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中兴大学，山头众多 第2页:香港科大，登峰造极 第3页:山东建工，另类文化 第4页:临沂大学，山地风云 第5页:世纪北大，老树新芽

　　“山东为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圣经贤传，历代所宗……”从小就从这首曲子知道了中国有个这么可爱的地方。

　　我爱山东，因为山东是我出生的故乡。

　　我爱山东，也因为山东是孔孟桑梓之邦。

　　没有人不爱他出生的故乡和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以生为山东人而骄傲，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里，最眷恋的还是山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退休以后的第二天就回到了山东。

　　是2001年的10月16日，我以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名誉教授和顾问的身份，迁入该院教员宿舍——博士楼的二楼。

　　校址在山东济南市和平路47号。

　　山东建工学院是省属以建筑为主的高等工程院校。从这所高校创建和发展史上，可以窥视山东在近50年来在高等教育上发展的概况。该校创建于1956年。当初定名为部属的济南城市建设工程学校。第一届招收480名三年制的中专学生。到了1965年，改为四年制的山东建设厅半工半读的技术学校。三年之后，再改为山东建筑学校。

　　到了1978年，顺着改革开放之风，改制为现在的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又等了四年，在1982年才获准授予学士学位。到了1992年，已有在校生2 500名。

　　1992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热浪中，不断地跟进，但是山东的高等教育仍是举步维艰。当年全国人口为117 171万，山东人口为8 493万，占全国人口的 7.3％，是个人口大省。可是在校的本科生，全国有219万，而山东仅有107 093人，占全国在校本科生总数的 4.9％，是个教育小省，至为落后。

　　近几年来，随着全国高校的扩招，山东的高等教育，急起直追，已快迎头赶上。在2001年，全国有在校本、专科学生719万名，山东已有45万名，占全国总数的 6.3％。再以当年招收本、专科学生数目为例，全国招收268万名，山东招收18万名，占全国总数的 6.7％，大有跟进趋势。若从全国和山东人口比例来看，更为相近。2001年全国人口接近13亿，山东人口接近9 000万，是全国人口的 6.9％。

　　这样的努力和得到的佳绩，值得称喜。

　　可是从对高教投资上来看，山东还是跟不上全国。全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已从20世纪末期，占国民总产值的 2.5％提升到2002年的 3.41％（5 480亿元人民币）。教育部部长周济最近（2004）说，在近期内要追加到 4.0％。山东省的教育投资，从数目上来看则仍然未见大有起色。

　　香港用在教育上的投资，已从1997年的 366.7亿港元，提升到2003年的 492.6亿港元，占生产总值的 4.8％，值得振奋。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指针是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各地差距至巨。2002年全国已从1999年的10％升到15％。在首都北京则已达到49％，而山东山区的临沂则不到 1.7％。值得全国、全省、全市深思。

　　台湾的毛入学率为49％，韩国为52％，美国是81％。比一比，就知道自己在哪里。

　　现在该言归正传，回头来谈一谈，我和山东建工如何结缘。说到结缘，就必须从綦敦祥教授身上说起，因为他是这份结缘的正门“红娘”。

　　綦教授是一位生在广西、长在湖南的山东人，深具大江南北的豪爽憨厚气质，他精巧能干，高瞻远视，从小聪慧好学，即使经过“文革”的折磨，他终能在60年代从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由于时局支配，他被分发到山东沂蒙山区所谓第三线一个偏僻的县城工作，那个县城的名字叫沂源。

　　他在化肥和酿酒场中，从技术工而到厂长，骑在自行车上仍然背诵外文。由此可见他上进心切之一斑。英雄创造时代，时代创造英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启用人才，使他受益匪浅。

　　在中国历来都是学而优则仕，他因之而踏入仕途。从山东的沂源而平邑，也从副书记而县长而县委书记。到90年代之初，他已经是我老家山东临沂市的副市长了，他主管外经贸，他常去香港和其他都市招商。

　　香港成了我们结缘的地方。

　　是1992年，他是拥有1 000万人口的临沂市的副市长，我是新创立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副校长，他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我是一位从事并热心高教的工作者。他趁到香港招商之际，前来科大拜访我，我们相见甚欢。我一如既往地揭发山东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够、努力不够、重视不够。依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高等教育上，当其他国家的毛入学率都超过30％的时候，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仍然徘徊在3％左右，尤有甚者，山东的高等教育更不发达。因为山东当局不够重视，临沂市地区的情况更差。临沂市辖管十个县市，我的老家郯城县就是其中之一。人口超过千万，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去考取济南或北京辖区的大学者，分数又要比当地学生突出。临沂学生的毛入学率仅仅是超过1％。

　　我把这一切的抱怨，都在他面前像拔山倒海一样泼出来。

　　我出了大口气，但他并未生气。

　　以后的关系，就由这里开始。以后的交往，都与他的海量有关。

　　1997年春，他代表临沂市政府邀请我们夫妇俩去临沂参观临沂的教育事业，是想改变我对临沂教育现况的看法。在那个白色梨花开放的季节，我们赴约参观了临沂中小学、农校，以及师专。

　　我在农校面对千余师生以名誉校长之身讲述“谁来养活中国”，我也面对师专上百的老师们讲“香港科大的创立”。

　　在很多的乡镇和乡村，我们见证了在那些乡镇、乡村上最好的、最新的建筑物都是小学。这使我觉得很高兴，也很遗憾。高兴的是每地都有一间新的学校，遗憾的是这些都是新的，在以前的日子里用的又是什么？又为什么到现在才有?

　　我们去参观平邑县的一所当地很骄傲的高中，使我失望的是那里的卫生设施很差。其实，我在乡下参观学校所看到的厕所都不像样，连城市的厕所也不卫生。这才使我很感慨地对一位负责教育的官员说：“当一个孩子在无遮无挡的厕所里不能维持自己尊严的时候，长大之后，在社会上很难有所作为。”从那一次讨论厕所问题开始，我就想在乡下推动厕所革命。

　　回到香港，我将此情此景告诉知友卢毓琳主席，由他出面，从孙华璃小姐、蔡少伟夫妇、李兰君先生和卢夫人彭慧冰女士捐出十万港币，要在郯城县的乡镇中学建立一所标准厕所，作为推广卫生的示范。

　　乡间的厕所不卫生，因为没有水冲。缺水是致命伤。“当你连饮水都供应不足的时候，你哪里能顾到在厕所冲水呢?”当地官员们理直气壮地对我说。

　　中国有全世界20%以上的人口，只有7%的淡水。山东则仅有全国平均数的一成。

　　自从这次参观临沂的教育之后，我们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地中小学教育之现况和政府的处境与立场，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与认识。

　　綦副市长是一位细心、用心、有心，更具爱心的父母官。这样的官员少见。

　　也是在1997年，他告诉我说，他即将调职到济南一间建筑工程学院为党委书记，希望我能以我的办学经验，在退休之后，助他一臂之力，我欣然答应。但也只是口头答应。

　　凡是有关致力于山东高教的事，我不会说“不”。

　　綦书记于1997年底，离开临沂市赴济南山东建工学院就任新职，他既然是党委书记，在中国目前的制度下，他就是第一把手，也就是“老大”。我在1998年4月8日，趁到济南开年会之便，应邀去山东建工参观，接受名誉教授聘书，并讲述“创办科大的经验”。

　　山东建工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规模出奇的小，又杂乱无章。我常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开车进了大门之后，要用急刹车，否则就会撞到后墙。你想想看，一间学院占地仅仅在百亩上下，不能再小了。另外一件让我久久难忘的事是，我到访的当天，我自己未修边幅，既未结领带，也没有穿一件合于结领带的衬衫。因为在典礼时要合影留念，有一位滕新乐副院长见状，即去买了两件合时合适的衬衣送我，使我有点不知所措，但还是马上换上了，心中一直存有谢意。

　　我大约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先参观了校园、校舍，再参加接授名誉教授的典礼和一连串的致词，接着就在一间大而简陋的教室演讲。之后，就在学校餐厅进餐，餐桌上大家无所不谈，在座的都是校级领导，除了书记之外，有副书记兼院长，以及多位副院长和办公室主任等10人左右。

　　他们问我参观后对山东建工的感想，以及评价。我毫不客气地直说：“关于山东建工的水准如何？其实你们自己知道，不必问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们这一批校级领导，回家照照镜子，在镜子里所看到自己的水准，就是你们所领导之学校的水准，不可能高，但很可能低于你们的综合水准。因为你们是这所学校的框架或蓝图。由这个框架或蓝图所建造的楼，不可能高于你们所依照的框架或蓝图。而且，你们要非常努力，才能达成自己的框架，一不小心，连自己的框架都不如了。”

　　我接着又说：“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们不能把这所学校的水准建得超越自己的水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提高自己的水准，二是善用高于自己水准的人。”“科大建校七年有成，就是在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的情况下达成的。

　　第二天一早见到綦书记，他对我开口就说：“孔校长，你昨晚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当头棒击，大家都难接受，可是一宿醒来之后，大家又觉得是一针见血的直言。一丝都不错。”

　　这是我在1998年初，留给山东建工学院校级领导班子的第一个深切的印象。

　　到了1998年6月底，我们全家五口第一次回山东寻根。到了济南住在电力工专，可是綦书记从头到尾亲自陪同，从头到尾亲切照顾，留给我的印象至深。到了年底，宋法棠副省长夫妇陪我夫妇到临沂再度推动临沂大学，綦书记又是全程陪同照顾，尤其是在我卧病时，随身照顾，令我深心感激。

　　这是在1998年，綦书记留给我深厚的印象、深厚的情谊。

　　我能回报的，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办好这所在济南尚不见经传的高校。我每年到济南开会，都会和他共商大计。他先下手为强，在2001年的年初，就为我在校园中的博士楼的二楼，装修二间宽畅而又现代化的宿舍，任我选住一间，我参观之后，深感满意。

　　心中跃跃欲试地想迁移过来。

　　但是最打动我心，也最让我觉得他真心真正要我帮助的是下面的一段对话。

　　綦书记说：“请你在退休之后来，付你香港薪水。”他的这句话使我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

　　我心中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在香港的年薪，是他年薪几十或接近一百倍。在当时的内地，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是因为他出言愿做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我才真正地觉得，他是真正地需要我。

　　我 说：“我不要薪水，照香港的标准，你们付不起。付内地的薪水，不如送个人情，只要你提供食宿和交通费用就好了。”

　　一言而定，没有细节，没有文字，更没有想到日后会不会生出枝节。

　　2001年2月14日下午4时，我应邀去山东建工学院新建的学术报告厅对学生讲述我生平的“背水一战”，这也是我写的第一本中文书的书名。

　　非常的荣幸，能为山东建工学院图书馆的学术报告厅开幕作第一场报告，我记得是2月14日，因为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情人节!”他们大声响应。我接着说：“情人节快乐!”下面一阵呼声与掌声。

　　在我讲完回港之后，于2001年的2月23日，收到一份由山东建工院来的传真，题目是“孔宪铎博士报告会在我院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由院团委署名，日期为2001年2月19日，其中写着下列值得一记的反响，从550名现场和3 500名看现场直播的听众和观众中，大家觉得：

　　“孔教授的报告生动、有趣，高度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成功之路，使学生从中得到不少启示，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拥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信心。”

　　“孔宪铎博士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言谈风趣，思维敏捷，具有学者风度和演说家的风范。”

　　“孔教授的人生经历，在无形中给同学们敲了一下警钟，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培养这种抗争的精神，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孔教授所表现出严谨的治学精神、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拳拳报国之心，也令同学们十分感动和敬佩。”

　　“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失败和挫折，而是勇敢面对，不断思索，积极进取。”

　　“我们发现广大学生对此类形式的报告非常欢迎，既能从中学到一定的知识，又能陶冶灵魂……有助于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身心修养，增加自信心。”

　　“学生们还针对我院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看法和建议。……广大同学认为像我院这样的工科院校，浓厚的学术气氛特别重要。在以前……如孔教授这样水平的报告会很少。”

　　最后学生说：“另一方面提高报告会水平，避免强迫学生参加的做法，让学生自主地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使报告会真正得到广大同学的喜爱，使之成为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

　　在我未移步山东建工前，我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是给校级领导班子一个一生难忘的印象，二是给广大的同学也留下一生特别深刻的印象，三是我深深地觉得綦书记是真心诚意地要我去。此时此刻，我对他和学校有积极的作用。

　　于是，我就在2001年10月15日从香港科大退休，次日即飞济南报到。

　　到了山东建工，备受礼遇，都是因为在未抵埠之前，有如前述，已先在师生之间建立了很高的信誉。加上山东人热情好客，使我夫妇处处觉得宾至如归。我的新居与办公室都是新的装饰，新的家具，虽不算宽大，不算豪华，但在其时其地已经是高人一等了。

　　綦书记对我们更是处处格外地敬重三分，在食住行上都照顾得无微不至，食有师傅掌厨，行有司机驾车，居有工人打扫，还有秘书代劳。连在电话簿上的排名，都把我列在榜首，诸此类推，我在建工学院的养尊处优，可见一斑。

　　在“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这句名言上，綦书记在我身上实现最到家，也最彻底，最自然，也最自愿。我心服口服，乐不思蜀。

　　懂得用人，是他的长项，领会到用人的技巧，也是他的长处。他在退休之后，应济南中华女子学院胡升秀书记的礼聘，帮助建设新的校区，工作认真，工作愉快。“因为胡书记对我，就像我对你一样地礼遇。”他毫不保留地对我说。

　　胡升秀书记是一位干将，几年前她问我今后努力的方向，我说：“到了你事业的这一阶段，就去做你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她做了。她为中华女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在长清地区置地千多亩，建筑大楼多座。这间女子学院因她而面目一新，而令人刮目相看。

　　从这张合影上可以看得出来，临沂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缺乏的就是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都是要远离家乡，才能上大学，上了大学不得回去。他们都是外流的人才。赵彦修曾访问过香港科大，现在山东师大主政。李现成是济南大学的一把手。赵明顺是山东医科大学的一把手，对我的保健，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些精英全都是临沂人。

　　剩下来的事，就是我怎么才能全心全意地为山东建工出力献计。我日思夜虑，全力以赴，不留余地。

　　山东建工在当时已因吞并了机械和地质两间相邻的中专，而大举扩展，占地已由先前的一百多亩扩大到了近四百亩，学生也由原来的3 000人增加到9 000人。但是这个刚刚形成的综合体制，人事复杂，水准不一。加上山东建工本身在山东高校中的地位，不见经传，綦书记所面临的难题多如牛毛。

　　我认为当务之急有二：一是团结领导班子，统一思路，解放思想，固定目标。二是要宣传造势，摆脱过去，迎接未来。针对上述二点，我首先建议召集“领导班子集会”（Leadership Retreat），接着举办“名人讲座”（Distinguished Lectures），对症下药。

　　在我和綦书记每晚定时 （7:35—9:00 PM）的散步中，我将上述构思向他提出来，并说明原委，他很赞同，我们每天的散步，既是体力运动，也是脑力运筹，很多事情都是在散步中研讨出来的，可谓一举两得。

　　他和我每晚谈到的都是建工学院的事，这一点，他和我的前任老板吴家玮一样，全心全意地想把学校办好。

　　我既然是綦书记所聘的高级顾问，他又是校级的头号领导，很自然的，我和他沟通，也很自然的。我事事向他或是争取，或是建议，或是陈报。除有特别事故之外，很少假手别人。

　　计策既定，说做就做。我们就在当年暮秋，前往济南郊区五峰山旅居两夜，白天开会，傍晚登山。至于我俩所定的策略，他经由何种方式与渠道，向校领导班子中的其他成员沟通的，我从不过问，也无须得知。

　　我所知道的是，校级的党政领导班子，每周定期分别集会。在党政领导班子中，除了綦书记之外，另一位是副书记兼院长邢世满教授，他早年毕业于山东海洋大学，其他领导人物有：副书记柳文敏；副院长有：方肇洪，王崇杰，沙凯逊，李润芳，杨绪贤和纪委书记孙志芳等。他们分别负责学校在教学、科研、机建、后勤、人事等各方面的工作。

　　上述的各位领导，全都参加了这次的登山会议，我们研讨了当今大学的理念、目前国外大学状况、建工学院的今昔和当前的要务等等。我解答了大家想知道香港科大建校的种种关切，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概况。

　　当然，我也不会失去这个鼓励大家开放思想的机会。

　　改革开放政策，在国内推行了20多年，一直是改革容易，开放困难。因为改革的，是人为的政策、别人的政策。开放的，则是天生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在政策改革上，农业、经济方面的比较容易。政治方面的则比较困难。在思想开放上，南方人比较开放，北方人则比较保守。譬如说，在很多观念上，从南向北走，越向北越保守。从香港到广东，到山东，到东北各省，一省比一省保守。

　　怪不得当年夏天去黑龙江省，讲中药、农业和高等教育时，宋法棠省长嘱我，在每堂演讲之前，都要讲一讲开放思想。

　　正是因为如此，我每次从南方到北方，只要有机会发言，不管正题是什么，我都不会放过机会，讲一讲要开放思想的话。下面是我常常引用的例子：一、

　　认清自己：

　　在各行各业中，你要认清职掌行事。譬如说，你到餐饮场所，需要服务人员服务时，在美国，他（她）们是以为你服务为本，所以在回答你需要的服务时，以你为主的口吻说：“我马上就来。”不管他们多忙，也不管能不能马上就来。可是到了中国，就是主从不分了。当你在任何场合需要服务员服务时，不管他忙不忙，都先回答：“请等一下。”你要等他，意味着是以他为主。那就不符现实了。二、

　　认清轻重：

　　日常中的事务，都有轻重之分，有关生死的都是重如泰山，不关痛痒的都是轻如鹅毛。例如说，在美国过马路，汽车如市虎，性命关头，千万小心。当你看到前后是绿灯放行信号时，才能安全地穿越马路，把自己的生命的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中国过马路，多数行人都不守交通规则，都闯红灯，靠的是驾车的人会煞车让你先行。在那一刹那，你已经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到那位驾车人的手里，失去自主。万一刹车不灵，你就一命呜呼。三、

　　认清苦乐：

　　美国人先花掉未来30年所能赚到的金钱，预支享受。所以住的房屋、开的轿车、用的冰箱等等，都是利用贷款，逐年还清。中国人先担心未来所能面临的困难，预支痛苦，所以现在就开始为未来可能会到来的困境发愁积蓄防范，活了一辈子，却愁了一辈子。美国人现在所享受的是将来预计的幸福，中国人现在所承受的是将来或许发生的困境，一乐一苦，苦乐不分。

　　我不是全部否定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古训。虑的太远，忧的太多，就不实际了。在人生的道路上，实在不必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承担那要到50岁才可能会有的忧愁。像上面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例子，我一说，人人都懂，而且都能体会到。可是，我不讲，则很少有人会想到。

　　遗憾的是，这种在观念上的开放，不是一点即到的，要像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无法立竿见影。

　　我去济南山东建工上班之时，綦书记已在那里工作三年了，是好运当头，也是吉星高照，綦书记到职之后，恰恰碰上两个大好的机遇。这两个机遇，对他主政山东建工来讲，正是千载难逢。一个是高校正在一窝蜂地合并，一个是高校正在一股劲地扩招。由教育部主导合并的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山东大学等等，规模都相当庞大，而由教育部策动的扩招更是突出，1999年扩招的增幅是47％，2000年是25％，2001年是17％，三年之间翻了一番有余，真是空前。而山东高校的扩招更是如火如荼，到了2002年扩招的幅度仍然是23％，居高不下。再说到山东建工学生的人数，从1998的 3 000名，扩增到2003年的15 000，直线上升。

　　前述的大力扩招，不断引起国人的非议，认为社会上大学生太多，就业市场太少，失去平衡，我不同意。上大学是国民的权利，除非是自愿之外，不能剥夺，在社会上能不能就业，是国民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力，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从1982—1991年的10年间，都维持在 3.5％左右，经久未变。可是在1991—2002年的11年之间升幅可观，几乎是每五年就翻一翻。从1991年的 3.5％到1996年的 7.1％，再到2002年的15％。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50％以上），还有一大段路。

　　机遇处处都有，但不是人人都能抓到，綦书记不但是抓到了他所面临的机遇，而且还利用把握到的机遇，再去造更多的机遇。对綦书记而言，那几年，机遇就像雪球一样，滚滚而来。

　　他在1997年底到山东建工之后，就当机立断地紧紧抓住高校合并的机会，快马加鞭地把久悬未决的合校之事促成。学校占地马上增加三倍，从100余亩，扩大到近400亩。这些坐落在市中心黄金地带的土地，可是价值连城呀！

　　接着他就大胆地扩招生源，在他主政的五年内，学生人数增加了五倍。学生多了，经费随之增加。接着就是增添硬件，美化校园。虽然还没有大师，可是已经有了大楼、图书馆和学术报告厅。

　　在中国，当高校的毛入学率很低的时候，高校的扩招是必要的。扩招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经费短缺，硬件不足，那又如何应付和处理呢？请看看下面綦书记的锦囊妙计！

　　他在临沂市做副市长的行政和经贸经验，在这个关卡上发生了积极的效用。他的雄心壮志当然是扩大发展山东建工成为一所两三万名学生的大学。为了达到此一目标，建工必须向郊区发展。目前市区的400亩地是不够用的。他脑子一动，即去济南市郊区勘察土地，几经周折，说干就干，选定了雪山地区，购地2 500亩，时价为 50 000 元一亩，需款1亿元以上。另外还需要设计，建造新的校区，一个可容 20 000 名学生的校区，需要6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物。当时估计，花费在8亿元以上。钱从哪里来呢？政府不会出。

　　他的锦囊妙计，说穿了，就是置换。位于市区黄金地带的旧校区，市值约在250万到300万元一亩。能先卖掉200亩，就有近6亿元的收入，可供在郊外购地和建筑新校区之用。何况建工还有两个小校区可卖。

　　要使他的锦囊妙计得逞，必须能做到两件事。一是迁校，从市中心迁到市郊区，一是卖掉旧校区。他要完成这两件大事的先决条件，就要说服全校数百名同事。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你要迁校，你要置换，就等于你要人搬家，要人搬家，历来都只有革命才能做到。

　　改革和创新都和革命一样的困难，都是在众多人们反对声中完成的。一般而言，众人能够同意的事，又都是已经完成的事。

　　无疑的，綦书记在山东建工掀起了一番众人所未料到的改革。无疑的，众人的反应是一片反对之声。綦书记不是没有料到这个反应，但是没有摸到底。

　　我们可以想像到的是，任何创新和改革都不是一件易事，而难就难在统一思想上。当山东建工在綦书记的策划下，征求大家对迁移校址，从市中心移到郊外，并要置换土地，卖掉老校区，重建新校区时，反对之声四起，反对黑函四散。我问綦书记，大家所持的反对理由为何？他向我说了几个：一个是说，我们大家都很满意目前扩展到四百亩地的程度，有足够的建筑，有宽广的马路，不要再劳民伤财向郊区扩展了；一个是说，现在的校址在市中心，交通方便，活动容易，不但对吸引新人有利，对留住旧人也有利，搬迁郊外之后，可能会失去很多骨干人员；一个是说，大家希望维持现状，更大发展，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向主流高等院校看齐，还有人说，远离市区，有碍于今后发展，还……多着呢。

　　我听完之后，觉得这些反对的说法，都不能成立，都没有道理，我都能一语道破，我都有对策。我对綦书记说：第一，我觉得在校的成员，无权反对学校未来正常的发展，正如学校无权反对任何个人正常发展一样。否则大家都在“原地踏脚”，哪里能有“与时俱进”呢？说得更直接一点，当你对自己的发展不设置限度时，你又哪里有权为学校的发展设限呢？譬如，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你个人的薪俸增加了20多倍，你会不会对学校说，你对目前的待遇已经心满意足，从今而后，不要再加薪了?你不会说，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说，那你就无权告诉学校不再发展，你就无权为学校设限。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为学校设限。学校要有发展，你才有发展。第二，很简单，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学校向前发展前景的新人，我们不招，这样的老人，我们也不留。第三，没有进取心之人的意见，不足取。世界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有不求上进发展的大学。第四，谁说市郊的校区，有碍发展。你知不知道美国的名校，在郊区的多，在市区的少。就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这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就是建立在郊区的，其他的例子更多。

　　从綦书记说的许多反对学校向外发展的意见中，我很清楚地看得出来，没有一个意见是站在学校发展的立场而发的，也没有一个意见不是为了个人的自私而起的，所以当建工学院的院刊主编访问我，并咨询我对置换迁校的意见时，我就坦诚地说：“从学校发展的立场上说，我举双手赞成，不如此，学校不能发展。从个人自私的立场上说，我极力反对。我不愿失去住在市中心的诸多方便。”

　　我说的都是真话，也是实话。我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自私的，你自私，我自私，大家都自私，不足为奇。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我的意思。反对的人都是出于自私。

　　以上的观点，我毫不保留地处处时时表达，綦书记也毫不保留地处处时时引用。前面又总加上一句“孔校长说”。外来和尚好念经呀！我全不在乎。

　　还不止如此，綦书记更精心地为我安排到处讲解在中外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与理念，目的就是要说服大家。为了学校将来光明的前景，迁校是好事，是大事，不要光看现在，要着眼未来，不要光想自己的方便，要想想学校的前景。

　　于是，我就像虔诚的传道者，到处传福音。我对初级、中层和高层干部分别讲过，又对青年、中年和老年教师分别讲述，也到主要院系讲过，更在学生社团讲过，有时一周要赶两三场。

　　我支持迁校、扩招、发展，不仅仅是因为要支持綦书记的雄心、壮志，也是表述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期望与展望。因此，在我到处讲述的过程中，不但立场是坚定不移，而且口吻是别无二致。以致，有时是以口吻迫人，很快地，我就全面全心地介入，忘了客卿的地位，还在咄咄迫人。

　　很自然地，我就成了死硬的主迁派，也成了反迁派的目标，成了綦书记主迁派的朋友，也成了反迁派的敌人。

　　当时对置换迁校立场的支持和反对者，分量不相上下，支持者当然是以綦书记为首，略占上风，而反对者也有位居要津的人物参与，并且是暗地操作，暗中放箭。有一份逾百人签名的黑函，在圈中，在高层，甚至在银行界传播，不容轻视。

　　这就是中国在纷争中的另类文化。

　　在这个另类文化的环境中、争论中，我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一个在我意料之外的角色。

　　除投入了这一个使我绞尽脑汁，又吐尽口水的争执之外，另一件使我用尽心血的事，就是筹措、设计和展开“名人讲座”筹备事宜。我在2001年尾，在美国过节之时，就在电话中和綦书记商议此事，他甚赞成，院方并编列了预算。到了2002年3月，我到了济南山东建工之后，即着手办理。綦书记并请沙副院长负责其事，和我联络。这是我和山东建工的职员们密切接触的开始。

　　在山东建工，当我和教员们交往时，从迁校的争论中，我体会到了他们的文化。以我在国外和香港的经验而言，的确是另一类的文化。这就是我用另类文化为小题的来源。可是当我有机会和职员们接触时，在执行任务上，他们也别有一番文化，也是另类文化。

　　我所提议并设计的“名人讲座”，说直了，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提高山东建工的知名度。经由名人的来访、名人的演讲，来吸引同僚的注意力，要不知道的人知道，这里有一间建工学院，要知道的人来看看今天的建工，今非昔比。

　　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我坚守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请来真正知名的名人，二是送出漂亮吸引的海报，三是到处广为宣传。

　　在名人方面，我很快地就和綦书记商定了一个五位知名人士的名单。他们分别是杨祥发、张立纲、孙震、王康隆和卢毓琳五位教授，都是学界精英、社会名流，也都和产、学、研挂钩，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发尽心尽力。下面是他们的简历。

　　杨祥发教授，台湾出生，台湾大学农化硕士，美国犹他大学生物学博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荣获1991年农业Wolf Prize。中国留学生获得此项国际大奖的共有三人，其他两位为物理大师吴健雄、数学大师陈省身。

　　张立纲教授，河南出生，台湾大学电机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博士、IBM高级研究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学术副校长、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海外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院院士。中国留学生中具有五院院士荣衔的不出几人。他身居其一。孙震教授，山东出生，台湾大学经济学士、美国亚拉巴马大学经济学博士、台湾“经建会”主委、台湾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工业研究院董事长、元智大学讲座教授。王康隆教授，台湾出生，成功大学工学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系主任，纳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卢毓琳教授，广东出生，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硕士，美国伯乐公亚太区总裁，美国博克生物科技太平洋有限公司总裁，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会士，香港生物工程学会创会会长，香港中华厂商会董事。

　　从以上的简历中可以证实，他们五位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展，名至实归的国际知名人士。我的第一项原则守住了。第二项原则就是印发一份漂亮、引人而又有格局的海报。即使有人讥笑我举轻若重，我也要亲自参与设计。首先我建议用建工学院新设计的雪山校区为背景，近3 000亩地的新校园，容20 000名学生的新建筑，举目看来，真是洋洋大观，和一般人心目中的老建工学院，不可同日而语，使山东高校的同事们，个个刮目相看。

　　最后，我建议要扩大宣传，向山东省属高校，每校奉寄大小海报各数份，以供张贴之用。在济南的高校除寄上大小海报之外，并派人前往在适当地点张贴，山东以外之建工学院，所有部属院校，都在寄发名单之内。此外，并附专函寄给上述院校校长各一份。

　　他们不会来，他们可能会知道其中的名人，他们都会知道山东有个像样的建工学院。

　　从2002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杨祥发、卢毓琳、王康隆、张立纲、孙震分别陆续从美国、香港、台湾前来讲课。

　　5月中，我和太太同去天津南开大学迎接杨祥发教授夫妇，并借机拜会另一位还健在的Wolf Prize得主陈省身数学大师，我赠他一本拙著《背水一战》，他一看到题目就说：“什么事情，这样严重?”大师出语，就是与众不同。

　　10月份，我去山东才子、名教育家傅斯年故乡聊城接孙震校长，陪他畅游武松打虎之地“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真有气魄。同时也去参观了武大郎开店之处。孙校长能把《水浒传》倒背如流，劝我去看《水浒传》，否则就是文盲。我买了一本《水浒传》，至今仍未看完，惭愧之至。

　　在上述的五场名人讲座中，每次都是在下午四时整。由綦书记主持开幕，邢院长颁发“名誉教授”证书，我来介绍讲者。

　　在这一连串的名人讲座中，有些小的插曲，值得一记。在第一次开讲的上午，发现大银幕出了问题，我们就问为什么不先试一试，办事人员说：“试过了，已把问题向上级报告了。”我们又问，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借了一幅小的”是答案。我真的很不了解这个办事的态度。綦书记生气了，他们马上换了一个新的大银幕。

　　这件事，给我两个很深的感慨：第一，责任是交代了，但是没有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追查责任则是另一回事。第二，事事不求向上，事事又都退而求其次。大的银幕坏了，就去找一个小的代替，没有想到效果的问题，在一个可容五六百人的报告厅，小的根本没有用。

　　这也就是我说的另类文化。

　　在五位名人讲座结束之后，沙副院长及时地召开了一个座谈讨论会，大家一致认为效果很好，深具影响。可是有一位高层人士在半年后却说没有效果。

　　他也具有另类文化。在某一角度上，他代表着另类文化。

　　“名人讲座”发挥了预期的效果，我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开始，就很轰动。山东大学校长展涛特别请我吃饭，并提及能否与山东大学合办“名人讲座”之事。展校长还很客气地说：“孔校长，我还年轻，需要你帮忙。”我半真半假地说：“山东大学在十分满分的天平上已得了8分，我来山东大学努力两年，可能把山大的8分变成 7.9分或 8.1 分。可是山东建工目前的得分，则只有3分，我在建工两年，可以把山东建工从3分提升到6分，这就是我选择去山东建工的主因。”

　　今天的山东建工，恐怕已远远地超过6分。

　　除了授予五位名人“名誉教授”之外，我也推荐邀请到了三位香港科大工学院的教授李宗津、沈志文和弭永利去建工指导，并被聘为客座教授。他们的到访和应聘，深受欢迎。

　　在我们大张旗鼓地举办名人讲座之同时，我们也全力以赴地赶办建筑新校区的工作。在綦书记的精心策划之下，首先是完成购地的手续，雪山这块大片土地，价钱天天看涨。为了怕夜长梦多，綦书记就先下手为强，交了定金，划了界限，又邀我们大家一齐前往作最后的勘察，围绕着梦中的新校区，大家越野翻丘地走了一个上午，看看那几乎是一望无垠的大片土地，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綦书记真有本事。

　　同事们告诉我，雪山这块土地，本在济南市的荒郊，曾有高校前来观察之后，却裹足不前，只有綦书记当机立断，拍板定案，谁都没有想到新的省长到职之后，即扩宽雪山所临界的经十路。这个十条车道的新建马路，是济南市最漂亮的马路，而且在马路拓宽之时，正是建工学院置地定案之后，此后该地区的地价直线上升，争相抢购，一夜之间，变成宝地。

　　綦书记真有运气。

　　綦书记邀请我参加每次讨论与选定校舍规划和建筑图型的会议，我学了不少，亦说了不少。

　　在每次会议上，我都再三地强调三个观点，一个是学校是为学生而建的，应在设计和建造上处处为学生着想，以学生为本。一个是要在学校建成五十年之后，仍不落伍，仍能合乎时潮。再者就是，要从使用者的观点着想，对教室的光线、空气、距离，以及走廊的宽度都合用。不要忘了宿舍里、教室里的卫生设备和安静的要求。

　　我们今天在建造的学校，要用50年以后的目光来设计。譬如说，50年以后，老师和学生都会驾车上班上课，现在就该想到马路够不够宽，车场够不够多。50年以后，都会是电化教育，架的线路够不够用。50年以后，不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人合一的时代。现在就该在环保上下功夫。5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会远远超过16亿（2020年到此数），现在能不能在每栋楼下加强地基，以备未来加多楼层。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惟有向空间发展一途。

　　总而言之，学校是要面向学生，面向自然，面向未来，要多为学生着想，多向自然看齐，多为未来用心。

　　校园和校舍的设计定案之前，已成立了推动的班子，在新校区的工作重担便落在王崇杰副院长和张书明主任两人身上。

　　新校园如期在9月15号奠基动土，我虽身在美国不能参加盛典，但幸能在电话中向邵桂芳副省长和綦书记两大功臣道喜。

　　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切都来之不易。

　　张立纲院士和孙震校长都去参观了新校区，也都叹为观止。

　　我在2002年，再到山东建工，因为綦书记给了我一把“尚方宝剑”，我就把建工当作“科大第二”，无所不问，首先我从环境清洁着手，我绕学校转了一圈，看到一间女生宿舍旁的垃圾成堆，我就请綦书记一起去看了一趟。我还对綦书记说，要想阻止学生随地乱丢垃圾，就要设有足够的垃圾筒，使人在周围视线的一二百公尺以内都看到垃圾筒。几天后，他说学校买了100个新垃圾筒，可是我能见到的却没有那么多。有上行，可是不见得有下效。

　　接着我想给建工整容，把大门口和办公大楼入口处整顿一下。大门本有两个，一出一进。可是一个却是关而不用，成了停车场，致使校门口永远是拥挤不堪，车辆行人出入不便。再者，就是一到夜晚，连灯光都没有，一片黑暗，杂乱无章的夜景。我向主管后勤的副校长说了多次，也同去观察了几次，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未有成效。

　　那种景象真是“门虽设而常关”，也真有一副“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气息。一间蒸蒸日上的高校，要用陶渊明“归去来辞”的词句来形容，那就不相称了。

　　办公大楼的入口处，好像是一个贮藏室，堆积了一些破旧家具，停了好几辆自行车，真是看不过去。我说了好几次，也找过好几位主管，最后找到了办公室主任张书明，才能解决。以后有事，我都找他。

　　我到图书馆，看到阅览室的杂志编号，都是直接用大字写在封面上，真不雅观。我找到馆长，建议改良之策，她欣然接受了。

　　慢慢地，学生知道了我爱管闲事，就要求我建议学校把每天打开水的时间，在中午和晚上各加多半个小时，我上达綦书记，马上加了。世界杯足球赛，不在宿舍转播，学生又来找我，我去找綦书记，马上转播了。

　　便利学生之事，应该网开多面。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譬如有人在办公大楼入口处，晒棉被，真是有碍观瞻。可是上班的人，大家都是视而不见。

　　这是另类文化的另一面。

　　回头看看，2002年是我自从1948年离开山东之后，回到山东居住最久的一年，从3月底到7月底，又从10月中到12月中，在山东建工整整工作6个多月，其间除了参与推动迁校，举办名人讲座，参与新校区之设计与创建之外，还在济南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和建工学院对学生演讲三次。在济南大学的一场，讲的是“背水一战”，一千多人坐在黑暗的大礼堂中，默默地听我讲了60分钟。真是无巧不成话，我一踏进大礼堂，电源就断了，可是我一讲完，电就来了。学生问问题很热烈，也有学生用英文问，程度虽不高，但是学习的情绪可嘉，只是有人扯讲英文同学的后腿，不够意思。在中华女子学院讲的是“中美大学生之异同”。很多学生用英文提问题，英文不错，使我对这间女子学院另眼相看。有位学生还说：“孔校长，我喜欢你。”真大胆，我即使喜欢她的话，也不敢说。在建工学院讲的也是“中美大学生之异同”，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是：“你对目前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如何？”我毫不思索地脱口而出：“没有经验，无可奉告。”这个答案所引起的笑声和掌声，久久不息。

　　还有学生问我对学校的看法如何？我坦白地说，学校是在蒸蒸日上，可是管理的漏洞很多。譬如说，学校入口的两个大门，竟然有一个是关着的，成了违规停车场，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不好，像个有败家子弟的破落户。中国学生不提问题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

　　此外，我还陪同建工学院的两个访问团去江、浙和香港走了一遭。

　　走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地能学到知识，而且在走路时学的都是现时，在读书中学的则往往都是过去。綦书记的迁校和置换理念，就是从参观东北、京沪，以及华中多间高校的操作上吸取了经验和得到了鼓励。这次再组队前往，也是上次参观的延伸。所不同的是，上次是取经，学的是观念，这次是求教，学的是实质。在团队之中，除了由綦书记领队，由我增加声势之外，其他成员都是负责建设新校区的主要成员，其中有总指挥王崇杰副院长、副总指挥张书明主任。各有各的问题要面临，各有各的问题要解决，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在中国，每年都有三个大假，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和传统的农历年，每次都会放假七天，是所谓的“黄金假日”。因为每次都为旅游业带来几千亿的生意，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假日”。

　　我和太太傅静珍先在五一之前飞抵上海，住在家兄宪佐处，与他们在上海共度假日。之后，綦书记等全团人马五人由济南驾车前来上海会合。当晚，我们都住进旅馆，并邀请家兄同进晚餐。在整个旅行过程中，綦书记总是让我夫妇俩人觉得受到额外的礼遇，这是他为人待人细致之处，实在难能可贵。

　　我们首先参观上海郊区由置换而新建的校区，就以松江区为例，区政府首先无偿地提供土地3 000亩，吸引三五间高校迁往。有间外贸高校，建筑得气象万千，令人神往。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不出来看看，不知道自己多小，别人多好。”

　　这个区的领导人，很有眼光，放长线，钓大鱼。几所高校迁建之后，马上就吸引了几家跨国科技大公司跟进建厂，地价随之上升。该区接着又在邻近划地3 000亩赠与市区高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发展惊人。这与许多保守地区，如济南等市，很不一样。不大力支持高校发展，也就吸引不到高科技公司，也就无法为当地造福了。

　　离开上海之后，即往杭州方面进军，一路上边走边看，看了现代的大观园，也参观了周庄的风貌，看了沿途的风景，也游了千岛湖。看了这些地方，使你觉得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是山河锦绣和山川壮丽。

　　到了杭州，不能不游西湖苏堤，虽然游了多次，也还有诗情和画意。到了西湖，不能不吃西湖醋鱼，虽然吃了多次，也还是别具风味。

　　看了中国，你就会爱中国。

　　看了中国，你就会了解岳飞为什么写下“还我河山”。

　　到了杭州之后，我即和浙江大学的人事部主任朱荫楣教授联络，由她安排明天一天的参观日程。我们诸多的要求与临时更动，使她忙到几近午夜。但她都一一不厌其烦地做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不但是样样俱到，而且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详细的日程表。在国内能有如此高效率，真是难得，故而当我们自己几乎迟到时，我很不耐心地脱口说出：“我们不像一个高校团队，简直是乌合之众。”

　　这句话口吻是重了一些，可是有效果，以后的日程就都变得有秩有序，有板有眼了。

　　朱教授是一位学术界前辈朱祖祥校长的女儿。朱校长主持浙江农业大学多年，是我所敬仰和敬佩的学者，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土壤学博士，因爱国心切，于1951年回国报效，30年来历尽艰辛，从来不吐怨言，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深觉他是学术高、人品厚，一位可亲可师的长者。他的不幸去世，我心中一直有着无限的惋惜。回想在1981年，我应马大总校长J. Toll之嘱，前往浙农大参观，并定夺两校合作之事，以后朱校长到马大和Toll签约，都是由我牵线，由L. Vanderhoef 安排的。人去楼空，无限感慨。

　　目前的学术界，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近于完美的学人。

　　从参观浙大新建的校区上，从访问负责建校的人员中，学到了不少在操作上的经验。中午蒙浙大书记张俊生教授宴请，他在香港新华社任副社长多年，大家很熟。我对他说：“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彭定康，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你。”

　　在香港回归前住过的人，都会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

　　晚上去浙农大校区，由程校长招待，能看到李德葆、季道藩教授等多位旧识，很是愉快。只是岁月催人，不胜今昔。

　　在南京参观的主要对象是师范大学，规模很大，建筑很多，事事总是百闻不如一见，在相较之下，优劣很明显，这对山东建工建设新校区的诸多取舍上，学了很多。行前蒙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教授款待。任书记，清华出身，曾任清华和北大书记，是一位干才，又有口才，值得学习。

　　认识任书记多年了，是深圳科兴老总潘爱华从中拉线。以后深圳、北大、科大的合作，又是任书记和我从中拉线，当然其中少不了潘爱华、陈章良、李连和与卢毓琳的参与。

　　同年的12月中旬，綦书记组织了20多位山东建工的主干访问香港。从安排到陪同，都由我出马。在我再三的建议下，访问团的成员缩小到18位。由綦书记领队，张书明主任任总干事，去香港三间主要大学访问一周，先到科大，再去港大，最后参观的中大。

　　其他的成员有副院长方肇洪，有系主任张培忠、徐进、段培勇、宋世军、王龙、许福运，有总支书记顾一中、李伟，有处长范存礼、许传海和徐友全主任。

　　在参观科大时，理所当然地由建工学院的名誉教授、科大工学院院长王康隆负责接待。投桃报李，他特别精心安排，不但由代校长陈玉树出面款筵，还乘坐游轮观光，高格的接待，不但使大家宾至如归，更是令人自豪。綦书记等一行，看到了科大的实力、现代化的设备、高水平的人才，及浓厚的研究风气，在在都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接着就由我陪同去参观港大，徐立之校长刚从美洲公干归来，时差仍未调顺，即出面接待，并备午餐宴客，令大家感动不已。港大历史最久，也最负盛名，不虚此行。

　　到了中大，校长金耀基兄已在门前迎接，备受礼遇，大家感受至深。中大近年来发展迅速，人才济济，颇多可以借鉴之处。参观了这三间有不同历史、不同背景，又有不同使命的现代大学，对建工学院的同人，在思想上、理念上与格局上对大学之道，增加很多见识，对今后建工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启示。

　　“百闻不如一见”，“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些话都可以用来形容这次参观访问各校的情形和感受。

　　2003年初，綦书记任期届满，退居二线，邀请我的主人已不在其位，我就不谋其政了。仍留在位的邢院长，为人对事又和綦书记截然不同，我也就下堂求去，从办公室搬出来了。虽然綦书记也曾多次修书，推荐我为山东教育顾问，上级是充耳不闻。在山东官场，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官本位十足，有什么架子就摆什么架子，有什么权力就用什么权力。在官场，学术不占地位。“科教兴国”就沦为花瓶和口号了。

　　何况是“非典”疫情严重，我也就在济南匆匆地呆了一个月，于4月底从上海悄悄地返回美国避“非典”去了。到了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还写了如下的一篇“有话得说”：有 话 得 说每登泰山，必去山麓拜望冯玉祥将军之墓，也必拜读他在1940年5月20日所作的一首题名为“我”的诗。其中有两句使我觉得特别亲切，“我写我说”和“我便是我”。

　　我已年近古稀，也总想从善如流。故在这六七十年间，想改变了六七十次，活来活去，改来改去，仍然“我便是我”。每次一改头，一换面，我就不再是我了。在1999年，香港商务为我出版的《真人直话》一书中，就有一篇“依然故我”。我写着“岁月与经验的累积，使我珍惜依然是我的我”。这一辈子，上上下下，苦苦乐乐，依然故我，我便是我。

　　我笔耕了六七年，也写了六七本书，写来写去，编来编去，从头到尾，不止是我写我说，而是有话得说，不得不说，得说什么呢？看到的得说，想到的也得说。

　　今年初，启程返回香港科大时，不知道广州有非典型肺炎。到了香港之后，也不知道“非典”已在社区快速传染。

　　高官总是喜欢把小市民蒙在鼓里。

　　我在3月25日回到山东老家讲学，开会。到了济南不久，香港一夜间变成疫区，我在济南成了有家归不得。正好，山东大学的展涛校长早已邀我在山大作一系列的演讲。

　　我和山大主办外事的刘永波主任商定了六个讲题；为行政人员讲“科大十年有成”；为研究生讲“研究之道”；为本科生讲“背水一战”；为文史哲师生讲“基因与人性”；为医学院师生讲“中药现代化”；为在校师生讲“挤入美国象牙塔”。每题讲两次，共12堂。

　　刚刚在4月中旬讲完“背水一战”和“基因与人性”，就赶上北京“非典”真相大白，全国哗然，人心惊慌。教育部立即通令全国高校停止大型活动。我的讲演就这样中断了。接着济南传出“非典”病例。家人又问我：“你还在哪里干什么？”我即商请我曾担任名誉院长的山东建工学院，派车送我直奔上海，转机返美。北京机场，我不敢去了。

　　在上海的兄嫂，一再交代我，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飞机也好，火车也好。也一再交代我，要由济南直奔上海，中途不要打点停留，我深知他们的心意。

　　人到生死关头，保护自己的最后的利器，就是自私，不自私又焉能自卫?

　　我于4月25日到上海，28日乘上海到旧金山的联合班机返美。回家之后，自动隔离，在地下室，住了三个礼拜。未到家之前，太太已把地下室用Plastic 封好，每天把做好的饭菜放在凉台上，我上去取用。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动坐牢。可是已经是第二次从中国逃难出来，上次是为战火，这次是为“非典”。两次都不好过。

　　从疫区来的人，不管走到哪里，人家都怕，真的怕，怕的是要命。

　　“非典”像龙卷风一样地扫遍了中国大地，扫出来了国人之长，也扫出来了国人之短。扫出来了三地之同，也扫出来了三地之异。“非典”像是一座照妖镜，在“非典”面前，人人露出原形。

　　国人之长多表现在医护人员身上，不论是华佗般的医师，也不管是天使般的护士，那种舍己为群的精神，那种赴汤蹈火的勇气，谁不感动?没有他(她)们，恐怕是走进医院的人就会更多，能走出医院的人也就会更少了。

　　国人之短表现在“非典”面前的首推“三不”：不讲实话、不讲公德和不讲卫生。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国人之长，在三地表现得有差异，有些地方的医护人员就临阵胆怯，不干了。可是国人之短，三地表现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长处不一定人人都有，短处却是处处可见。

　　我将在“非典”过境时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写成一首打油诗。我看到的，我得说，非说不可。我说：在北京是：“卫生部长不卫生，京城市长不真诚。非典病人满街跑，还叫百姓不要惊。”在台湾是：“和平医院不和平，庸医带病游东瀛。院长隐瞒非典情，病人潜逃成元凶。”在香港则是：“淘大花园非典凶，病了房客病房东。高官噩梦竟成真，明珠一夜变疫城。”

　　我想到的，我也得说，更是非说不可。我说：“非典照出非典人，父子六亲归不迎。光天化日公德无，酱缸文化龙卷风。”又说：“欺上瞒下成世风，包公再世坐愁城。人都自私又耍赖，非典面前现原形。”最后我说：“人类有史千万载，渐忘空气与卫生。若非非典来提醒，人去楼空日月星。”

　　上面说的都是“三不”，也都是事出有因。连历来的皇上都喜欢听百姓说谎，叫声“万岁”。 公德更是争不过人情味在良心中的地位。不讲卫生，物质、文明以及教养之不足，都是成因。但这并不足以使你自欺欺人。“非典”却是明镜高照，使“三不”者罪有应得。“非典”去了，定会重来，希望人人都能吸取这次生聚的教训。“三不”要不得，害己害人，祸家祸国。

　　我看到的，我想到的都得说，我就都说了，这就是我的有话得说。

　　2004年初，邢院长任满，王崇杰接任建工学院院长，再恳邀我回建工，建工学院已经有了大楼，现在缺少的是大师了。

　　我再为建工学院在敦请大师上助一臂之力。当然，我还是离不开那句老话：“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要在这句老话上下功夫。

　　今年的3月13日，我在北京大学考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之后，即在次日赴济南山东建工学院，蒙薛书记和王院长热切招待，并于15日在新校区和王院长、沙副院长等商讨建工今后发展的重点。

　　大家的共识是要“以人为本”。是要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去求才，不能光靠“姜太公钓鱼”式的方法去招才。我鼓励建工应该有位副院长专责此事，向外求才，向内捧才。非如此，不能体现“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再者，就是要面向世界，我可以陪同建工的主要领导去西海岸加大戴维斯和洛杉矶分校，以及东海岸的马大访问参观，并引见主政的校长，我的旧友，L. Vanderhoef是戴维斯的校长，W.E. Kirwan和F. Hrabowski是马大总校和分校校长。他们都很热心地等待中国客人的到访。

　　最后，大家决定在今年10月18日为建工新校区的竣工举行校庆典礼。由我邀请名校校长参加，共襄盛举。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份邀请函：

　　我爱山东，山东是孔孟桑梓之邦。

　　我爱山东，山东是我生长的地方。

　　于是，在我离开山东50多年又在香港科技大学退休的第二天，2001年的10月16日，我就回到山东济南，加盟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成为名誉教授，也成了名誉院长。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继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之后，成了我的第三个校园。

　　5年以前，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占地百亩，有学生3 000名，老师之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者，寥寥无几。今天，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在郊外的新建校区占地3 000亩，有学生2万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80多位，具有硕士学位者近400位。

　　这样惊人的发展，没有花费政府的一分钱。

　　如果说，香港科技大学“十年有成”是亚洲的奇迹，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五年发展”则是山东的奇迹。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择于今年10月18日为新建的40万平方米的新校区举行校庆和竣工典礼。敬请您本着一向支持我对山东高校的热心和爱心，拨冗参加庆典，见证奇迹。鸿展教育大业，您的驾临，会为这所平地岖起、创造历史的高校带来无限的鼓励和勇气。这种鼓励会让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全体同仁更有勇气地努力。

　　谢谢您的关爱。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孔宪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