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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北大，老树新芽

　　《我的科大十年》(香港三联书店，2002)的问世，正巧碰上国内高校改革潮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像是在近代史上的诸多革新运动一样。北京大学是龙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领军献策，冲锋陷阵，他对我说： “你的科大十年，我看了三遍，还把创校的三个原则：面向世界，游戏规则，以人为本，复印出来给同事。” 我甚心领。

　　北大推动的教授任用和升迁的改革，像是台风一样，来得汹涌，挡的也汹涌。其中细节，我是在美国时从《世界日报》上，在香港时从《明报》上和在国内时从《21世纪经济报道》上读到的。当中也有《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龙希成和我的越洋访问，真是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空前的热闹。为此，张维迎院长邀我在京时，于2003年10月23日晚在光华管理学院，以现身说法来讲科大十年有成的经验与国内高校的改革，因为我刚被武汉大学黄进副校长邀请在武大讲过同一题目，所以也能驾轻就熟地发挥一下。

　　次日中午，由北大副书记王登峰教授做东，鞠副校长、林毅夫主任、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多人聚餐，高高兴兴地共聚一堂。席间，我心血来潮似的问王教授： “能不能为我在哲学系安排一个演讲，我想听一听哲学家们对我在 ‘基因与人性’ 上看法的反应，因为我想到哲学系读个博士学位。”他的回答是： “我在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有一堂课，请你去讲。” 他毫不犹豫地请我，我也毫不犹豫地答应。讲完之后，他说： “我收你做博士生。”一个令我惊喜的意外。他又说： “讲得很好，能再多讲一些基因方面的知识更好。”

　　基因是我的本行，看家本领，我没有在基因上多发挥，怕人家说我只懂基因。我在人性上讲了很多，怕人家说我不懂人性。没想到王教授的反应和我的心态正相反。

　　我送给王登峰教授两本拙著 《背水一战》(香港三联书店，1997)和 《我的科大十年》，并在扉页上用大字写着： “王登峰教授指正：从收我做学生的那天开始，你就从登峰走向造极。”

　　10月20日，我们又在济南相会，王教授对我说： 报名之事，他会代办，并且已向许智宏校长汇报过我的情况。3月初考试，因为我来自美国，列为留学生，英文和政治两课免试。他会来主考我的专业。 他的专业是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当我致谢并告辞时，他说： “北大有人劝我不要收孔宪铎做学生，因为他会折磨你少活10年，我宁愿少活10年也收你。”我为之深受感动。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对我说过愿为我少活一天，何况10年!

　　王教授收了我，我也如意地选了北大，中国人哪个不想读北大?连北大校长许智宏都对我说：“做北大的校长，不是留名千古，就是遗臭万年。”不会是默默无闻。

　　花了100美元的报名费，并在2004年的3月从美国抵港，8日到北京，9日在政法大学，11日在北师大讲 “科大十年有成的经验”，13日下午在王登峰教授前应试。

　　我在5月由美返港，6月尾赴北大心理学系办公室填表，7月初收到录取通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自己选的论文题目是 “基因与人性”，基因是我30年来的专业，人性是我近10年来的兴趣。

　　我是人类的一员，我想知道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

　　我想知道人的父慈子孝之别，我也想知道人心的自私之源，我更想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所以，多年以来，我就想解读人性上的这个谜。可是，我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还是不得其门而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兴趣，也没有阻碍我的摸索，更没有减低我的联想。我一面在深思，又一面在讨教，我向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述说。我觉得父慈很深而子孝很浅，不是吗？久病无孝子。他指点我去看A. Smith的Morality and Sentiment(道德与情操)一书。我看了，获益匪浅，也使我觉得自己的思维符合先哲思维的主流。我向科大文学院教授郑树森请教他对人性的看法，他劝我去读哲学方面的书。我去香港的商务、三联和深圳的书城买了一大堆有关人性哲学方面的书，我一面在读书，一面在写笔记。

　　从1999至2000年之间，我先后发表过三篇现在看来粗浅却在人性方面很用心的文章。我在美国家中看完 《雍正王朝》连续剧之后，在 《明报月刊》的十方小品上写了一篇 《性相近，习相远》，讲的是人性。我在2000年美国和台湾的大选过后，在香港的 《明报》 和台湾的 《联合报》上写了一篇《从选举中看人性》。在2000年的 《文采》杂志上，也写了一篇 《人的本性》。这些都是我在生活中体验出来的，都没有哲理的根据。

　　渐渐地，我又向基因方面进军，看完了R. Dawkin的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和2003年的几篇在《时代》杂志上有关基因和Nature and Nurture的文章之后，就兴趣盎然地提笔撰写 《基因与人性》。细看了很多书籍，经过了许多人的阅读和指教，以及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王学典的鼓励，终于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年半之后完稿，并发表在2004年第4期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上。这篇论文，是在 “基因与人性” 的主题下分成四章，第一章是对基因与人性的分析，相当于总论；第二章讲述了影响人性的一些基因；第三章专述影响基因表达的人文因子；第四章谈基因和人性的关系。我希望，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我能够用基因的特性来解说人的本性。

　　这就是我想研究基因与人性的起因，也就是我要读博士的原因，别的没有什么。

　　选了北大，是因为北大的百年字号和北大的老树新芽。老树有历史，新芽有生气。进了北大，是因为北大的名气和人气，凡在中国读过书的人，很少人不知道北大，凡在中国有名望的人，也很少人不和北大有缘。从“五四”以来，很少历史上有名的运动，没有北大的参与。第一次踏足北大是1978年，汤佩松老师引我看了看北大的校园，觉得是那么近又那么远。之后，多次去北大讲课和参观，第一次是讲“生物技术”，学生要求我用英语。最近一次讲课是在北大百年纪念的一连串的活动中，与美国的吴瑞、台湾的吴成文同时被聘为客座教授，在由副校长陈章良颁发聘书时讲“绿色和基因革命”。最值得纪念的是由多伦多大学学长张龙祥(1948届)带我(1968届)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他刚刚交出北大校长大印，心情轻松，去了未名湖，也看了象牙塔，还请我在学生餐厅吃了一顿可口可味的饭。说到未名湖，就联想到北大的未名集团，我还在集团下的一间生物制药公司“科兴”做了好一阵子的顾问和董事。继而，结识了老总潘爱华，由他牵引而结识了北大的任彦申书记，一位既会发射光，也会反射光的干才，是我们一起加上深圳的李连和、香港的卢毓琳推动了北大、科大和深圳三地的产学研基地和医学中心，中心下的深圳北大医院现在是闪闪发光，值得一记。北大的未名湖，像英伦康桥一样的有诗情画意，我曾迷失过但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