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你的生命价值多少_新浪教育

第八章你的生命价值多少

http://www.sina.com.cn 2004/12/02 14:09 新浪教育

　　第八章你的生命价值多少

　　2002年3月，美国政府公布了对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

的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害者家属的赔偿标准，政府将赔偿分为两部分——以遇害者收入为基础的经济部分与非经济部分。由于事件中有大批年轻的专业人员遇害，因此经济部分的平均赔偿额达到了160万美元, 而与之相比，非经济部分赔偿的25万美元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９·11”事件中丧生者的生命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其经济收入的决定使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其中一名妇女的母亲死于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事件中，她认为美国政府公布的赔偿标准实际上就是宣布“一条生命的价值为25万美元”。［1］

　　美国政府为生命定价的事实不容回避，当公众要求遇害者最亲近的亲属以一定形式取得赔偿金时，美国政府用金钱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也许令人吃惊的是: 美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为生命定价，也不是惟一这样做的机构。许多医疗保健服务的研究者、学术专家，甚至普通市民都曾经试图为生命定价，他们的估价从不到25万美元到超过500万美元不等，由于投保人开始逐渐使用这种价格尺度作为医疗保险配给的基础，因此我们能否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或许完全要取决于他们选定的价格数据。因为对生命价值的可选范围过大，因而正确估价便显得格外重要。 81 购买意向、人力资本和内在价值

　　美国政府对“9·11”事件中丧生者的生命定价方法是以30年前由经济学家迈克尔·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的早期研究为基础的。［2］在提到“健康需求”时，格罗斯曼建议我们可以用为普通商品定价的同样方法为健康定价，在为商品定价时，专家们就成为了市场调查员，为了给像DVD机之类的商品定价,调查员要使用“购买意向”(willingness to pay，WTP)的概念。对一台DVD机的购买意向等于消费者放弃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而用于购买DVD机的消费金额。

　　你的生命价值多少第8章你的生命价值多少市场调查员通过市场调查来确定DVD机的购买意向，这种调查相当简单，经常被简化为一个问题：“你愿意花多少钱买一台DVD机？”如果多数人说愿意花至少200美元买一台DVD机，就意味着他们愿意放弃购买其他商品，而用这笔钱来买DVD机。这并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概念，因为如果他们买了DVD机，再买其他东西时就少了200美元。在获悉了消费者的意向后，DVD机的生产厂商就可以充满信心地为其定价为200美元，并预期消费者愿意以这一价格购买。

　　格罗斯曼将这种理论扩展到医疗保险上。他同意维克托·富克斯的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第1章中曾有过相关描述——他认为在医疗保险上的开支是以放弃其他更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为代价的，因此就有理由向人们提问：愿意花多少钱来改善健康状况，而且也有理由期待人们的明确回答, 而不是类似“生命无价”之类的模糊答案。然而，我们却应该能够预计到人们对提高生命质量的购买意向要超出对其他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与其他类似DVD机的产品相比，大多数人对自身的健康更加珍视。

　　这一结论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换取健康呢？有些人也许愿意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投入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如DVD机，因为他们认为购买和拥有自己的东西会使他们感到快乐; 出于同一原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愿意花大量金钱来换取健康，因为我们认为健康会使我们感到快乐。毕竟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使我们得以在环境优雅的饭店用餐，在森林中散步，看电影以及做其他我们喜欢的每一件事。经济学家有时称这种“快乐因素”为“健康的内在价值”。美国政府对“9·11”事件赔偿金中的非经济部分就是这部分价值的体现。

　　对多数人愿意花大量金钱来换取健康的做法，格罗斯曼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身体健康可以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赚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多的能使他们感到快乐的东西。格罗斯曼称之为健康的“人力资本价值”。“人力资本”一词反映了一种观念: 像其他商业资本一样，健康也对我们提高生产力大有帮助。教育是另外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然而像DVD机之类的商品，就不太可能对提高某人的人力资本价值有所帮助（除非那个消费者正在学习以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

　　根据格罗斯曼的观点，健康的价值是其内在价值与人力资本价值的总和。“9·11”事件的赔偿方案就是这一观点的反映。美国政府对生命的内在价值赔偿了25万美元，而对人力资本部分的赔偿却从零到几百万美元不等。这一事实引出了另外两个重要的问题：25万美元是对生命内在价值的合理估价吗？每个人的生命内在价值都相等吗？

　　近年来，经济学家广泛使用购买意向的方法对人力资本价值与生命内在价值进行估价，而他们并不是惟一对生命定价的人。陪审团和美国国家卫生协会(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等机构也有类似的做法，在了解他们使用的方法之前，让我们先思考一下以下问题：

　　设想你可以为自己的生命估价，如果不用具体数字，你认为哪一部分的价值更高?你的人力资本价值还是你的生命内在价值？

　　作者对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生命内在价值远远高于人力资本的价值。偶尔的例外情况都来自一些MBA学生的回答，因为他们期望一生中可以赚到几百万美元。在我们考虑对生命定价的各种选择方法时, 请将以上的调查结果牢记在心。 82 在现实生活中为生命定价

　　每天，都有普通的美国人在为生命定价。他们是处理国内诉讼案的陪审团成员，案件中的个人和公司被指控由于疏忽大意而导致了受害者的死亡。一旦证明了被告人确实存在疏忽大意的行为,并导致了对他人的伤害，陪审团就要计算一笔现金来赔偿受害人或者其最亲近的家属。赔偿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使受害人恢复健康（或为了受害人最近亲属的健康）；二是为了产生威慑力, 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种威慑力的存在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人们知道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举动赔偿全部损失的话，下次做事时就会格外小心。

　　赔偿金通常分为两部分。首先，它应该包括由疏忽所导致的全部医疗开支，这笔钱的数目可能会相当可观——出生时受伤的婴儿一生的医疗费可以达到上百万美元，但这笔钱却不应与生命的价值相混淆。为了说明原因，让我们来假设某人因失误导致了两人受害，其中一名受害者当场死亡，无疑不需要任何医疗开支；而另一个人幸存下来，却昏迷了整整一年，虽然陪审团判给后者的赔偿金可能更多，但并不能说明后者的生命价值比前者高。

　　而立即死亡的受害人的最近亲属也会在判决中得到一部分钱，陪审团会考虑受害人的收入情况，即他生命价值中人力资本部分的价值，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一个有悖常情的道理：假如你因大意导致某人死亡的话，你最好选择杀死一个无家可归的单身老人，而不要选择杀死卡梅隆·迪亚兹(Cameron Diaz)或是科比·布赖恩特(Kobe Bryant)之类的人物。

　　除医疗开支与收入损失之外，陪审团在审定赔偿金时无须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陪审团或许有时会考虑病痛或者夫妻不能相伴的损失，而如果受害人独自生活且没有病痛困扰的话，这个数字就为零。有时陪审团还会判定被告交纳罚金，尤其是对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更是如此。但这种处罚的目的是要显示法律的威慑力而不是为了补偿损失本身。总而言之，以上情况说明由陪审团计算的生命价值主要是对死者人力资本的反映。由于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考虑很少，陪审团所判定的赔偿金可能会大大低估生命的价值，因而就不能对疏忽大意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量。 83 疾病损失分析法

　　当医疗保险的开支在20世纪60—70年代期间不断上涨时，公众健康的拥护者曾努力劝说政府官员和纳税人，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加大用于预防疾病的开支。他们认为疾病损失(cost of illness,COI)妨碍了对医学研究与改善公众健康方面的投资。2000年，美国国会下属的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JEC)计算出全国每年的疾病损失超过了3万亿美元，并遗憾地发现作为世界上疾病与预防基础研究主要投资者的国家卫生局，用于 “这场3万亿美元的战斗”的财政资金仅为160亿美元。［3］

　　为支持增加国家卫生局的财政资金，联合经济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关于成本效益的观点，例如：委员会宣称用于睾丸癌研究的7 000万美元使每年用于这一疾病的开支减少了18亿美元，而一种180美元的对失明的激光治疗开支每年可以节约15亿美元。这些讨论产生了效果, 国会制定了一个新方案, 使国家卫生协会的资金在5年内翻了一番。

　　疾病损失分析法的拥护者把这种方法作为其估计医疗保险开支的准则。这能否说明疾病损失是衡量生命价值的一个有力尺度呢？估计生命的疾病损失分析法与陪审团使用的方法类似，包括两个主要部分。［4］“直接疾病损失”包含全部医疗费用，而“间接疾病损失”包含人力资本的损失。在美国2000年的近3万亿美元的疾病损失中，直接开支约为1 300亿美元，而人力资本开支约为1 700亿美元。［5］疾病损失最高的经常是那些发生频率高的疾病，包括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6］如果我们取得一种如心血管疾病的年疾病损失的数字，并将它与死于这种病的患者人数相除，便得到了约20万美元的“损失一条生命的开支”。当然, 有些疾病的开支是针对患病但没有死亡的病人而言, 因此实际的“损失一条生命的开支”要小于这一数字。既便如此，我们仍然用20万美元作为衡量生命价值的疾病损失标准，尽管实际中的一些数字要低于这一标准。

　　如果用于陪审团对赔偿金的判决，疾病损失方法就是一个不完善的尺度，因为它忽略了生命内在价值。国家卫生局承认在对疾病损失的估价中没有包含疾病痛苦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如疼痛、痛苦以及 “……健康状况的衰退”等。［7］的确，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些重要方面，如生命质量的降低等确实可能成为最需要考虑的因素。迄今为止，国家卫生局一直在回避为生命内在价值定价的问题。这是一种耻辱，因为国家卫生局一直在使用疾病损失方法来决定医学研究和公众健康的开支。如果将内在价值排除在外，国家卫生局就会低估医疗开支的效益。 84 通过调查为健康定价

　　通过调查、专家小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途径，市场调查员可以得知消费者愿意花多少钱购买大到汽车，小到饭馆用餐之类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的20年里，保健服务的研究人员使用与市场调查相同的工具来研究人们对健康的购买意向，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付诸实施了。

　　美国环保总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是购买意向分析法的一个主要拥护者。环保总署常常要求各部门机构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减少环境污染。为证明这些要求的合理性，环保总署有时会使用成本效益法。环保总署的分析所显示的数据有力地说明了更加清洁的空气和水将可以转化为更健康的健康状况。它将这些数据与购买意向分析结合起来为健康的效益定价。

　　为了做到这一点，环保总署需要有效的衡量购买意向尺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文献记载说明环保总署做了多方努力，要求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人们对避免空气污染的几个轻微征兆的出现的购买意向。这个研究小组由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ian)和乔治·托利(George Tolley)带领，使用了市场调查中的一种方法进行研究。［8］他们选出了一组调查对象作为样本进行采访。采访中给每个调查对象发一张卡片，上面是对一种疾病症状的描述，如窦道问题或恶心等。对窦道问题的描述读起来大概如下。

　　鼻窦炎问题：你会感到呼吸不畅，窦道和前额整天持续疼痛；你会因头部缺氧而感到难受，需要每隔几分钟就吸一下鼻子；大部分时间你只能用口呼吸。

　　然后，要求调查对象考虑他们的家庭在一般情况下怎样进行支出，因为支出情况有助于研究人员分析人们对医疗保险投入更多资金的权衡过程。之后，采访就进入了问题的核心部分：

　　如果你的症状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与过去的12个月的症状相同，而除此以外，你还要多忍受1天这样的症状，你认为花100美元在这额外的1天彻底摆脱这一症状的困扰值得吗?

　　采访者会重复这一问题，并不断改变金额的数量，直到调查对象认为花钱治病与忍受病痛没有什么区别为止。这时所对应的金额数量就是调查对象为摆脱一天的鼻窦炎痛苦而产生的购买意向。

　　你也可以思考这个同样的问题，你对摆脱1天的鼻窦炎痛苦的购买意向是多少？请将你的答案写在下面。

　　为摆脱1天的鼻窦炎痛苦的购买意向是。

　　下面是对困倦和恶心症状的描述，在每段描述后面，写下你为摆脱一天这样的病痛而做出的购买意向。

　　困倦:你在1天中的6个小时里很难保持清醒的状态，而在正常情况下的这段时间你是清醒的；你会不时地打瞌睡，困倦对你的正常活动产生了干扰, 为摆脱一天困倦的痛苦的购买意向：

　　恶心：你整天都想呕吐，但又吐不出来，胃部有强烈的不适感，却并不感到疼痛。

　　为摆脱一天恶心的痛苦的购买意向：

　　实际的调查当然会更加仔细。研究人员要确保调查对象的回答与采访中所获得的其他资料相符。例如，如果有人在采访过程中声明与其他症状相比，他们更怕恶心，那么他们为避免遭受一天恶心痛苦的购买意向就应该高于其他症状。研究人员还要求调查对象不用考虑怎样从药店买到便宜的药物进行治疗的问题。于是调查对象需要考虑的只是健康的价值，而不是如何用更便宜的方法来保持健康的问题。841一些购买意向的衡量尺度

　　罗伯特·费边和乔治·托利公布了他们在由环保总署发起的研究中制定的购买意向的衡量标准。但他们的数据是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因此笔者根据货币贬值的情况对其中的一些数据进行了修改换算。表8—1是修改后的他们制定的购买意向的情况。表8—1为免受病痛干扰的购买意向：由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9］

　　症状免受痛苦的开支咳嗽 $42困倦 $45头痛 $60恶心 $75鼻窦炎问题 $50

　　你的回答与之相比怎样呢？如果你的答案与表8—1中所显示的数据大相径庭的话，也不用感到奇怪。费边和托利在调查中发现每个对象的购买意向都各不相同。［10］假如一个人反映他为免受头痛痛苦而产生的购买意向为30美元，而另一个人报的却是90美元，这样的情况也并不稀奇。但200美元以上的购买意向却很少见。

　　不同的回答能够反映出个人对这种不寻常的调查问题的不同理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同一种方式来想像头痛的症状。然而一些答案的差异却可以反映出不同个人对金钱与健康权衡方面的巨大差异。如果你的答案与费边和托利的报告相比估价更高，那么你很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健康估价要高。有人也许会认为健康人对购买意向的估价要比患病的人高，而费边和托利却并没有找到相应的证据。而且调查对象的患病史对他们的购买意向也没有影响。

　　842对生命的购买意向

　　研究人员用了同样的方法来衡量生命的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每个生命年的价值。为了计算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研究人员也许会提出以下设想（你可以将自己的答案填在后面的横线上）。［11］仔细阅读，因为下面的问题可能是你从未考虑过的。

　　根据目前流行病发病的数据，你的预期寿命是80岁。你所面临的死亡危险之一是中风。当前你死于中风的几率是10%。如果你能够避免死于中风，你的预期寿命就会增加2年而活到82岁。如果把你死于中风的几率降低5个百分点，即从10%降到5%的话，你愿意花多少钱实现这个改变呢？（注意：另一种说法是你得中风的几率将降低50%）

　　你可以用自己对中风问题的回答来计算你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从减少中风几率方案中赢得的寿命预计为01年。［12］因此，为了得到你对1年生命的购买意向，你需要把你的答案再乘以10。在这里填入你的计算结果：记住，这就是你对1年生命的购买意向。

　　对多数人来说，对中风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年轻人对80岁后再多活几年的估价可能会很低，因为这样的收益对他们来讲太遥远。而一个80岁的老人却可能对这几年看得很重。为使计算出的购买意向不受年龄影响，我们需要使用一个与第5章中讨论过的折扣系数相关的乘数，在以下的计算中，我们假定折扣率为5%。

　　表8—2使你可以计算你对一年生命的“依年龄调整的”购买意向。在第1栏中找到你现在的年龄（或与你现在最接近的年龄），根据你对中风问题的回答在第2栏中填入你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将这一数字与第3栏中的调整系数相乘，将结果填入第4栏中，这个结果就是你对“依年龄调整的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记住这个数字，在以后计算你的生命价值时会用到它。表8—2计算你的依年龄调整的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

　　(1) (2) (3) (4)你的年龄对一年生命的

　　购买意向乘数系数依年龄调整的对

　　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75 1365 2055 3545 5535 90

　　密歇根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近来研究了六七个用这样的方法制定的对购买意向的衡量尺度。［13］依年龄调整的对一年健康生命的购买意向的中位数为16万美元。

　　843购买意向衡量标准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对用调查方法为健康定价提出质疑:一方面，调查对象必须对计算概率非常熟练。为了给调查对象这方面的帮助，调查人员尝试使用一种类似第6章中描述过的概率圆盘；另一个问题是调查中的一些答案毫无意义。费边和托利指出一些答案根本无效，这种现象实际上说明调查对象不愿意花钱去消除一天的头痛或是恶心，即使只花25美分也不行。没有多少受虐狂愿意解释他们做无效答卷的原因，而我们只想知道他们真实的购买意向。还有些调查对象报告的购买意向的金额高得不切实际（常常接近他们的年收入）。这些不切实际的答案给费边和托利出了难题，因为他们必须要判定哪些问题需要保留，哪些回答不予考虑。

　　调查人员在对购买意向的研究中还遇到了其他棘手的问题。调查中不断有事实表明，许多调查对象为免受病痛之苦只愿意花一点钱，但在忍受病痛过程中坚持要求得到高额的赔偿金。（例如，一个调查对象可能只愿意花50美元来避免头痛之苦，却在头痛时要求得到至少1 000美元的赔偿。）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构想问题”。除此以外，人们似乎还愿意购买额外保险来彻底消除患病的危险，因此，一个愿意花50美元来使每年头痛次数由2次减为1次的人或许还愿意再花250美元将这个数字从1减到０，我们称之为“确保险费”。不论是构想问题还是确保险费都提醒调查者要十分注意对调查问题的措辞，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关于购买意向的调查结果。 85 统计学中的生命与现实中的生命

　　在大多数关于健康生命年价值的购买意向调查中，其衡量标准都会涉及个人健康受到影响的可能性。这对生物化学调查和公众健康计划的收益衡量过程很有意义，因为在这些调查方案中，调查对象都知道: 根据统计概率，每个人都有获得收益的可能。研究人员认为对这种调查的回答，可以为计算“统计学中的生命”价值提供有用的资料。调查者很少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

　　假如一个你深爱的人将死于肾衰竭，而做透析治疗可以挽救他的生命，那么你愿意为透析治疗付多少钱呢？

　　对以上这个选择生死的问题的回答也许更适合用来估计熟知的人的医疗保险服务，因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为“现实的生命”价值提供研究资料。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期望统计学中的生命价值与现实的生命价值相等，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俄勒冈州的人们为科比·霍华德做移植手术而努力筹集资金的情景，还有无数类似的例子。使约翰·基斯哈柏感到遗憾的是: 把同样一笔钱投入到公众卫生计划中就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公众愿意花大量金钱来去挽救一个生命的做法说明：人们对现实生命的购买意向要高于统计学中的生命。 86 用经济学方法计算统计学中的生命价值

　　经常做市场调查的人都清楚: 调查并不总是十分可靠的。有时候人们不能如实回答，甚至想成为调查结果的操纵者。在其他时候，调查对象所给的答案的确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而当真要把价钱说出口时却犹豫起来，让我们以对DVD机的市场调查为例，一些调查对象也许会想：如果他们对DVD机的购买意向报出一个低价，那么生产商就会降低它们的价格；或者他们会报出200美元的购买意向，并认为这是他们真实的购买意向，但在真的要将这一价格说出口时却有些犹豫。基于上述原因，市场调查员真正关注的是人们实际的购买情况，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口头承诺。

　　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对健康的估价。一个退休人员可能会报出一个对中风预防措施的极高的购买意向，希望以此来促使政府在中风研究上加大投资力度，而这部分资金却来自于他人所纳的税款; 另一个人可能会告诉调查员他对统计学中一年生命价值的购买意向是10万美元，却在被要求为一项有10%的机会增加一年预期寿命（计算折合一年生命的开支为10万美元）的医疗措施付费1万美元时就退缩了。为了最终确定统计学中生命的购买意向，研究人员应该注意研究人们的实际购买行为，而不仅仅依靠调查结果。

　　研究人们对一年生命的实际购买行为的想法看起来未免有些可笑。事实上，并没有哪家名为“年数、生命与预期之外的寿命”之类的商店，在那里顾客可以购买到再生存一年的机会，也没有人在看医生时要求购买几年生命（患者：“医生，５年生命卖多少钱？”医生：“嗯？”），然而确实有一些人在现实与统计学中的生命价值之间做了明确的权衡，尤其是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经常要求得到高薪。经济学家利用这种对工作风险与报酬之间的权衡方法计算出了“现实世界”中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

　　人们并不总是为得到报酬才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人们为国家打仗是出于责任感和爱国精神，而战争的历史却告诉我们：即使是爱国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战士们如果得不到金钱奖励的许诺，是不会上战场的。1415年，英国国王亨利五世想要征服法国北部，被迫与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联姻，他让贵族们加入他的征讨行列。在由劳伦斯·奥利维尔(Laurence Olivier)根据莎士比亚的戏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映）改编的电影中，贵族们为了英国的荣誉对他表示了支持。

　　根据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说法，电影中对阿金库尔战役的描述主要是出于宣传思想的目的。［14］中世纪的战争十分残酷，很少会有贵族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而战斗，然而他们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为金钱而战斗。贵族的目标不是杀死敌人，而是活捉他们作为人质，从而索取赎金。基根告诉我们，一次英国贵族在一个诺曼底的小镇阿金库尔战斗中马上要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突然冲出了一队法国骑兵，迫使亨利释放了人质。由于在战争中没有捞到好处，于是贵族转而要求他们的国王赔偿损失。

　　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这些故事中人们为了得到巨额奖金而冒生命的危险。在航海探险时代，像哥伦布、麦哲伦之类的船长都曾许诺他们的水手要奖励他们一份找到的财宝。拿破仑在集结军队征服埃及时，也曾许诺胜利归来后分给每人一块土地。

　　今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在金钱与危险工作之间做利弊权衡的场面。工人在建造第15层楼时比建造第1层时得到的工资要多；化工厂工人可以得到接触危险物品的补偿金；还有无数类似的例子。假如雇主们不是出于仁慈而发放这笔额外的工资，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他们为使工人做这些危险工作而被迫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换句话说，工资中的补偿金部分代表的是工人冒额外的生命危险工作而要求得到的赔偿。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我们就可以用分析工资与工作风险之间关系的方法来对统计学中的生命进行估价。例如，一种有2‰死亡危险的工作，其工资为5万美元，而与此类似的有3‰死亡危险的工作,其工资为52万美元，这就是说，必须发给每个工人2 000美元的补偿金来使他们冒1‰的死亡危险。如果有1 000名工人从事危险工作，他们就会总共得到200万美元的额外补偿金，但却面临额外的死亡危险，这就使统计学中的生命价值为200万美元。

　　以上例子说明了经济学家用来估算统计学意义上生命价值的基本方法，他们收集了千百万个工人的工资与工作风险情况，用来研究工人在二者之间的权衡情况。当然，除工作风险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工资，因此进行相关研究的人员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这些影响因素。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于1976年公布了第一项此类研究的结果。［15］他们发现统计学意义上生命的价值约为100万美元（以2002年美元计）。自1975年以来已有许多类似的研究，W·基普·维斯库西(WKip Viscusi)用十分详尽的数据分析了工资情况与工作风险，他的研究表明：统计学意义上生命的价值要达到500万美元［16］，其他研究中的这一数字有的竟达到了2 000万美元。如果给出了参与调查的工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并用5%的折扣率计算，那么500万美元的估价所计算出的每年生命的价值约为30万美元（如果我们使用更低的折扣率，这一价值将会相应减少）。其他研究对统计学中生命的估价在20万美元～30万美元之间。

　　一些批评家对以上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怀疑工人是否知道危险工作中风险的存在。而工人一定是知道他们工作的危险性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坚持索取更高的工资。许多工人对他们面临的危险都十分清楚，而联邦政府也对他们讲清了工作中潜在的危险。一些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对本行业如化学等有很深的了解，因而对自身工作的危险情况一定更加了解。

　　即使有许多工人不了解工作的危险性，也不能就此否定维斯库西关于统计学中生命价值为500万美元的研究结果。假设有工人完全低估了工作中的危险程度（也许认为别人正面临的危险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或者假设有工人低估了工作之间风险的差别，错误地认为多数工作的风险相同。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都有复杂的经济原理表明：统计学意义上生命的价值至少为500万美元。记住，一个现实的生命价值还要更高，不论你的看法如何，都有经济研究表明生命的价值的确非常高! 87 其他有关生命价值的证据

　　经济学家还研究了除工作风险之外的其他与风险有关的决定，如是否在一个污染严重的地区买房，是否没有安装烟雾探测仪，是否没系安全带，是否在路况不好时超速驾驶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冒生命危险所换来的经常是额外的金钱和时间（时间本身也有价值）。最近，在一项对以上研究的审核中，将统计学中生命的价值定为100万美元～600万美元之间［17］，而统计学中，一年生命的价值在10万美元～30万美元之间。

　　当然，研究购买意向的黄金尺度的制定，应该主要参考患者对医疗保险支出的情况。由于医疗保险的普及，我们已很少看到有患者完全靠自己支付医疗费了。然而，一项最新的研究却没有为购买意向提供直接依据。［18］这一研究发现低剂量的阿斯匹林治疗——一种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用来预防心脏病的主要疗法——其开支为每生命年15万美元。

　　这一研究令人吃惊的是15万美元这个数字与其他研究中的发现是如此吻合。批评家可以对一两个研究提出事后批评，认为消费者缺乏信息来源或者行为不理智。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呢？如果不是消费者缺少信息或不够理智，就是这种不理智行为中隐含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

　　当然，人们对统计学中生命价值平均定为15万美元左右的事实并不能说明这个数字对每个人都适用，我们每个人对健康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一年生命的价值对你来说也许会比15万美元多得多，或少得多。 88 你的生命价值是多少

　　投保人对生命定价有几个选择，其中疾病损失方法是最保守的一种计算方法，因为它忽略了生命的内在价值。使用疾病损失方法对生命估价因人而异，因为人们的收入各不相同。为了用美国联邦卫生局使用的方法来对你自己的生命进行估价，你需要算出打完折扣之后的一生收入的价值。

　　表8—3是对某个年龄在25～65岁之间,年收入为1万美元的人的生命价值的粗略计算。［19］如果你想得到生命中人力资本的价值，只需用你的年收入除以1万美元，再与表中的相应数字相乘即可。例如，如果你45岁，年收入为8万美元，那么你生命中人力资本的价值就是8乘以15万美元，即120万美元。表8—3你生命中人力资本的价值

　　你的年龄年收入中每10 000美元的生命价值65 $0 (假定你已退休)55 $85 00045 $150 00035 $190 00025 $225 000

　　购买意向调查反映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以年计算的生命价值，只要为一个调查对象定一个预期寿命，就可以将这些价值转化为对生命的购买意向的价值。你可以用你对中风问题的回答计算对自己生命的购买意向（当然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在表8—4的第2栏的适当位置填入你的依年龄调整的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将这一数字与第3栏中的数字相乘，并将计算结果填入第4栏，这就是你对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价值的估价，这一计算方法的前提是你的预期寿命为80岁。表8—4你对统计学中生命的购买意向

　　你的年龄你的依年龄调整的

　　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乘数系数你对一年生命的

　　估价75 465 1055 1445 1735 18

　　对依年龄调整的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的标准值为15万美元。对一个45岁的人来说，将这一数字转化为对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购买意向则为250万美元，你的计算结果与之相比如何？你是否对自己的生命比大多数人都看得更重呢？

　　关于生命的定价, 如维斯库西那样的市场调查约为购买意向调查结果的两倍。然而如果不仔细研究自己的实际购买行为，你是不可能决定自己在生命与金钱之间的权衡结果的。 89 质量调整生命年的价值

　　以上的研究方法要求调查对象考虑他们的购买意向，从而避免不可预见的死亡。而多数调查对象都身体健康，因此他们需要做的是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已公布的对一年生命的购买意向，就是一个衡量依质量调整的一年生命价值购买意向的很好的尺度。如果我们相信上述调查结果或是相信对劳动市场的研究结果的话，那么依质量调节一年生命的价值至少为15万美元，甚至是它的2倍。

　　如果将15万美元这个数字与前文提到的调查对象为免受一天病痛之苦而愿意支付的医疗费用的数字做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例如，我们还记得避免一天头痛的购买意向约为50美元，而头痛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得分为08，因此用50美元可以买到每天生命质量提高指数为08的健康状况。以年计算，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价值就是9万美元。

　　无论哪个研究数字是正确的，以上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重要结论：英国的国家临床评价委员会、澳大利亚的PBS、加拿大以及其他各国政府的投保人所制定的成本效果的限额实在太低了。英国国家临床评价委员会对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估价超过3万英镑（约合45万美元）的医疗措施拒绝付费。加拿大的法则是拒绝将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估价超过6万美元的治疗划入保险范围。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对生命的估价都比他们的政府愿意支付的费用高得多。 810 对莫蒂默先生的回答

　　吉姆·莫蒂默(Jim Mortimer)是中西部医疗保险商业集团的总裁，他发表言论说: 某些新的医疗技术并非物有所值，他的这种观点也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没人能够否认新的医疗技术的出现是医疗开支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也没人能够否认新的医疗技术使人们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并且生命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了确定医疗技术的开支是否超过了医疗效益，我们需要将医疗开支与健康放在一个普通的尺度上去衡量比较，于是我们可以使用那个尺度——为生命定价。

　　经济学家戴维·卡特勒(David Cutler)在与许多同事合作的一系列研究中，对莫蒂默先生的断言进行了检验。［20］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卡特勒与马克·麦克莱伦(Mark McClellan)共同对几项新的医疗技术的健康效益进行了衡量，并用金钱为这些效益定价，然后将这一价值与其他相关开支做比较。例如，他们发现新技术使治疗心脏病的费用出现上升趋势，自1984年以来平均增长了1万美元。而这些新技术也使心脏病患者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一年，用一个对一年生命价值的保守数字10万美元来估价，经折扣调整后，他们估计这些新技术创造了7万美元的效益。［21］用类似的方法，他们还发现医疗技术的进步还加剧了治疗体重超轻的新生儿费用的上涨，1950—1990年间增长了4万美元。而这些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却延长了12年，从而带来了24万美元的健康效益。根据以上情况以及卡特勒与麦克莱伦的许多其他的研究结果，医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它们的支出。

　　在一个具有更加远大的目标的研究中，卡特勒和伊丽莎白·理查森计算了一个正常人从出生到死亡预期能够享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数。［22］我们可以称它为“质量调整生命年预期”，因为它很像预期寿命，只不过改成了对生命质量的预期而已。以每质量调整生命年10万美元的价值计算，并经过折扣计算后，他们对正常美国人的质量调整生命年的预期确定了价值。我们对此简称为以美元计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DVQACY)。他们发现一个1970年出生的婴儿的DVQACY为235万美元, 而一个1990年出生的婴儿的DVQACY就增长到了约244万美元，中间增长了99万美元。与此相比，用于增加预期寿命的医疗开支仅增长了19万美元。即使导致DVQACY增加的一半原因都是由于医疗保险之外的原因（如生活方式等），但它的成本效益比率仍对我们十分有利。 811 底限

　　任何想严肃地证明医疗技术的效益与成本不相称的人都最终要为生命定价，无论这个批评者是不愿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雇主，还是一个不愿通过增加税收来应对新疗法开支的政府机构，他们最终都必须这样做。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迎接挑战来为生命定价，而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经济学家、保健服务的研究人员和负责公众健康的政府官员推出了多种方法。根据方法不同，得到的生命价值也不同，从不到2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不等，甚至差别更大。偏低的价值是根据忽略或减少了生命内在价值的方法计算的结果，然而调查和其他许多来自实际生活的证据都表明: 大多数人非常珍视自己的生命，并且对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估价很高。

　　虽然很多人喜欢抱怨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但任何一个对成本效益的合理分析都表明：我们的医疗开支是物有所值的，但并不是说国有与私营部门的投保人没有必要采取更好的方法，从而使医疗费用分配得更加合理。在第9章中，作者将介绍控制医疗保险开支的必要性，并讨论使用理性化配给方法的前景，从而保证我们的医疗开支物有所值。

　　注释

　　［1］Quoted in FJames,“Revised Payout Package Draws Ire,”Chicago Tribune 9 March 2002,p1.

　　［2］MGrossman,1972,“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22355.

　　［3］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reports quoted in MKondrake,2000,“Investing Billions in Health Research Can Save Trillions,”Roll Call 25 May 2000.

　　［4］For example,see D.Rice,1966,Estimating the Cost of Illness Health Economics ser no.6,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Public Health Service.

　　［5］These figures are taken from HVarmus,1997,“DiseaseSpecific Estimate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Illness and NIH Support,”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and updated for inflation.

　　［6］There are potential flaws in diseasespecific measures.See DKenkel,1994,“Cost of Illness Approach,”in GTolley,DKenkel,and RFabian,eds.,Valuing Health for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Varmus,ibid.

　　［8］For more details,see RFabian and G.Tolley,1994,“Issues in Questionnaire Design,”in Tolley et al.,Valuing Health for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See M.Brien,D.Kenkel,A.Kelly,and R.Fabian,1994,“Empirical Results from Household Personal Interviews,”in Tolley et al.,Valuing Health for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172.Copyright 199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0］In statistical parlance,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responses exceeded the means.

　　［11］This is loosely based on a question in R.Fabian et al.,“Design of Contingent Valuation Approaches to Serious Illness,”in Tolley,Kenkel,and Fabian.

　　［12］This is because(1)5 percent of patients will benefit from the programs,and (2),the benefit will last 2 years,on average,Multiplying together,this gives an expected benefit of 01 years.

　　［13］R.Hirth et al.,2000,“Willingness to Pay for a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Medical Decision Making 20(3):33242.

　　［14］J.Keegan,1976,The Face of Battle，New York:Penguin.

　　［15］R.Thaler and S.Rosen,1976,“The Value of Saving a Life:Evidence from the Labor Market,”in N.Terleckyz,ed.,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6］A good job of summarizing this literature appears in W.K.Viscusi,1992,Fatal Tradeoff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Hirth et al.,ibid.

　　［18］U.Ladabaum et al.,2001,“Aspirin as an Adjunct to Screening for Prevention of Sporadic Colorectal Cancer,”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35(9):76981.

　　［19］To make these calculations,I assume that earnings will increase 2 percent annually and that the retirement age is 65.As always in this chapter,I use a discount rate of 5 percent.

　　［20］Either individually,together,or with various other authors,they have published numerous studies.Perhaps their best known is D.Cutler and M.McClellan,2001,“I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edicine Worth It?”Health Affairs 20(5):1129.

　　［21］They also allow for future costs (recall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5).

　　［22］D.Cutler and L.Richardson,1999,“Your Money and Your Life:The Value of Health and What Affects It,”in A.Garber,ed.,Frontiers in Health Policy Research,Cambridge,MA:MIT Press,pp.9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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