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象牙塔，各有千秋(4)_新浪教育

东方象牙塔，各有千秋(4)

http://www.sina.com.cn 2004/09/24 12: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临沂大学，山地风云

　　我原是一个生不逢时、失学无依、流浪颠沛了将近20年的孩子。能有今天，全靠教育之赐，加上我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足迹跨越亚、美、欧三大洲，所以我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很深，对中国教育的状况了解很透。我一直希望别人和我一样，能受教育之赐，贡献社会。在本书的前言中，我特别提起想在有生之年，为中国教育献上一份心力。

　　五年以前当举国上下高叫 “科教兴国” 之际，我有感而发大声疾呼地高叫 “国兴科教”。现在将这两篇登在香港《明报》上的文章《科教兴国》（10—11/9/98）和《国兴科教》（23/11/98）引述在下面。看了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在临沂办大学，你也就知道在高等教育上，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科教兴国：春雷？甘雨？

　　现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21世纪之即将来临，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21世纪将是一个科技竞争世纪。竞争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靠政府，政府靠人才。今天，不管哪个行业，其能否成功，归根结底还是靠人才。人才是万事成功之本，那么，就请看看中国在迈向21世纪的步伐中，对未来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应变的措施。假使有的话，就是那句洪亮的口号“科教兴国”了。

　　“科教兴国”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也颇有一股子说服力，所以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已经变成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了。可是，令人担心的是，举国上上下下高叫“科教兴国”的很多，全民层层次次推行“科教兴国”的很少。这个既定的国策，已经宣布很久了，可是一直没有看到有什么具体的行动，科研经费未见增加，教育经费未见提高，雷声早已贯耳，可是甘霖仍未落地。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只是“科教兴国”的初春，我们应给予这个久待的春天一个机会，不能操之过急。同时，我们更希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科教兴国”的国策不仅仅只是春雷，也是随着春雷而降的甘雨，久旱之后的甘雨。

　　现在让我们先把“科”和“教”分开来看。就科学而言，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资，常常代表着一个国家对科学的重视程度。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在科学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用于科研和开发上的经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2.8%，其中有53%来自工业界，因为美国深信科学是无止境的，并能为人类创造未来的幸福，所以特别指定总数的10%用作基础科学研究，追求创造与发明。再看看另一个工业先进的国家日本。日本投资在科研和开发上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比例超过美国，其中有82%来自工业界，因为日本偏重模仿，而没有美国那么注重创造，所以，没有设置在基础研究上的专款。这里很明显地指出，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的。所以，每年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多，这不是偶然的。

　　中国，虽然是大声疾呼地要“科教兴国”，其实在科研上的投资是少之又少，不但是少，而且近年来，还在开倒车，节节下降，从五年以前的 0.57%降至目前的 0.47%，这是令人担心的。这个数值不增加的话，“科教兴国”的政策就仅仅是个春雷了，雷声大，雨点小。假使这个数值能够先增加到 1.0%，这个春雷就会为我国的科技带来一场大大的甘雨。在科技投资上，香港更单薄，连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 0.1%都不到，香港更需要甘雨，看起来，这个能降甘雨的日子还远得很，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雷声。只有在台湾，这个数值令人满意，在 1.9%左右。香港在这方面，必须也更没有理由不向台湾看齐。

　　“科”字讲到这里为止，现在就来谈谈“教”字吧！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目前在教育方面的现状，既然是谈“科教兴国”，我们讲的当然是高等教育。在美国，18—22岁可以上大学的人，有50%上大学，大家还嫌不足，最近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他要创造机会，在21世纪，让每一个适龄的美国人都可以读大学，他真的是有雄心，也有壮志。在日本，也有一半适龄的人进入大学。亚洲的四个小龙也都迈向三分之一的水平，连一向主张精英教育的英国，也把这个数字从14%提高至25%左右了。目前，在中国只有3%—4%的适龄学子可以上大学，这个数字实在太低，而且分布不均。像上海与北京，各占全国人口的1%都不到，但却有10%以上的大学，因此，上海人和北京人读大学的机会，比其他地方高出十多倍。就以我家乡山东临沂地区为例，人口已近千万，可是大学却无一所，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台湾人口2 100万，大专学校有七八十所，真是相差太多。更不合理的是，在没有大学地区的学子们要想读大学，成绩要超过都市学子的很多才行，多不公道，这实在是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和发掘人才的目的。最近和宋健先生谈到此事，才知道在国内像临沂这样人口众多而没有一所大学的行政地区很多。在那么多地区里，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才，没有办法培养和发掘。根据科学统计，超常人才，在每 1 000 人中，可能会有3个。在每一个1 000万人口的地区里，就有 3万人。如何去培养和发掘这些人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你想想看，假使在一个年轻的竞争队伍中，在每100人里面，只有三四个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你的对手，有一半的人受过大学教育，我们怎么可以得胜呢？其结果肯定是不战而败了，多可怕。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一直不发达呢？我的答案很简单：“政府不够重视。”现在让我们从政府、经费和父母三方面分析分析。

　　一、政府的做法。

　　百年树人，教育为先，自从立国以来，没有人不强调教育的重要，问题是发生在知行没有合一，所以才有改革开放20年以来，经济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大家都预测，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经济大国，我从来就没有听到有什么人说过，中国在21世纪的人才状况又该如何，如何。这也许是因为经济的好坏，就像天气的阴晴一样，人人时时刻刻都知道，无法隐瞒，可是人才的状况，只有具有慧眼的人，才可以察觉得到，所以平时露不出马脚，等到人人都觉得没有人才的时候，那已经是弱肉被强食了。说到这里，我们不要忘记近一二百年来外力侵华的战争的缘起，就是别人认为我们是“东亚病夫”。当时如果中国是人才济济的话，南京大屠杀可能不会发生。在我个人的经验里，政府里的各级大部分官员，大家口头上都说注重教育，其实，骨子里对教育都不感兴趣，因为内心里都在紧抓经济。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政策使然。各级政府的官员，都要按照一套在经济上的指针行事，指针达不到，乌纱帽不保。所以要把经济搞上去，翻一番的压力很大。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压力大到在鼓励官员们造假。更可悲的是在某种状况下，造假的人，反而能青云直上，瞒上欺下。

　　相反的，在办高等教育上，政府没有什么指针，虽然经济已翻了几番，人口也已增加了几倍。因此，政府既没有指针，官员们就没有压力，所以大家可以不必理会，这样的政策不改，做法不变，是没法子做到“科教兴国”的。

　　再直率一点来讲，没有受教育的人，也不能领会到教育的价值，让一些不能领会教育的人在地方上办教育，他们怎么会去重视教育?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现有大学1 000多所，从人口比例来讲，实在太少。美国人口是中国的1/5，大学就有3 000所以上，是中国的3倍还多。当然，以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转眼间急起直追，立竿见影，是不合实际的。但是大学可以不必全由政府主办，私立大学在许多先进国家办得成绩斐然，中国可以试行开放，准许民间办理私立大学。同时，由政府办的大学，也不必一定要供食宿，也不必一定要读4年。在实行学年学分制的情况下，聪明的学生可以不必4年就毕业的，让出一些空位给别人。

　　在这里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增加大学生的比例是急切需要的。只要政府真心重视教育，下定决心，增加读大学的人数，不是做不到的。

　　二、教育的经费。

　　教育经费是长期无形的投资，不能取决于人的好恶，所以，通常都是在宪法上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要用于教育，这个数值，在欧美先进国家都在6%左右，只有加拿大突出，近年来一直超过7%。在发展中的国家，则比较低一些，但是也从十多年前的3%升到目前的4%。从世界趋势来看，这个数值在逐年增加。目前中国宪法上尚无这个规定，是一遗憾，也是科教兴国的最大障碍。近年来，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4%左右，实在偏低，低于亚洲10年以前的平均数值 4.2%。更可怕的是这个有减无增的趋势。近闻新任教育部长已努力于将此数值提高到4%，是可喜现象，假使能把这个数值纳入宪法，那才是中国教育的福气。香港政府库存现款至巨，可是用于教育上的经费，也是偏低，低于香港GDP的 2.9%，实在是与自己的经济实力不相称。台湾在教育上的投资比较合理，10年以前已超过 5.88%。连印度都是在 4.7%的。香港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其他三小龙看齐，把这个数值增加到4%或以上。平心而论，中国财政虽然紧缩，但钱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重视的程度，朱总理已经说过，钱都被吃掉了。假若能省下来各级政府请客花掉上千亿的钱，教育经费就可以加倍了。再加上从精简各级机关节省下来的经费，若能用之于教育，那就很可观了。有钱建三峡，就有钱办教育，三峡耗费5 000亿，全国每年教育经费不过一千几百亿。所以，我说不是钱的问题，是先后次序和重视不重视的问题。人世间最重视教育的是父母，我想请求政府各级官员，以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为什么？请你看下面的分析。

　　三、父母的重视。

　　世界上的人之所以认为中国最重视教育，就是因为中国的父母特别重视教育，而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教育，譬如说，在中国，父母都认为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是最好的投资，因此，都要子女接受最完整的教育。在花费上，即使须要省吃俭用，束紧腰带以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为父母们深信，由于在教育上投资而得到的收获是会提高子女们的生活水准和改善他们的精神文明，这个结果是不可以用金钱估计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今天香港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有80%以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已经有一半是读过或正在读大学的了。今天许多在校大学生的父母，都不是来自富有之家，只是他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地把所有的精力和金钱全部投入在子女的教育上，因此，子女的工作、生活与事业，都能跳出父母辛苦与穷困的生活圈子而步入成功康乐之途，不要再过像父母一样的辛苦的日子。可惜的是，这些为父母者，一旦摇身一变，成为父母官，其感受与观念就变了。在为父母时，把子女教育的费用看作最佳的投资，当父母官时，就把教育费用看成可有可无的消费；在为父母时，认定教育的收益者是下一代的子女，当父母官时，要看看在教育上的短期收益者是不是自己？因为，在为父母时，都能感受到子女因受教育而带来的收益大于金钱的价值，可是当父母官时，一般在三五年的任期内都看不到投资于教育上的政绩。由于以上的多种感受和心境，逐渐形成了做父母的和当父母官的在教育上的双重感受，从而导致对教育看法的双重标准。可惜！可惜！这就是人心，也是人性。从以上的情况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不普及的真正原因，不是金钱，不是父母，而是政府没有父母之心去重视教育。假使政府不下定决心，制定法规，像“菜篮子”计划一样，使“科教兴国”，匹夫有责，那么，举国上下在叫的“科教兴国”，真的只是雷声很大，雨点很小了。教育事业，像春天的麦苗一样，雨点太小，雨水不足，小苗是长不好的，虽然雷声有帮助固氮的作用。因为有鉴于此，我就大声疾呼：“当父母官者，要用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举国上下，都要省吃俭用，束紧腰带，去办教育。我们只要苦一代，以后世世代代就都会好了，这一点做不到，“科教兴国”的口号，只是春雷，不是甘雨。听到我的话的人不多，听到的也不悦。所以，我要用武训精神，不断地为教育大声疾呼，到处去大声疾呼！假使有朝一日，政府上上下下能以父母之心去办全国教育，那么，“科教兴国”的口号，就既是春雷，也是甘雨了。国兴科教——孰本？孰末？

　　一、引言

　　我们都知道，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所以国家要先好好地培育青年，有了培育良好的青年，国家才能有良好的主人翁。我还记得从前有一句口号是：时代创造青年，青年创造时代。现在也有人说：时代创造了朱基，朱基正在创造时代。

　　同一道理，我们要先提倡“国兴科教”，才能达到“科教兴国”的目的。国家不支持科教，哪里会有科教，没有科教，又何能谈到用科教来兴国呢？

　　科教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譬如说，在全球的富豪中，或全球最富的华人中，香港人不但是榜上有名，而且是连中多元。究其财富来源，几乎全部来自房地产。现在经过了亚洲的经济危机，大家都觉得泡沫经济不可靠，可靠的是发展“科技”。因之，现在香港政府决心大力拨款，以50亿港币来开创新兴科技，向美国看齐。因为美国“全国80%的生产力增长，都源自先进科技和知识有关的业务活动”。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创举，只可惜在这方面香港整整落后了十多年。

　　十多年以前，排名前10名的世界级富豪，几乎全是石油或汽车大王。可是今天，排在前10名的世界富豪，已经有一半是被信息等科技产业的巨子取代了。石油大王的财富是建立在祖先留下来的天然资源上，天然资源是取之会尽，用多会竭的。但是科技的本钱是建立在人的知识上，人的知识是日新月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某种情况下，是越用越发达。

　　Bill Gates 的微软公司是最好的例子，他公司的财产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3倍，约在2 000亿美元以上，他不但是世界首富（500亿美金），而且他还造就了2 000多个百万富翁。

　　21世纪虽仍未到来，科技竞争的世纪却早已开始了。其实，在100年以前，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就提倡“科学兴国”了，只是因为没有“国兴科学”，所以这个口号一直叫到今天。

　　二、大力加强科技投资

　　世人皆知，一个国家在科技上投资的程度，代表这一个国家对科技重视的程度。换言之，也就代表这一个国家在知识经济上收益的程度。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国家到底应该投资多少呢？请看看下面数据。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知识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在科技上投资的力度，就以1992年“富国俱乐部”的统计资料为例，在16个国家中，除了西班牙的投资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85％）之外，有7个国家在 1.25％到2％，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属于这一组，分别为 1.55％和 1.57％。8个国家高于2％，譬如美、英、法、德、日5个国家分别为 2.78％、 2.22％、 2.43％、 2.73％和2.88％。又根据澳洲国立大学最近的调查（1996），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同年的科技投资分别为 2.81％、 1.90％、 0.25％和 1.35％。根据我所得的资料，香港只有 0.1％不到，不是 0.25％。所以曾经有人说香港的科技开发（R&D）的 R是 Repetition（重复）不是Research(研究)，D 是 Duplication（重复）不是Development(开发)。说得不错。

　　那么，中国内地在科技上的投资力度，又是如何呢？我以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太单薄”，不信的话，请再分析一下下面的统计数据。

　　中国内地在科技上的投资力度一直很小，可是自1990年以来，更是江河日下，年年下跌，实在令人忧心忡忡。从1990—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平均每年在10％以上的幅度上升，而投资在科技上的数字却下跌了45％。中国内地在科技上投资的力度与亚洲其他三个小龙比较，更是汗颜，他们在科技上的投资不但是中国内地的几倍，而且是有着年年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科技投资分别是中国内地的 2.7、 2.4 和1.2 倍。到了1996年，这个倍数已经分别增长到 5.9、 3.9 和2.8了。

　　看了这个数字，你只能用“落后”两个字来形容中国内地在科技上投资的力度了。

　　在同一资料中，可以看到投资不如中国的就只有墨西哥（0.26）、马来西亚（0.23）、菲律宾（0.14）、泰国（0.11）和印尼（0.08）了。

　　在西方国家，早已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并正在突飞猛进中。中国应该不再犹豫，及时迎头赶上。要达到此一目的，必须唤起并改变民众意识，大力增加在科技上的投资。从前无能为力，因为缺乏资金，现在中国在外汇储备上有千多亿美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迈向万亿美金的时候，不能再哭穷了。钱要花在刀口上，大龙要赶上小龙。要知道智力的投资，所带来的何止于目前的安逸，而是未来的繁荣和财富。

　　三、大力加强教育投资不可否认，教育投入的主体必然是国家。 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在宪法上多有规定，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定的比率。同时，教育经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这种观念之下，各国政府的教育开支，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一个有规律的比例。一般来说，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中为5%—7％，发展中国家为3%—4％。若以1988年为例，在许多发达国家中，诸如美、英、法、加、澳、日6国，其比例分别为 6.5％、 5％、 5.4％、 7.1％、 5.0％和5.5％。同一年，亚洲四小龙的比例分别是：韩国 3.3％，中国台湾 4.92％，新加坡 3.4％，香港 2.68％。在1990年，发展中国家则为：印度 3.5％，马来西亚 6.9％，菲律宾 2.9％，泰国 3.8％，埃及 6.7％，墨西哥 4.1％和巴西 4.6％。

　　在发展中的中国，其比例则低于上述7个发展中国家很多。不但如此，近年来这个比例一直有下滑的趋势。更可叹的是，中国内地在教育上的投资还不如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香港在教育上的投资是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的。假使我们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中国内地在教育上的投资也是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称的。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时，教育投入应有大幅度地增长。可是在中国内地过去20年中（1978—1998），国民生产总值是以年平均 9.8％的速度递增的，然而在教育投资上，不但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反而是下降了。这一点说明了，在中国政府的心目中，对教育投资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这一意识早已在国民（父母）的心目中建立起来了。

　　在这里我再三地举例说明，要先“国兴科教”，才能达到“科教兴国”的目的，为了强调这一先后次序，我再引用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为例，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1987年平均递增率为 8.7％。这是由于同一时期对科技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所致。在1980年的科技投入为 0.58％，到了1987年已经增加到 1.93％了。这个例子印证了科技投资升向型经济的模式。

　　早在60年代，教育投资论已普遍地为许多政府接受，当时不论是发展中还是发达的国家，都是在牺牲了许多其他花费来投资教育，为什么中国没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因为政府的官员们，除了对自己的孩子之外，没有想到教育投资对下一代的收益，果真如此，那么就让大家看一看，在教育上每一阶层的投资对受者的经济收益是什么吧。最近美国作了一项具有各种不同学历所获薪俸的差别的调查，使人一新耳目。

　　在这项调查中显示，初中生的年薪是美金20 442，高中生 27 038，大学生是44 523，硕士生是55 384，博士生是72 099，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Degree）是98 197。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到，政府在每一阶层的投资都会在税收上得到丰富的经济收益。

　　四、结果

　　为什么我们要大力加强在科技和教育上的投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在科教上的投资力度太不够。既然投资不够，我们就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无法发展科教，没有科教又焉能让“科教兴国”呢？

　　要实行“科教兴国”就得先行推动“国兴科教”。国家大量投资在科教上，用国民生产总值的2%—3％在科技上，用4%—5％在教育上，几年之后科教就兴旺起来了。有了兴旺的科技和教育，“科教兴国”就指日可望了。

　　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老话，国家不是没钱，是没有建立起教育投资的意识。相反的，家长们能够善待子女，让他（她）们接受完整而良好的教育，靠的不是家长口袋里的钱，而是脑袋里投资教育的意识。

　　所以“国兴科教”是本，“科教兴国”是末。要先有“国兴科教”的远见，才能实行“科教兴国”的政策。从以上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用心和忧心。这一番用心和忧心是来自我对全球高等教育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则源于我在美洲和欧洲从事高等教育30年以上的经验。这两篇文章，在国内也曾引起了一阵注意，尤其是“科教兴国”一文，曾被各种刊物多次转载，也获得“卓达杯”的特别奖。我不能只说一无效果，但真正要有效果的话，不能光靠呼吁，而是要去推动。我没有力量在全国推动，也没有力量在全省推动，所以我选择了我的故乡临沂，要全心全力的在临沂推动建立一所临沂大学，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办临沂大学》（明报，12/9/2000）的前因后果。现在我也把这篇文章转载在下面。宋健先生希望，临沂大学的模式能够通用到全国。为什么我要办临沂大学我在十多年以前，就开始大声疾呼，山东省临沂市需要一间大学。我从临沂叫到济南，从济南叫到北京，又从北京叫到济南，济南再叫到临沂，困难多多。我深深感到最大的困难不是金钱，而是人心。钱是人赚的，心是金钱买不到的，没有人哪有钱?光有人没有心也不行，所以我就开始从“人心”方面下功夫。在北京，我最感激全国人大主管教育的张承先老先生，他是山东人，了解山东的高等教育；还不止如此，他曾参与主持过教育部和北大。他知道教育的重要，十多年以前，他都快80岁了，还答应陪我去临沂亲自推动临沂大学。这给我莫大的鼓励。再者就是济南的苗枫林先生，他当时是山东人大副主任，曾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他说退休之后，专心帮我推动在临沂建校的事，让我觉得不孤独。可是到了临沂，温度就降低了，所以我曾很激动地向一位地方主政者进言道：“你不管官做得多大，还有人做得比你更大，你不管政绩办得有多好，还会有人办得比你更好。可是你若能创办一间大学，则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秋大业，培育青年，留名青史，无人可以与你相比，无人不会不感念你。”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这么热心地去推动在临沂创办一间大学? 很简单，临沂需要一间大学。临沂市区下辖11个县市，人口将近 1 000 万，只有一间师范专科、一间医学专科。临沂的青年学子没有机会在当地读大学，要读就得跑到省城——济南或京城——北京去读。可是，济南或北京又不给临沂学子以“公平”的资格入学。譬如说，北京清华大学在1997年向全国招收 2 276 学生，其中分配给北京市的名额是439名，分配给山东省的是98名。生在北京的人，每 20 000 多人就有一个机会进清华，而生在山东，包括临沂的人，每100万人才有一个机会进清华。临沂人进清华的机会是北京人的1/40。尤有甚者，在北京的考生能考到总分的78%以上，就可以进清华，而在山东的考生则需考到93%以上才行。天呀！分数相差15个百分点，多么大的不公平的公平竞争。这些话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过?

　　根据1999年7月的统计显示，住在北京的学生只要能考到466分，就能读文科院校；只要能考到460分，就能读理科院校。而湖南和湖北的学生，则非考到556、556分和537分、566分不可。分数的相差，高到100分以上，真是令人不服。同样的，北京的考生，只要能考到420分，就能进文科专科，只要能考到382分，就能进理科专科。可是，湖南的考生则必须考到514分和480分才行。在湖南连专科都读不上的学生，在北京都可以读本科了。这真是人不能尽其才，只有地能尽其利。

　　连最穷的贵州省（1998年的人均收入，仅为北京的13%），那里考生的成绩，在理工科为480分，文科为514分，都高出北京考生的分数很多。 1999年，北京考生的录取率为75%，上海为66%，湖南为50%，而山东则远在50%以下，在烟台，则仅为30%左右。多不公平！不平则鸣！

　　还有，北京的人口是1 200多万，大学就有67所。临沂的人口是1 000万，大学一所都没有。生在北京，或住在北京，和生在山东，或住在山东的孩子们，他们读大学的机会有天渊之别。

　　你也许会觉得，生在临沂的人，都是乡窝佬，智商不高，不是读大学的材料。你若真的作如此的推论，你就是大错特错了。你知道吗？诸葛亮和王羲之都生在临沂，颜真卿和王祥也是临沂人，连对算盘定型有功的刘洪和法家代表荀况都是临沂人。万世师表的孔子和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都是临沂市区邻近曲阜和日照人。自古以来，临沂地区人才辈出，临沂人不是笨，是没有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

　　说到受完整教育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应该有多大呢？远的不比，就以台湾为例，让我们看看台湾，在对大学生所提供的机会又是如何？台湾有2 100万人口，是临沂的两倍，可是台湾目前有大学39所，学院45所，专科52所，一共是足136所，不是两所。台湾有在校的大学生41万，硕士生 4.3万，博士生 1.1万。而每年毕业的有学士 8.6万，硕士 1.4万，博士1 300人。再就博士生而言，台湾每年除了自己训练的1 300人之外，还有归国的洋博士1 000多人，总计在2 300人。反过来看，在临沂上大学而毕业的学士、硕士、博士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个差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当代人才竞争的世界里，我们还不及时迎头赶上，尚待何时?

　　至于临沂，将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一间大学，问题在哪里?毫无疑问是高等教育政策不对，国家没有注重人才的重要，没有使知识经济挂帅，否则一声令下“国兴科教”，集中全力办教育，像做父母一样，省吃俭用，只要苦一代，以后代代就好了。可惜的是，事实却相反，政府在政策上，除了高等教育之外，对其他的事业如粮食生产等等都有指针，每省、每市、每县，不管真假，每年都能达到。高等教育一项，变成了灰色地带，无人过问，所以才落后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并不是钱的问题，就以临沂而言，政府虽然是穷，可是并非真正没有钱。能花上上亿的钱建飞机场，就不能花千万的钱办大学。在请客吃喝上花的钱之多，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问题不是钱，是在人心。办教育对地方官员的升迁，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教育的收益是下一代，他做官则只有三五年，毫无报酬，又无业绩。再者，就是人人都想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就行了，不管别人的孩子。

　　其实，大家也不是不知道，临沂的前途，临沂今后的发展，要靠人才，自己不训练，就没有人才可以引进，没有人才，临沂是没有出息的。到底临沂要再过多少年没有出息的日子呢？大权握在临沂地方官员的手里。这就是我想感动他们的缘故。

　　我，叫了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我的经验知识与良知。我，叫了这么多年，到底是想做什么?又怎么去做？

　　首先，我必须说明，自己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退老还乡生活无虑，但要掏腰包捐钱办大学，无济于事。再者就是，我不想效法武训，行乞讨钱办学。吃人家的口短，拿人家的手短，我不想陷入那种境地。那么，我要怎么做呢？我是想感动地方政府的官员，大力地在教育上投资。我也知道，办学需要很多钱，但是我们可以从长计议，连罗马都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不是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可是我确实知道，我不推动创建临沂大学，就没有人推动创办临沂大学。我的良知，使我觉得是责无旁贷。目前，我需要的是：一、政府拨地；二、政府拨款。土地，必须是够今后五十年的发展；款项，则先要启动费即可。至于在人的方面，我出面负责组合。我的基本构想是，在动工之后的10年内，建成一座“临沂大学”，使政府在开创期间的财政负荷不要太重。在设计上有两大要求，一是未来的大学必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二是未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授，全靠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这些都必须规划在蓝图里。

　　临沂大学的发展计划以50年为第一里程，在这一里程里包括创建、成长与定型。临沂大学的初期只能朝着以“教育”为主的方向发展，为国育才是最初的目的。至于是否在将来要走上“科研”大路，要看发展的情势而定。

　　最后，要提一提师资的问题，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在这方面我有我的思路，那就是仿效创办烟台大学的模式。烟台大学初创五年的师资，是由当时的常务副总理万里先生责成北大和清华支持的。五年之后，本校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其他来源，就可以接棒。临沂大学，没有当年万里先生的雄心壮志和鼎力支持，不可能有北大和清华那种参与，但我亦有二项师资的来源，其一是向全省全国各大专院校求助，希望每一院校伸出援手，能安排一两位教师来临沂大学教课，职位与薪俸由原单位照办和保留。临沂大学供给食宿。其二是向海外在教育界退休的华裔教授们求助，也是在临沂供给食宿。在这方面，我在最近几年内曾在多方面接触过，反应很热烈。譬如说，北大的陈校长和陈副校长，都答应全力支持；济南的高校，包括山大的曾校长也答应全力以赴。我认识的高等院校的主脑很多，在这一方面的支持，不会有问题，我认识的海外华侨也很多，他们也都愿意支持。我有信心，在创办五年期间的师资没有问题。

　　前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现任政协副主席和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先生，非常支持这项计划，不但支持在临沂办大学，他说应该在每一个有1 000万人口，而仍没有一间大学的地区办一间大学。临沂大学的成功有带头作用。

　　这篇文章所说的还不是我推动临沂大学这个故事的全部，只是开始。譬如说，大力支持并出力助我推动的还有我的两位同乡宋法棠（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和张玉台（现任国家科协书记）。在不同阶段和时期，他们都功不可没。详情我会在下面适合的章节中交代。又譬如说，我在临沂当地政府叫得多了，久了，他们就觉得烦。当我觉得光在北京、济南高叫临沂需要一间大学无济于事时，我就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去临沂叫才行。第一次去临沂面对当地政府推动临沂大学是1990年以后的事，我去求市长和书记。一个书生要去说服一个书记，谈何容易?我心里有数。

　　和全国各级政府一样，临沂市的领导班子按期更换，一旦换届，我的推动就要再从头开始。每一届市政府的反应并不一致。大家一致的是，临沂需要一间大学，可是临沂没有钱办不起。当我叫的次数多了，人家就烦，连我自己也觉得烦。也有人劝我不要再烦了。可是我的良心促使我叫，我不叫，没有别人叫。而且是，在高等教育上，我最有资格叫。结论是，我不能不叫。即使是有人嫌我烦，我还是要叫，一直叫到有间临沂大学为止。

　　我也实在有点惹人家烦，不但是登门呼吁，还写信求助。下面就是在不同时间写给省委书记吴官正、省长李春亭和市委书记乔延春的信。

　　吴书记：李省长：

　　在第八届政协会期间，蒙您接见，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有一个进言的机会，我毕生在中、美从事高等教育，深知教育之重要。21世纪是一个科技世纪，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靠政府。所以我向您进言，希求政府的“父母官”要用“父母心”来办教育，因为父母者深知教育在子女一生中的重要，所以就不辞劳苦，省吃俭用，以求子女能够接受完整的教育。父母们把教育看成对下一代最好的投资，不期求对本身有所收益，因而，就不会在经济上急功近利地斤斤计较。

　　我家乡是临沂市区，人口超过千万，大学没有一所，那里的青年人，天资不低，资格都够，可是没有机会读大学。我决定利用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后的余年，以武训的精神，回临沂去办一间大学，救救孩子。

　　您对我进言的认可，给我无限鼓舞。

　　此外就是您的远见，以5亿元巨款来推动高科技及其产业在山东的发展，我们非常佩服，非常兴奋。为了支持此一跨世纪计划，我曾当面自告奋勇，为山东谋求中外专才，成立一个顾问或咨询委员会，以玉其成。在省期间，我曾多次与宋法棠副省长谈及此事，他深愿为您和省里的此项远大计划尽力。归来后，我与有关在生物技术、新材料、电子信息以及医学和农业方面专家与领导接头联络，大家都非常支持，这些专家都是尖端人物。

　　希望接信之后，能及早指示下一步如何进行，因为你们很忙，指示由宋副省长转告即可。专此

　　顺颂安祺！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学术）孔宪铎

　　1998年6月19日

　　乔书记：

　　日子过得真快，临沂拜别之后，又是一年。谢谢您对我们全家返里时的隆情盛意。

　　近年来，很高兴有两次机会拜会您，每次都会向您提起在临沂创建一间大学的心意。在临沂办一间大学，何其容易?可是临沂没有一间大学，在今后的发展，将更困难。我为什么要尽余生之力在临沂办大学的原委，在去年写的“科教兴国”等三篇文章中，说得很清楚。而临沂学子要一间大学理由，也在另一篇文章中述说过。

　　为此，我到处呼唤，为此，我时时呼唤。十多年来如一日，为了临沂的将来，为了临沂的孩子，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在北京向宋健副主席，我在济南向吴书记、李省长都请教过。宋健先生非常支持在临沂建大学的努力。

　　今年7月初，香港电台为我在临沂创建大学的心愿，特别制作了30分钟的《中国人，中国心》的记录片，在香港播出。临沂需要一间大学，临沂的孩子需要一间大学，已是无数人的心声。尤其是在全国教育会议之后，大力推展、开放大学教育，把在临沂办一间大学的梦想，推到现实之中，希望乔书记能在此时，登高一呼，玉成其事，我将尽全心全力，为临沂大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将于9月26—28日在曲阜参加孔子2 550年大典，希望在那时有机会和市里有关领导商谈此事，成立委员会，实时开展工作。您的支持与领导是成功的关键。为了您的临沂、我的临沂、1 000 万人的临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决心一下，苦一下我们这一代，以后的代代子孙受益，不再苦了。

　　即祝暑祺孔宪铎敬上1999年8月8日当我把当地政府的人都叫烦了，他们就不再见我。见我的只剩下政协的郑斯仁先生和科协的华洪女士两位。这两位支持我推动临沂大学到底的朋友，我终生不忘，也终生感激。我也忘不了人大常委会的李祥栋主任。

　　天无绝人之路，是1999年的秋天，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中药，又去找宋健先生推动临沂大学，他即找到了当时任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的宋法棠先生。宋省长当即答应在10月1号国庆节的假日中陪我去临沂，再次帮我推动临沂大学。他多次助我一臂之力，拉我一把，我分外感激。

　　在国庆节之前，临沂市罗庄区的领导李桂祥书记正和青岛市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商讨创建民办大学的可行性，他带着有关人员到北京来找我商讨此事，我开门见山地说： “基本上，我反对以营利为目的办学，但我不反对企业家在教育投资上有合理的回报。” 这一点共识达到了。可是教育部要在办学有成之后，才能立案，企业家要先立案才办大学。办不到。我去教育部，港澳办的李海绩主任热情地帮助我，多谢他。10月2日，我和内人到了临沂，央请前临沂市副市长、时任济南山东建工学院书记綦敦祥陪同。他对临沂很熟，人又善良热心。在宋省长未到之前，我们三人去孟良崮一游。触物生情，回忆五十多年以前的种种切切，真是感慨万千。

　　10月4日，宋省长夫妇中午前抵达，马上与临沂党政首长讨论临沂大学的可行性。创建一所新的大学，经费是成败的关键。假如是建立在现有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则较为现实。我本来反对这一做法。因为我觉得要成立临沂大学的目的，是要增加临沂人读大学的机会，不是要把临沂师专升格。临沂师专升格，有妨增加大专学位的数目，达不到我要为临沂学子创造更多读书机会的目的。同时，目前的临沂师专在山东的师专行列名列前茅。一旦变成大学，这个优势就消失了。

　　临沂师专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临沂需要中小学的老师。

　　我更不希望一间建立在专科学校基础上的大学，走不出专科的阴影。

　　宋省长和张玉台先生都劝我采取利用临沂师专为基础的途径来推动临沂大学。他们都有务实的经验。不久，临沂师专在张玉台先生大力支持下，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临沂师范学院，这是历史性的发展。临沂第一次有了一所本科学院。

　　2000年秋，临沂市教育局长孙家振和临沂师范学院首任院长徐同文，来香港科大与我共商从临沂师院升格为临沂大学之事。

　　对我推动临沂大学的努力而言，这是走出了实质上的第一步。我要入境问俗，面对现实。

　　同时，山东建工学院的綦书记告诉我，在由山东省委吴官正书记主持的一次大会上，主讲人宋健先生在谈到山东高等教育时，特别提到我对推动临沂大学的热心和努力。借着这个机会，我在济南一个年会上特别向吴官正书记再次提起创建临沂大学之事，他对我的印象很深，一见面就叫我“孔校长”。他对我有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向他写过信，不仅仅是因为宋健先生对他提过我，也是因为我在几年之前，曾当他面要求山东的父母官，能以父母之心办教育，不要把公费吃掉了。他还幽默地说：“在山东不是吃掉了，是喝掉了。”山东人真能喝酒。

　　我在省委书记面前的直言，曾登在《齐鲁晚报》的首页（1998年4月7日）。

　　吴官正书记很重视山东的高等教育，不时地到各高校探访。他对我这个终生从事教育的人非常礼遇，至为难得，值得尊敬。

　　2000年底，宋法棠调升为黑龙江省的省长，正当我担心支持临沂大学力量少了一大截之时，临沂市来了位新市长李群。他对临沂大学既热心，又有兴趣，还内行。我会见了新市长，相见恨晚，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上看法一致。临沂不能没有一所大学。我也把这位年轻有为和英俊上进、前途无量的李市长，在吴书记面前表扬了一番，表扬了李市长对高等教育的远见、支持和关心。我说：“临沂有了李群市长，就有了临沂大学。”

　　我在2001年初再到济南推动创办“临沂大学”之事，这次确是恰逢其时，我这次去济南拜会两位副省长，又是恰逢其人，真是时间找对了，人物也找对了。他们两位是主管教育的现任和前任副省长邵桂芳和张瑞凤，都是因为我多年来热心推动临沂大学而知道我的。邵副省长说：“宋健对我至少有四次提到你。”张副省长还特别写信给我，在信中说：“特别是你对办临沂大学的至诚，深深感动了我，愿陪您赴临沂促成此事。……”

　　接着我又依照和两位副省长约定的时间，于3月18日在科大教完课之后飞抵济南，由山东国电安排，住在贵都饭店。当晚就由现任人大副主任张瑞凤晚宴，赴宴的还有临沂市新任市长李群。席间谈的都是有关创办临沂大学的事宜。第二天一早，邵副省长请我共进早餐，约定他迟一天到临沂的时间，并在餐后一同参观建工学院。

　　在建工学院同事的眼里，我能请到并陪同邵副省长莅临，是发挥了他们所谓的“名人效用”。

　　我和张副主任一行多人，加上教育厅的马庆水副厅长，于3月19日下午到达临沂，公路好，行车快，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一宿无事。第二天早上，冠盖云集，乔延春书记、李群市长，以及多位副市长，再加上主管地产、财政和教育的主管和人大、政协的主脑都到齐了，我们一大伙人超过三十多位，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去勘察校址，看了四个位置，都有3 000亩地以上。既然是临沂大学，校址最好还是临靠沂河，名副其实的临沂。

　　3月20日的下午和21日的上午召开临沂大学讨论会。邵副省长也匆匆忙忙地从济南赶到，这可能是自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战和内战时的淮海战役之后，在临沂所召开的最具历史性的会议。抗战初期的台儿庄大捷，张自忠将军在临沂集结兵力前往增援；内战后期的淮海战役，陈毅将军在临沂坐镇指挥。这次，是邵桂芳副省长和张瑞凤副主任亲临领导，指出办临沂大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正是时候起步，纵观国内、省内大势，办大学正是机会，千万不要失去良机。他们两位，一位推动，一位铺路；一位指出方向，一位凝聚力量；一位说出钱，一位说出力，合作得天衣无缝。我可以在他俩之间，发挥专业之长，绘出蓝图。张副主任为人是德高望重，说话是画龙点睛，在在都是语重心长。邵副省长为人是苦口婆心，说话是引经据典，一步步地主战疆场。我也借机发挥，真心动心，真情动情，道出临沂没有综合大学之不足，指出临沂大学对临沂子弟及临沂前途之帮助。至此，经过两天会议，云开日出，大家达成共识，创办临沂大学是为临沂人民和土地造福之路，谁也不再有异议。这次会后，市政府成立了创办临沂大学的筹备委员会，李市长义不容辞地挂帅统管。

　　在散会之前，我特别起立代表临沂后代千千万万的学子，谢谢大家的善心、善意和善举。

　　是2001年的3月21日上午，临沂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在临沂陶然居大酒店正式成立，由李群市长主持，我为顾问之一，是为记。

　　之后，我在香港收到一份临沂传来的“创办临沂大学论证会纪要”，写成于2001年3月26日。

　　“2001年3月20—21日，创办临沂大学论证会在临沂市陶然居大酒店举行，省人大副主任张瑞凤、省政府副省长邵桂芳、省教育厅副厅长马庆水、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原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市领导乔延春、李群、李祥栋、王友忠、包祖善、李志田、郑斯仁、王法义等出席了会议，市政府秘书长林祥余、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孟庆山、临沂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纪祥、院长徐同文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李先建、孙家振、姜荣仁、高成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市委书记乔延春主持。会议期间，与会领导及专家视察了临沂师范学院校园、教学设施、体育场馆，实地考查了兰山区、河东区、罗庄区内的四处临沂大学选址。省市领导和专家先后在论证会上发言，对创办临沂大学的必要性、重要性、战略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会议并确定：一、要明确创办临沂大学的指导思想；二、要进一步搞好规划论证，早日提出方案；三、要落实创校的体制和机制；四、要详细策划筹备资金问题；五、成立创建临沂大学筹备委员会。“邀请张瑞凤、邵桂芳、马庆水、丁肇中、孔宪铎、曾繁仁等省里领导和专家学者为顾问。由市长任主任，一位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分管教育副市长任副主任，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筹委会下设工作班子，具体负责临沂大学的规划建设、学科设置、组织协调和对外联络等工作。”

　　接着就在6月19日上午，李群市长主持召开了临沂大学筹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中成立了临沂大学筹建工作班子，有专家咨询委员会、规划设计建设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组、学科规划申报组、资金筹集组。更重要的是安排了工作日程：在2001年下半年选地，2002年上半年开工，2003年完成第一期工程。随后，市政府敲定校址，确定面积，通过国际招标进行大学规划，并成立了大学建设指挥部。

　　至此，临沂大学已不再是一个梦。

　　我在8月1日上午去中南海向万里先生汇报创办临沂大学之事，他说：“是好事，好事难办。”接着又说：“临沂穷，办一所好大学不易，但有所大学比没有好。”他说的和他为人一样的实在。

　　大学的筹建迅速推进，而且由市政府出钱，市政府负责建设，这还是第一次。李群是第一人。

　　市长叫我老师，李群也是第一位。

　　我对促成临沂大学之建立，真是用心良苦，见天求天，见地求地，见人求人，见官求官。是2002年的3月中旬，我在去愉景湾的船上遇见凤凰卫视的知名时事评论家阮次山先生。他是一位我仰慕很久的政论家，他有灵敏的政治嗅觉、高尚的政治道德和服人的政治见解。我即趋前自我介绍，大家相见甚欢。在谈话中，我特别提起我退休之后，回老家山东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举出推动临沂大学为例，他甚感兴趣，并邀约我在他中午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简述原委，播出之后，反应很好，效果很大，这又是一个助力。为了到处呼吁创建临沂大学，我在香港以及国内的各种媒体上下功夫，除了凤凰卫视之外，还有香港电台为此制作了30分钟的《中国人，中国心》节目。我还特别长途跋涉去了临沂河东区那片沃野上拍摄实景当作临沂大学可能的校址。此外，哈尔滨出版的《中外企业家》（2001年4月份），济南出版的《走向世界》（2002年12月份）都以我为封面人物，都以鼓吹创建临沂大学为主题。每有杂志访问我，我就大声疾呼“临沂需要一所大学”。

　　在《走向世界》杂志上我说：“一生要做三件事：必须做的，是在美国成家立业；喜欢做的，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创办；应该做的，则是推动在山东临沂办一所大学，教育家乡的后代。”

　　以后，我就等着奠基典礼。2001年过去了，2002年过去了，2003年也已过了中秋。这是一个“非典型”的一年，因为有了“非典”，也是因为有了“非典”，我在美国逃避了一多半“非典”在中国猖狂的时间。

　　2003年初又到了换届季节，李群市长升为李群书记，临沂大学也由规划升为行动。

　　2003年的9月，我由美国回到香港，10月8号到了济南，在两天的年会中，得知临沂大学已订于10月18号奠基，并举行典礼。

　　当临沂知道我在济南之后，邀我参加奠基典礼，并同时邀请我参加在10月16日为纪念书圣王羲之1 700年诞辰而举行的文化节。

　　我于10月16日到了临沂，由主持筹办临沂大学事务的常务副市长徐景颜接待，他的谈话令我感到面目一新，生气勃勃。从徐副市长的身上和谈吐之中，我意味到临沂大学的格局，不平凡的格局，我意味到临沂大学的水平，不一般的水平，我也意味到临沂大学的前景，不可限量的前景。为此，我向徐副市长自告奋勇，愿意帮他并为他出力，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在10月18日的奠基典礼上，李群书记特别把我安排和原副省长张瑞凤坐在一起，特别把我介绍给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特别在致词时谢谢我对临沂大学的推动和热心，特别在破土典礼时走过来和我握手致意。这一切的一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对临沂电视台记者说：“十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下面就是李群书记在大学奠基典礼上致词的全文：尊敬的迟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同学们：

　　在举国上下欢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胜利升空的喜庆日子里，在我们隆重举办首届书经文化节、纪念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诞辰 1 700 周年的浓厚的节日气氛中，我们又迎来了临沂大学的奠基典礼。在此，我代表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向前来参加大学奠基仪式的迟主席，向为临沂大学给予了关心和大力支持的省领导宋法棠、张瑞凤、邵桂芳同志，向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为家乡高教事业多方奔走的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向所有为临沂大学洒下辛勤汗水的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临沂是一块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地区，区内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即形成“家有塾，觉有庠，州有序”的教育体系。春秋时，境内有多人拜孔子为师，著名者有曾参、澹台灭明、仲由，原宪等人。战国时，荀子在兰陵一带讲学，培养了一批人才。此后历代人才辈出。沂州府先后有55人中进士，185人中举人。从1902年起，境内兴起办新学之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由于沂蒙解放区是山东和华东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地，在客观上也成为山东乃至华东地区人民教育的中心。抗大一分校、山东建国学院和山东大学的相继创办，使临沂为全国少有的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典范地区之一。

　　毋庸讳言，在建国之后，临沂地区的高等教育一度呈现空白。在“大跃进”运动中建立的临沂大学创办一年后即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下马。上世纪70年代初，设在费县和沂水的临沂师专与临沂医专开始招生，临沂高等教育又重新走上中兴之路。本世纪初，由临沂师专和临沂教育学院为主体合并成立的临沂师范学院，使临沂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创建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得人才者领天下之先。沂蒙大地千万人口，近86％的适龄青年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接受本科教育的适龄青年只有 1.7％。人才的匮乏，已是制约临沂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瓶颈。建一所高等学府，已是势在必然。当前，我们临沂和全国一样，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正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大临沂、新临沂宏伟目标有赖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离不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这一基础原动力。临沂大学建设是沂蒙人民的希望工程。对于千万临沂人民来说，临沂大学的建设，已远远地超出了建设一所学校的意义，它凝聚着沂蒙父老乡亲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期盼，对明天的希望，对未来的憧憬！山里的孩子圆不了的大学梦，像一串沉重的惊叹号，既压在孩子和家长们的心上，也压在市委、市政府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心上！

　　我生长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大学毕业后，也曾执教数载。亲身的经历，使我深知教育事业的艰辛与神圣！老区要振兴，离不开教育；临沂要发展，更需要综合性大学！在这“天时人事日相催”的大变革时代里，早日建成综合性大学，已成为千万沂蒙人民的期盼！经过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经全市上下历时一年多的辛勤努力，沂蒙人民建立临沂大学的心愿终于在今日成为现实！

　　“好雨知时节，长空鹏翅展。沂蒙精神光映神州，华夏大地百花争艳。伟哉，孟良崮；美哉，沂蒙山！”这是迟浩田老将军于6年前重回沂蒙时留下的充满激情的豪迈诗篇。这诗句，既是将军对老区的美好祝福，又是将军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时代激励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我们必须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我们一定要秉承革命前辈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以科学的态度、十分的真诚和百倍的努力，建设好临沂大学，报答沂蒙人民的信任和厚爱，谱写一曲沂蒙老区光荣与梦想交织的辉煌乐章。

　　建设一流名校，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临沂大学的建设，必将使一个人才辈出的新时代早日到来，必将使沂蒙大地又一个经济文化事业的辉煌时代早日到来！

　　谢谢大家！

　　在临沂的历史上，李群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秋大业，培育青年，留名青史。

　　从李书记的致词中，可以觉得出来，他是一个抱有雄才大略、怀有远大志向的领导人物，他领导着临沂人民创建了临沂大学，临沂大学将会教育临沂人民走向富强康乐大道。

　　临沂大学会改变临沂，使临沂再不会和从前一样，再不会和贫穷绑在一起。

　　李群改变了临沂，送走了旧的临沂，迎来了新的临沂。

　　临沂大学奠基那天，风和日丽，临沂大学建立的时刻，有天时、人和与地利的结合。

　　徐副市长在主持奠基典礼致开幕词时，还宣读了各方来的贺电，来自政府官员中的有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科协书记张玉台、原农业部长何康、原科技部副部长惠永正；来自教育界的则有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北京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原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原山东建工学院书记綦敦祥等。

　　这些都是我在接到通知之后，用电话邀请的结果。吴家玮想在贺电中提到我，我谢绝了，但我绝不会忘掉他的一份善意。

　　从徐副市长的谈话中得知市府建立临沂大学的雄心很大，格局很高，令人振奋。但是由于临沂大学是从临沂师专的基础上开始，希望不要受到临沂师专理念上的约制。

　　最后，我对徐副市长说：“我生在临沂又在中外从事高校的行政工作，我是责无旁贷的，有权大声疾呼地去推动创建临沂大学，现在临沂大学奠基了，我再不会主动地指手画脚。”“但是，如果临沂大学需要我，我会以三生有幸之心，去为临沂大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说以上的话，是经验之谈。师院的高层，对外来的空降部队有戒心是人之常情。但就事论事，办不同层次的高校，也需要有不同层次的人才。临沂大学千万不要办成临沂师专的延伸。我就毫不保留地向李群推荐几位有丰富经验和有公认成就的多位前、现任大学校长来指点迷津。他们分别是现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加大戴维斯分校校长 L. Vanderhoef、前任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和香港科大校长吴家玮，再加上前马大分校校长和现任美国科学基金会会长R. Colwell，和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聘请他们成立一个实质上的顾问委员会，逐步推动临沂大学进程。

　　李群了解也支持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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