中国很不寻常，真有你死我活的气势。竞争，在中国很不一样，不是靠弱与强，要靠心狠和花样。竞争，在中国很荒唐，不靠自己强，要靠丑化对方。这有点像在运动场上赛跑，有些人展示的不是田径技巧，而是绊人的伎俩。胜的不一定该胜，败的不一定不强。这些花样，在台湾各行各业的选举上，表现得如数家常。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概括地说，在当时当地的象牙塔里，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耍把戏。耍把戏，只有花招，没有规则。所以，在那时候，在那座象牙塔里，招聘教学人员，不管是哪一等级，都不公开招聘，都不公开标准，前门既不开，走的只有后门。系主任掌有人事大权。当然，院长的人事权更大。到系里当助教，系主任说了就算。系主任的决定受制于他们的好恶；他们的好恶，又受制于谁的嘴巴离他们的耳朵最近。

　　一切都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也是在“人治”之下，挣扎生存的。既受害，又受益。

　　离开母校12年之后，我才于1974年夏返校拜望师长。开始与母校有密切的接触，是在陈清义校长任内。世事多变，人事难料。“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你会当校长。”我对他直言地说。“我也是。”他说。是在他的任内，是由曾义雄和侯丰男两位教授的撮合，我和陈校长建立了公私两面的关系。1989年初，我以马里兰大学生物工程分校代理副校长和中兴大学华盛顿校友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他访问美国和华盛顿，相谈甚欢。我又通过李国鼎“部长”的帮助，请到台湾前任“教育部长”蒋彦士博士，在1989年夏到台中中兴大学参观。由于蒋“部长”的所见所感，提高了当局对中兴大学重视的程度和资助的幅度，这算是我对母校所做的“曲线救国”式的回馈吧！1990年底，在庆祝母校七十大寿时，陈校长特别邀请我和内人傅静珍由美返校庆祝，并安排我在庆祝大会上致词，我终生感到荣幸。在1993年，我又以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身份，邀请他访港。这一连串的接触，使他多次鼓励我出任母校校长。他的这番善意，由于在教授治校的大旗下，大学采用了选举方式来聘任校长而搁浅。可是，这也为我日后参选校长留下种子。

　　现在，我把在1996到1997年参选母校中兴大学第九任校长的前前后后和日后的回顾写在下面。

　　是1996年11月6日，家里接到母校生命科学院院长曾义雄的传真，告以校中有人建议，请我回去竞选校长，时机似已成熟，因为大家已达成共识，要向校外找一位校长，我是他们心目中三个人选之一。

　　另外就是接到分生所所长许文辉的传真最多，他被大家推选，负责与我联络。在第一封传真中，他告诉我校长的待遇是月薪新台币13万多（大约是香港各大学校长月薪的六分之一），退休年龄为65岁，须具中国国籍。他在结尾时说：“到兴大来，对您而言是一种牺牲，但对母校未来的发展，则是一种指望，我们热切期望您的投入。”

　　当时，薪水的确曾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可是渐渐地这个“钱”的意识就淡化了。

　　至于我是否投入，当香港理工大学化学系陈新滋主任劝我投入这次选举时，我对他说：“我未打算去台湾当大学校长，但对母校的召唤，我不能一口拒绝。”

　　许所长的第二封传真是11月29日，其中有：“昨天我们聚会讨论校长推荐事宜，与会教授均非常肯定您的学术成就与行政经验。”又说，“我们想派三至五人教授代表团到香港，和您协商……”12月5日的传真要我尽速寄去：（一） 出生年月日之凭证、（二） 旧身份证、（三） 旧户籍誊本及（四）印章。

　　他们要的证件，我都寄去了，可是派人来香港劝驾的事，也就免了，一则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形式上的必要，二则是因为我要去美国与家人在假期团聚，这时我对竞选母校校长，虽未公开承诺，但可说是远远超过跃跃欲试了。

　　我与内人大学同班同学傅静珍于1997年1月17日赴台中，参加次日在中兴大学生命科学大楼举行的中华植物学会第二十届第二次大会，并向大会作主题演讲。

　　1月18日下午2时，由教授会主席陈明造安排，请我主讲“创办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虽然是个周末下午，但是听众很多，很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看看我有没有回去做校长的意图。我讲完之后，发问的更是踊跃，围绕在母校要物色新校长的话题，借题发挥，从而探讨我参选的意向，考验我办学的方法，诱引我对母校的估价，试探我对处理难题的态度，以及确知我对两岸交流的立场与看法等等，我都毫不逃避地一一作答。对于要我批评母校现状的问题，我说：“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不在客厅里批评主人。”至于谈到香港科大惊人的财力，我说：“有人会把黄金变成废土，至少我们是把黄金堆成了一座真正的金字塔。”我再三地强调人才素质的重要，并说：“科大能在短短五年之内，稳居亚洲十大名校的地位，是我们找对了人。事在人为，学校有了人才，就有了前途。”

　　许所长在2月25日来的传真上说：“为使中兴大学的命运有起死回生的机会，一些热心关切学校发展的老师昨天有个聚会，大家的共识是：还是请您勉为其难，为学校的前途下海帮忙。”3月14日的传真说：“外面有人故意放话说您不来参选……请您发一封简短的公开信表达意愿。”

　　从这时起，谣言与流言，就变成了整个选举文化、不文明的文化、令人痛心的文化。在3月中旬，公开露面竞选的已有现任校长黄东熊、前任农学院院长李承章、现任理学院院长陈升明、前任训导长李朝贤和李久先教授，再加上跃跃欲试的前理学院院长林建昌，已经非常热闹了。

　　在陈教授、许所长的催促下，我又于3月22日再去台北。由化学系的高汉谋教授接我回台中，他和我所接触到的其他年轻教授一样，都很有作为。这次与大家见面与上次不同，许所长在会上向大家宣布说：“我们10位同事发起推举孔教授回来担任校长，完全是为了学校的前途，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出路，假使孔教授回来，在他的任内，我们都不会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我欣赏他们的大公无私，但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做法，“能者”还是要“多劳”的，我需要他们其中的许多个人的帮助。

　　他们10位是中兴大学台中校本部的李国权（园艺系）、柯文庆（食科系）、高汉谋（化学系）、杨秋忠（土环系）、许文辉（分生所）、陈伯中（植物系）、曾义雄（分生所）和曾梦蛟（园艺系）。为此，他们连署了一封公开信，题目是“为中兴大学寻求可以实践的理想”。在信中，他们大声呼吁，觉醒的时刻来临了！要大家团结一致，为中兴大学的“中兴”努力。他们10位，加上没有露面的几位（杨登贵教授等），都是中兴的人才，研究与行政都强，多曾留学欧美，经多见广，年轻力壮，都是一流人才，但中兴大学的行政与校风使他们一筹莫展，非常失望。为此，他们出钱出力，谋求改革，我到台湾的食宿都是他们出钱，我自备川资，这样找校长的方法，中兴大学可算是独此一家。

　　这次与会，我当众宣读了我写给大家的一封公开信，内容如下：各位老师：身为中兴大学校友，加上毕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因而深受各位感召，争取回母校服务。中兴大学的前景，取决于大家的共识，中兴大学为大家所共有，前途为大家所共创。在事业上要有多大的雄心壮志，在工作上要有多好的教研环境，全部都掌握在大家自己的手里。只要大家能为学校而同心协力，学校就会办好，学校好了，学院、学系就随着会好，学系好了，人人就自然地好了起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演变，日新月异，在这一个世纪中，树立了明显不同的里程碑。在20世纪初期和末期，治校的理念与方针的迥异，就是最好的例子。在20世纪初，治校全靠校长的才能，人治胜于法治，只要有一个杰出的校长，就会办出一间杰出的大学，诸如蔡元培与北大、张伯苓与南开。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要校长和教授共同团结一致去治校，大家同心合力，才能把学校办好。因此，现在一间学校的信誉，不仅只是反映一位校长的信誉，而是反映一间学校全体同仁的信誉。中兴大学有着良好的师资和明确的使命，但是不是已达到实至名归的境地，值得大家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结论不难作出，一旦作出结论，大家就该以务实的态度按部就班去做，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天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大家必须合作、耐心和努力地去做。在起步之前，大家应该制定一份详尽的计划，10年之后，大家希望有一所什么样的中兴大学，现在就要一步一步切实执行，而且要知道在3年之后应该达到什么目标，在5年之后要做成什么模样，一切必须按部就班，依计划而行，非如此，则难达到目的。我愿以过去40多年在台湾（8年）、加拿大（8年）、英国（1年）、美国（20年）和香港（6年）各地从事大学教育与行政工作的能力和在世界各国大学得到的行政经验，与大家共同努力，以求达到大家为中兴大学所策划和预期的目的。孔宪铎1997年3月21日

　　到3月底，我已知道：“所有竞选的人，均以您为目标。”同时他们要我在4月10日以前，必须呈缴最高学历证书、教授资格证书、治校理念摘要及身份证影印本。之后，我知道上述证件己收到了，并将在4月7、8日完成登记手续。

　　此后，他们一再劝我再去台中和台北校区与有关人员见面，其实，在上趟回台中校区之后，曾有一晚在台北兄弟饭店与台北校区法商学院的十多位同事见面谈了一次。

　　他们要我表明，我回中兴大学当校长，是回来办教育，不是回来搞统一的。这使我心中觉得怪怪的。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籍贯而起，我生在山东，没有一个人的出生地是自己选择的。那为什么我要因此而受到差别待遇?

　　那种省籍情结的意味很浓，会冲淡学术气氛。

　　这样的气氛，完全出于学术范围以外，而由省籍情节涉及统独之争。由于许文辉教授在台湾人中之信任，未形成波浪。我如果主持兴大，也不会涉及政治。在大学中的长俸制度，为的就是维持学术的自由独立。

　　另外一件使他们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我说：“你们既然选择了我为你们的候选人，能不能把我推销出去，全看你们的能力。”我是不会来台湾拜托拉票，更不会作任何承诺与交易。

　　几经商讨之后，我定于5月4—6日第三次去台北和台中。

　　在我启程赴台的前两三天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一封恐吓信，是用中兴大学公用英文信封打上地址，于4月24日下午从台中寄出来的。我无法相信，这会是发生在大学校长选举过程中的事——怪事。信上写着：

　　姓孔的：

　　　回归你的祖国去，

　　　赶快退出兴大校长选举，

　　　否则小心你的狗命不保，

　　　中兴大学不要外人来当校长！

　　　来兴大时小心一点！

　　　北沟联×你×××

　　信看完了，人也呆住了。这实在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在大学教育圈子里，这种事情会发生。

　　我照原计划去中兴大学，不要被这恐吓信吓住。我也不要张扬出去，以免踏进圈套或有损校誉。

　　在赴台的前晚，我在电话中把恐吓信的事告诉了台北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接待我的候崇文教授。他与台中治安机关联络，并作了一连串的安排，以策安全。

　　我在5月4日下午乘国泰班机抵达桃园中正机场，侯教授接我住在他家。我非常感谢他为我的安全而作的细心安排。次日，我们去法商学院与有关人员接触，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位者的威力和侯教授推动革新之不易。因为现任校长也是候选人，又是法商学院出身，并且知道，我是他的头号对手。

　　中午和共同必修科的老师座谈，他们的首脑相当不错，学校当局不重视其学分的比例，是不对的。下午和经济系的几位老师有个算是热烈的讨论，有位方振瑞老师，问问题开门见山，一针见血，问我：“你靠什么本事来领导中兴大学？”我也很实在地回答：“靠学识、能力和经验的总合。你们可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和香港的科技大学查看成果。在大学里的系、院和校级的主管，我都做过。”他还问我：“你的任期只有三年，你三年之内能做些什么？”“形成一股不可抗拒又不能回头的潮流，改革前进的潮流。”是我的回答。他又接着问我：“对不做研究的老师，你会如何？”我说：“在原则上是人尽其才，不做研究的，应多教书，你不能不顾人的死活。”

　　当天下午去了台中，住在许所长的家里，连旅馆都不敢住。

　　据估计，我在台中校本部和台北法商学院可望各有160和40张票，共计200张，占全部投票数目（估计800张）的四分之一。在台北的票源与分布，只有候教授比较清楚。在台中的票源与分布，经过多次校正之后，大致如下：农学院：50；理学院：50；生命学院：20；文学院：20；工学院：20。这就是160张票的来源与分布。台中的票都是靠他们这10个人，尤其是陈明造教授拉的。看到陈教授拉票的苦心与手法，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的初步估计是，在900位教员中，可能有800位投票，其可能的分布为：黄东熊：250；孔宪铎：200；李承章：150；林见昌：100；陈升明：50；李朝贤：25；李久先：25。总共是800票。以后事实证明，这个估计相当合理，证明了他们这几位对校园选举是了如指掌，驾轻就熟，很了不起。

　　这是我接到恐吓信后第一次回台中，不能不小心。5月6日，一位台中市便衣刑警随身保护我。从早上8时30分开始一直到下午5时，我走访了土木、园艺、农械、环工、化学、机械、兽医、物理、应数、昆虫、植病、化工等12个系和体育室、材料所和文学院。大体上来讲，反应倒算不错，但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外来者想打进一个圈圈和推翻当代政权的不易。这天中午，我们在化学系有个工作午餐，出席的人，有30多位，这和在法商的冷淡，成一对比。我简单地说：“我不去拉票拜托，不去攻击别人，不作任何交易，能靠的是自己的实力。”有人问我：“你是典型的‘空降’部队，对中兴大学，你知道些什么？”我说：“台湾的‘空降’部队很多，贡献很大，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和台湾‘教育部长’都是很好的例子。”有人问我：“你将来用人，会不会包括与你的竞选者？”“惟才是用”是我的答复。我接着说：“为主管者，心胸一定要大， 像在军中一样， 能容十人者是班长， 能容万人的才是元帅。”

　　我的这一顿工作午餐，是在枪林弹雨中结束的。校园里，充满浓厚的政治气息。

　　因为有一位竞选者，前理学院院长林某某教授说我又老又没有票源，所以支持我的教授们要我不坐电梯，从楼梯中爬上爬下，以证明我并不老。我爬了一天的楼梯。林教授的恶意中伤，令我感到意外。没有多久之前，他还对我表示支持。忽然变得如此恶意，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这与我在马里兰大学接待的和在家中款待的他判若两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许教授给我一份他们近日分发的资料，其中有两张文件是新的，我既未看到过，也未听说过，其一是由前述十位教授连署的一篇文告：《为什么是孔宪铎教授》，接着就是一份由九位学者签署的：《我们所认识的孔宪铎教授》。

　　他们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亮起了第一个红灯，使我担心的红灯。现在他们就这么的自作主张，将来又如何？为什么是孔宪铎教授？！

　　中兴大学是我们一辈子热爱的家，我们相聚讨论本校的未来，有乐观的一面，有悲观的一面。当讨论到新校长人选时，面对学校的体质及发展瓶颈，需要一位具有学术基础及成就、有行政才华及经验、有领导能力及魄力，并能让中兴大学更上一层楼的人才。候选人不应拘泥于校内，因此经多方寻求及四次的座谈，一致认为：超脱本校传统包袱之杰出校友——孔宪铎教授为最适当之人选。

　　今年4月中，孔教授曾到本校作专题演讲，在演讲会当中，我们曾公开宣布：“若孔教授当选为本校校长，我们这群支持者绝对不会接受孔教授的指派，担任任何行政职务。”郑重表示，我们的推荐行动，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并不涉及个人利益。目前，孔教授的月薪数倍于台湾公立大学校长，他参与本校校长遴选，纯粹是为了回馈母校过去对他的栽培，及一展个人的抱负。

　　孔教授任职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忙碌，无法一一登门拜访，但他表示：大学是社会创新及改革的起源地，个人的竞选活动会保持应有的气度及格调，他不会把权谋及分化的做法带入清静的校园。孔教授也曾公开提到，如果他有机会到本校服务，将全心全力投入学校的发展，绝对不会介入非学术及非教育的活动。他会以宽阔的胸襟及包容的心性，全力耕耘及爱护我们的学校。连署支持人：

　　李国权（园艺系教授） 许文辉（分生所教授）

　　柯文庆（食科系教授） 陈伯中（植物系教授）

　　高汉谋（化学系教授） 曾义雄（生科院教授）

　　曾梦蛟（园艺系教授）杨秋忠（土环系教授）我们所认识的孔宪铎教授1. 为中兴大学之国际杰出校友：孔博士是贵校园艺系1958年毕业，其杰出成就，被列入十多种名人录中，国际能见度甚高。2. 学术成就之优异：学术论文篇数达114篇，且都发表在国际高知名度的期刊中。专书及编著达13种。3. 科学领域之宏观：孔博士在生物技术上成就突出，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校区“文理学院”副院长，之后，在“马里兰生物工程研究院”农业生物工程中心担任主任9年，任“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半年，1992年升任为该大学副校长至今，学术领导横跨文、理、工，领域非常宽广。4. 具有人文素养：孔博士经历特殊，对人生体悟深刻，具有中英文之人文著作，包括发表三本专书，及各种评论文章。5. 具有领导及协调能力：孔博士在美国“马里兰大学”“马里兰生物工程研究院”担任9年的中心主任，而被选为代副校长，又能被“香港科技大学”延聘为理学院院长，再升任为该校副校长。若无领导及协调能力，在美国的现实社会不可能长期担任要角，更不可能被延聘至“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重要职务，足以证明孔博士之领导及协调能力甚强。6. 立场超然：孔博士为无党籍，没有政党及校内派系之包袱，可公正处事，并超越政治党派利益。与台湾科学界及教育界都有良好的关系及接触，有助提升学校的声誉及能见度。7. 处事积极勤快：现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精神及体力充沛，为人处事积极勤快。以民主及科学之方式，领导大学行政及学术工作，可融合全校师生老、中、青三代。连署人：吴成文（“中研院”院士兼“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杨祥发（“中研院”院士兼副院长）1997.4.25杨国枢（“中研院”副院长）1997.5.3郭宗德（“中研院”院士）1997.4.29萧介夫（“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员兼所长）1997.4.28沉哲鲲（“中研院”分生所研究员兼所长）1997.9.26甘鲁生（“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员）1998.4.27陈映雪（“中研院”生医所研究员）1998.4.29

　　对于签署推荐我的“中研院”的两位杨副院长、“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吴院长、“中研院”的郭院士、植物所的萧所长、分生所的沈所长，以及化学所的甘教授与生医所的陈教授，我致以谢意。希望你们了解，他们找你们签名，不是我授意的，事前我也没有讯息，稿子的内容也不是我知道的，还好，都不违事实。

　　这里我要特别申谢孙守恭老师的出马拉票和陈清义师母的爱护之意。不是为了我，他们都不会挟着“德高望重”的牌子介入的。

　　5月19日，我缩短敦煌的行程，几经转机抵台北，参加当晚在法商学院举行的第一轮候选人演讲会，除了竞选者与办事人员之外，没有几位出席。这个现象说明了，要么就是大家对选举漠不关心，要么就是大家都已决定选谁。我辛辛苦苦地千里而来，真是很不甘心。惟一可慰的是，法商学院见到我的人，不再像从前的冷漠，变得非常热心，选举和天气一样，常有不测的风云。

　　我们每人都有20分钟的时间，发表演说和回答问题。因为大家公认演说和回答问题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讲话的开场白如下：主席，各位候选人，各位老师，各位校友：

　　首先我要谢谢遴选委员会的细心安排，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公开表达各自意见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不在本校服务，所以既没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也没有能投下神圣一票的权利。我惟一和大家共同享有的公平待遇，就是这个20分钟的机会。

　　在此，我借着这个公平公开的场合，向各位候选人祝福，名利毕竟都是身外之物，祝各位身体健康。

　　今晚我站在这里，不是有意要增加其他六位候选人的困扰，而是提供中兴大学的教授们多一个选择的机会；不是有意要阻碍其他六位候选人的仕途，而是要谋求回馈母校的机会。

　　对各位候选人，除了知道他们均曾在本校位居要津之外，公私都无纠葛，除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待林、陈两位院长之外，其余的人，不过是一面之交。今天晚上，第一次见到黄校长。

　　我和其他六位候选人，没有公私恩怨，所以整个竞选过程中，从无恶言相向，今天更不例外。

　　我的母校——中兴大学对我却有“养”和“育”之恩，不能忘记。

　　当年，我只身在台，无依无靠，是我的母校向我伸出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援助之手。在校四年之间，没收我一分一文的学费和宿费，还让我半工半读。没有母校的援手，我读不了书，没有书读，就受不了教育，没有教育，我没有今天。更重要的是，母校不但是赐予我“养育”之恩，更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我的太太，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至此，我希望我能奉献出来我在中外三十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为母校服务。

　　以上所说，就是我为什么缩短了我在“丝绸之路”的旅程，赶回台北（台中）；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回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而站在这里的原因。假如你们在校园里的街头巷尾，听到许多与我以上所说不同的故事，那些都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事实。

　　这个开场白，的确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段充满不实的人身攻击而发的。我因为在海外三十多年，在香港五六年，有很多可笑的谣言，没有全部传来，而传来的除了恐吓信之外，也多如牛毛。有的是说我太老了，说我没有票源，说我要搞统战，要搞统一，说我在山东乡下还有家室和子女……有的谣言真是恶意中伤，不堪入耳。

　　接着我就针对大家很想知道我对下列诸项事务的态度，作了简述。因为有的我已经在书面上说明，有的我已经讲述了几次。诸如：校园的选择文化；教授治校的理念；尊师重道的提倡；“空降”部队功过；行政效率的提高；台北大学的创立；人文学科的重要；中兴大学的实力；知人用人与信人；创建科大的贡献和大学教育的经验等等。在其中，我特别提出几项，作重点叙述。我提出的项目，以及我对这些项目的看法，都与其他候选人的理念不同，否则就没有价值特别提出。

　　第一，我反对目前校园选举所展示的文化，一点都不文明，像把牛粪浇在鲜花上。是把不文明的选择文化，带到文明文化的发源地。

　　第二，我极力赞成快速发展台北大学，让台中的中兴大学与台北的法商学院各自独立发展。这项在40年前指腹为婚的婚姻，主要是为了台中农学院和台北法商学院升格为中兴大学，目的早就达到了。与其现在还在同床异梦，不如各奔东西（在这一论点上，我和黄东熊校长要抱着法商学院不放的立场截然不同）。

　　第三，要提倡人文学科，训练成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工程师容易，要养成一个人多难。所以要增加人文学科的比例与训练。

　　第四，在大学里知人和信人非常重要，要能“以人为本”，要做到“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我除了在上述项目中，表达了我的真心话以外，我也不赞同有的候选人，以向学校捐款为号召。瓜田李下，千万不能让人觉得有买官的嫌疑。

　　我不赞成目前所实行的校长选举制度，说真的，台湾所推行的选举，百病皆出。在一个民族或国家(地区)，当选举文化还不成熟的时候推行普选，所暴露出来的是人的弱点，不是智能。据说有一次选举院长，每人要投两票，为了不支持强势的竞选者，大家都把第二张选票投给本无希望的参选者。结果竟是，当选的都是弱者，闹成笑话。不可否认的，这三次的拜访，我对母校的校本部与法商学院了解了很多，校本部的确有很多好的实验室与很多好的人才，可是当学校当局都不能赏识自己人才的时候，别人又怎能赏识你呢？我实在没有想到法商学院是如此的简陋。法商与台中校区的合并，像是一份不协调的婚姻，早就该各奔前程了。可是一直在“忍”着在一起。

　　5月24日晚，我在台中重复了以上的话。当夜赶回桃园机场返美。我在5月27日由美返港，次日就看到许所长的传真。

　　“今天下午 6:30开完票，您是最高票，但和黄东熊校长只差五票，实在不满意，……”下面是开票的结果。 中兴大学1997年选举校长开票结果竞选人得 票 数〖BHDG1*2，K6，WK6，WK4*2，WK〗校本部法商学院合计比率%〖BHDG1*2，FK12ZQ*4，K6DW，WK6DW，WK4*2DW，WKDWF〗孔宪铎（香港科大副校长） 1596322228.10黄东熊（中兴大学校长）11710021727.46李成章（前任农学院院长）1112013116.58林建昌（前任理学院院长）901310313.03陈升明（理学院院长）602627.84李朝贤（前任训导长）289374.68李久先（前任训导长）144182.27总计57921479099.96

　　开票的结果与我们估计的差不多，我在台中的票数与估计的仅一票之差。票数能够预估掌握，代表存在派别。开票的结果，明确地显示着中兴大学的“山头”太多，有四座在校本部，两座在台北的法商学院。“山头主义”太浓，所以票源显得很分散。没有一位竞选者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更谈不上过半数。前四名选票的分配，显然分为两组，每组内的差距很少，这说明这四个“山头主义”的色彩很浓，无人称臣。怪不得中兴大学多年以来，一直是四分五裂。没有一间四分五裂的大学是好大学，四分五裂最伤元气。中兴大学一天不团结，就一天恢复不了元气。这些话说得有点重，但有历史根据。在50年代初期，台湾只有一所台湾大学和三间不相上下的学院：台北的师范学院、台中的农学院和台南的工学院。如今，都已早就成为综合大学：师范大学、中兴大学和成功大学。但却是上下相距很多了。成功大学的排名一直很前，中兴大学的排名一直落后。原因就是中兴大学的“山头”太多。非但不能团结，更是相互挖桩，丑闻百出，损伤校誉。至于中兴大学的“山头主义”和占山为王的历史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也不简单。早在我做学生时代（1954—1958），就风闻有派别的存在。大家常常提到的是“山东帮”。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山东教职员不少，又多居要津之故。从这次投票的结果上分析，支持我的是少壮改革派，支持黄东熊的是法商派，他出身于法商学院院长。支持李承章的是农学院，他曾担任过农学院院长。林建昌的票则是来自他主持过的理学院。“山头”太多，大家又是光看寨主，不看山脉。其实，这种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中兴大学，只是中兴大学最为严重而已。这种现象起源于人治，不履行法治是改不了的。从我1958年毕业钻进助教行列，到1997年当选为校长，经过了40个年头，人治还在当道。若不是有山头寨主对我的支持，我又哪能有那么多的选票当选?

　　我也是人治之下的受益者。但实话不能不说。

　　5月29日的《台湾日报》说：“兴大校长选拔爆冷门——孔宪铎最高票，黄东熊五票之差居次。”同一天的《自由时报》则说：“兴大校长遴选行使同意权投票，传异声。”5月29日的《联合晚报》的大标题为《外人夺高票，孔宪铎可望掌兴大》。

　　大约两周之后，收到中兴大学于6月12日呈送台湾“教育部”公函的副本，其主旨在“敬请就候选人孔宪铎、李承章、黄东熊等三位教授中择聘一人为本校第九任校长”。

　　高票当选，我并没有觉得完全是意外，当然是两位陈教授、侯教授和其他教授们拉票的能力大，才有这样的结果。下一步要看台湾“教育部”遴选委员会的审核了，但我不担心，我也不担心委员是谁。

　　我意识到将要出掌中兴大学，至于接手之后的工作，我打算先观察几个月，到各系去探讨咨询，再画蓝图。立纲兄时时提醒我“不要操之过急，改革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他是对的。可是有几件我已决定要做的事，会马上实行。第一是把有杰出贡献的同事抬举出来，加以包装、鼓励，为中兴的名气出力。第二是走国际路线，譬如说，我已计划去做的是请每一届获得农业Wolf Prize的学者来中兴大学演讲，进而变成惯例，可以把中兴大学和Wolf Prize连在一起，这件事，我已和两位农业Wolf Prize的获得者杨祥发和Ted Diener谈过，他们会大力支持。此外，我还设计了一连串的计划，把中兴这湖死水变得有波有浪，起伏不停，有声有色。

　　我很自信能把中兴大学带到另一个境地，对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怀疑过。另外该做的是去详细了解放弃美国国籍的步骤、手续与后遗症。我在报名参选时，曾经承诺：“本人若获聘为‘国立’中兴大学校长，即公布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所有财产，并承诺于担任校长期间，具‘中华民国国籍’，且不具有双重国籍，亦不兼任任何党政职务。”

　　首先，香港美国领事馆负责移民的安得逊小姐在信中开头就说：“放弃国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不可轻举妄动。”这和我以前所知道的不大一致。

　　接着，我和主管马里兰大学外国留学生的伍思顿女士联络，她很郑重地对我说：“不要拿放弃国籍做儿戏。”她正在为马大一位想恢复国籍的中国同事努力，看来不是一件易事。她推荐一位在美国费城执业的移民律师给我。我立即请他为我查询清楚，现有什么有关放弃与恢复美国国籍的新法律，不查则已，一查即查出来一大堆的新法规，使我开始在这方面有了犹豫。

　　与此同时，新竹的清华大学也在遴选校长，清华大学的遴选过程与操作，合情合理，有板有眼，丝毫不乱，与中兴大学的一笔乱账，不可同日而语，令我感慨万千。而且台湾“教育部长”不止一次参与并关心清华大学的遴选工作，与入选者会面。可是对中兴大学遴选的整个过程，不曾出声出面，令我觉得中兴大学有如二等公民一样，不受台湾“教育部”重视，心里十分不舒服。尤其甚者，清华大学集结工商界校友的力量，尽量满足并附合应聘者的条件。而中兴大学则是恰恰相反，有来不来由你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请到要做校长的人，而请不到学校需要的人。

　　这些发展，在我心灵上，蒙了第一道阴影，是为从参选以来，第一次由热心而生疑虑。

　　台湾“教育部”的官本位太重，学术风气太轻。

　　7月17日接到台湾“教育部”的传真，要我在21日下午3时20分去台北“教育部”面试，这种召集令式的官方操作、不征求我的意见的衙门作风，令我十分气愤。不得已，我重新安排了其他的日程而赴台面试，一肚子闷气。

　　要用这种方式与官方打交道，不是我所期求的。

　　就在赴台的前一天，从友人处看到《福布斯》杂志在6月16日刊载的一篇有关放弃美国国籍后果的消息，使我难以相信这是美国的作风，也使我对放弃国籍第一次望而却步。《福布斯》所登的重点如下：

　　“假如你的年薪超过10万美金或者家产在50万以上，凡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美国国籍者，皆以逃税论。”更不合理的是：“凡在上述条件下，放弃国籍者，国税局会公布其姓名，政府并将其姓名送到全世界各国的美国大使和领事馆，以及移民局，将不准入境。”

　　我将这种困境转告了台湾的侯教授，对他是大吃一惊，对我又何尝不是呢？这个刚刚在1996年底才实行的移民法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要是早就知道，一定不会参加竞选的。

　　当台中的朋友们知道了我的处境与顾虑之后，非常担心，日夜函电交涉，令我难以招架。我终于在7月20日下午抵台，还是侯教授来接我。我再很小心地道出我的苦衷，他真是好人一个，一腔沸腾的热心与同情心。面对着他，我很高兴，高兴他能理解，面对着他，我很是惭愧，惭愧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热心。

　　到了台北，入住首都大旅馆。许文辉、陈明造、陈伯中、杨秋忠和高汉谋教授在旅馆等我。我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苦衷，并把《福布斯》杂志的copy给他们看。当时的气氛很沉重。

　　当时，我是想在台湾“教育部”面试时，告诉他们我的处境，但大家一致反对：“你应该再尽最后一次努力，把校长的位子拿到再说。”这是大家一致的心声。

　　大家一致的希望是，我挟着高票当选之势，把黄校长赶走。至此，我开始觉察到大家推举我出来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是能把老校长顶出去，其次才是就任新校长。不管如何，大家希求我能完成第一任务。

　　折中的办法是：我明天去应试，答应去“办理放弃美国国籍”，重点在“办”上，“办”不一定能办得到。

　　大家一同吃了一顿沉闷的晚餐。他们当夜赶回台中，我一个人在附近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个多钟头。

　　次日下午3时到了台湾“教育部”，3时半面试，遴选委员们有孙震、夏汉民、王友钊、罗铜璧、杨朝祥和两位大法官，共7人，阵容可谓雄壮浩大。我面对委员们，作了10多分钟的开场白，然后就是委员们的轮流发问。

　　面谈在和蔼的气氛下，很快就结束了。下面他们接着就约谈了其他两位候选人黄东熊和李承章。

　　下了楼，杨祥发兄在楼下等我，回到旅馆，我告诉了他一切的一切，他是了解和很支持我的。我们一同吃牛肉面，一天又过去了。

　　10点敲过，刚刚入睡不久，电话响了，是杨朝祥“次长”：“恭喜你！”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谢谢!”我说。“大家都觉得你最适合。”杨“次长”又说。我对自己被上列7位委员从3位候选人中推举出来，一点都没有觉得意外。杨“次长”接着就说：“能不能在10月1日到职?别的学校可以晚一点，中兴大学问题太多，马上需要一位新校长。”我把放弃美国国籍的新问题向他提出，我说：“我要等待律师的回信，把问题搞清楚。”“需要多久?”“10天”。他说：“好，我们的谈话不要外扬。”“一定。”我说。

　　我在中兴大学以高票当选，又在“教育部”被选中，理应是件喜事，可是美国公民之事，使我忧心忡忡。一夜难眠，只是觉得进退两难。

　　第二天回到香港。

　　日子是一天天地过去了，可是国籍的问题，在我心中也一天比一天严重。

　　内人傅静珍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转弯，从热心而到却步?”“是老年医药保险影响了我的决定。”

　　旧友吴仲蓉在电话中说：“你大半生在大学里努力的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当大学校长?……”我无言以对。

　　这是外人一般的看法，但并不是我一直的想法。

　　两天后，费城移民律师的信收到了，证实了以上的忧虑。

　　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来电话和传真问我很多有关放弃美国国籍的问题。我说：“放弃国籍是重大考虑因素之一。”

　　7月底，我用电话告知台湾“教育部”杨“次长”我决定谢绝对母校校长的任命，他很失望，要我再考虑。我于8月4日写了一封正式公函，除了阐述在目前情况下无法赴任之外，并希望当局起用中兴的新秀，并防患秋后算账的问题。

　　8月2日《联合报》的大标题写道：“美富人逃税条款，弃籍执法有空间。返台担任校长，美籍学者却步。”小标题为“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总财产50万美元以上，如失公民权，不能再入境。”从报道上看，这项新法规，已经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台湾学者说：“一位校长若不能以校长的身份赴美，……对工作相当不利。”又说，“万一太太儿女生病都不能回去看看，难免对校长人选形成两难。”

　　一旦我决定不接任校长职位时，台中、台北来的电话不断，压力很大，他们实在不了解我个人的处境。他们全部精神，是贯注在改革上，并劝我三年后在台湾退休，再从事他职。

　　事实很明显，就我个人福祉而言，不去中兴大学是对的。就对母校的情结而言，我不该不去，就对与我共同推动改革的同事而言，我辜负了他们。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耿耿于怀，所以在10月25日登在香港《成报》上的一篇文章《临门一脚》中，我说：“想想一辈子都能知道做‘应该’做的事，可是当最后一个机会应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却没有‘临门一脚’的本事了。”

　　我没有接任中兴大学的校长，是因为双重国籍在作梗。张立纲没有接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原因相同。这个事件引起了台湾教育界相当的注意和反响。从那以后，双重国籍不再是阻力了。现任的台湾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都没有受到双重国籍的限制。在这个事件上，张立纲和我都说，这个阻力是我们排除的。我们回台湾竞选校长，还不全是劳而无功。

　　我俩这次去台湾竞选大学校长的另一插曲，发生在香港的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对我俩的出马了如指掌，但却只字不提，可以想像到的是，我们选不上，对科大没有面子，我们都走了，对科大也不利。我们都在校园和台湾“教育部”入选，又都没有去。对这个结果最高兴的，不是台湾清华大学，不是中兴大学，不是张立纲，也不是我，是吴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